翻译原文与译文怎么对齐

第三节　翻译的过程

翻译的过程是依据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完成作品翻译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又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程序和规则，它包含了很多复杂的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复合因素

一、作者的本意和译者的本意

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必须考虑的步骤就是在翻译的初始，译者心中要有明确的目的，确定翻译的方向。译者必须充分且全面地考虑翻译的成果是为谁服务，考虑翻译成果的可接受程度。同时，译者还必须考虑翻译过程传达的是原作者还是译者本人的意图。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主人公于连在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有一次在听到当地的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在市长面前夸夸其谈时，对虚伪的瓦尔诺产生极其厌恶的感情。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罗玉君在20世纪50年代是这样翻译的：

他忍不住私自咒骂道：“正直诚实的颂赞！人人都说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美德，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呀！自从他照管穷人的救济事业以后，他私人的产业，顿时增加了三倍之多，这是怎样公开的贪污，这是怎样卑鄙的荣耀啊！我敢打赌，他赚钱甚至赚到最悲惨的孤儿身上去了。对于这些可怜的无父母的小孩来说，他们的痛苦和牺牲，比旁的穷人还要多！啊，社会的蟊贼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

有研究者将这段话与原文相对照作了比较，发现原文中基本上没有“社会的蟊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这类带有强烈阶级色彩的词汇，这是译者从自己的主观意识出发在翻译中增加的主观成分。同样是这段话，翻译家郝运在20世纪80年代是这样重译的：

“对正直的颂扬是何等的动听啊！”他高声嚷道，“简直就像世上难有这个美德，然而对一个自从掌管穷人的财产以后，把自己的财产增加了两三倍的人，又是怎样的尊敬、怎样的奉承啊！我敢打赌说，他甚至连支供弃儿用的经费都要赚！而弃儿这种穷苦人的困难比别的穷苦人还要多得多。啊，这些恶魔！恶魔！……

不难看出两位翻译家对同一段文字的翻译产生的差别。这种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历史带来的差异。换句话说，这是对原作在理解上产生的历史的变化。关于这一点，当代美国解释学理论家赫施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件文本只能复现某个陈述者或作者的言语，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含义能离开它的创造者而存在。”“文本含义就是作者意指含义。”解释学的另一位重要理论家，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一个我们卷入其中却不能支配它的事件；它是一件落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从不空着手进入认识的境界，而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解释学的理解既包含了我们突然遭遇的陌生的世界，又包含了我们所拥有的那个熟悉的世界。”就翻译而言，译者又何尝不是带着信仰和期望，又何尝不是面对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呢？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译者又怎能不受影响而在译文中传递其“本意”呢！

再例如：翻译家苏曼殊在翻译雨果的小说《惨社会》（今译《悲惨世界》）时，开始几章尚能基本依照雨果的原著翻译，但愈往后面，不仅全部删去雨果的原著，还随心所欲地改变了情节的发展，甚至通过原著中的人物讲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话。故有论者认为《惨社会》是苏曼殊的创作，而不是翻译。可见，译者本意和作者本意常是一个交融的过程，译者稍不留神就会将自己的创作意图带入原作者的本意之中去。

进入20世纪，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家一反传统的解释学观点，宣称作者“本意”是不存在的，因而寻求作者“本意”也是毫无意义的，是徒劳的。他们认为：当作者创造了一件作品（文本）以后，这件作品就脱离了作者而独立存在。因此，阐释者不必再去与作者本人取得认同，而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探究文本自身所关注的问题上。

解释学的这种观点虽然并非就翻译而论，但可以被认为是解释翻译中某些现象和过程的比较贴切的理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确实不可能面对文本的作者，而只能依据文本本身提供的和相关的材料进行思考、诠释。译者面对作者的文本，虽然内容丰富、表意清楚，但毕竟如隔海观景，亦真亦幻。偶遇不明白处，若有虚无缥缈之感。然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总是殚精竭虑地要追求原文作者的本意。可以说，原文作者的本意是译作生存的根本。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总是通过原文文本与原文作者进行对话，通过这种在某种意义上的单向对话，来把握原作的创作意图和要传递的思想。当然，译者对原文本意的理解，是无法得到原作者的印证的。在翻译史上，很难有像法译本《浮士德》那样得到原作者歌德本人的认同和赞誉，认为是“比德文本原文还要好”，这是绝无仅有的。

不仅如此，歌德还认为，翻译是确保自己民族文化之花永不凋谢的重要工具。翻译不仅有交流、借鉴的作用，更有创造的功能。当他读到他的长诗《赫尔曼与窦绿苔》的拉丁文版时，他这样评价道：

我已经多年没有重读这部偏爱的诗作了，如今，我像在一面镜子中静静地观赏着它，我们都有过自己的经验，或近来通过光幻视，知道这面镜子具有显示魔力的本领。在这面镜子里，我看到了我的情感或我的诗歌在一种更为成熟的语言中得到了完全一致的传达……

歌德又是幸运的，有机会在另一面镜子中反观自己，欣赏自己，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德国翻译家施莱儿马赫，被认为是第一个把口译与笔译区分开来并对之进行界定的人。他曾这样认识翻译：“使外国作者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写作，译者不仅仅要自己看懂原文，还必须使原作者进入与译作的读者直接对话的范畴。”在翻译过程中，其实很多人都明白，译者确实应当克服自身因素的局限，抛弃自己熟悉的信仰和期望，进入原文文本那个“陌生的世界”，努力领悟原文作者的写作本意。但事实上，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根本无法避免地将自己熟悉的那个世界里的东西带进原文文本那个“陌生的世界”。例如，由英国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是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译作，但与其说他翻译了波斯诗人的诗，还不如说他通过模仿原诗格律创造了一种英语的新诗体。再比如：我国早期翻译家周桂笙在翻译法国作家鲍福的作品《毒蛇圈》时，竟根据自己对小说情节的理解，凭空加入一大段描写女主人公思念父亲的话。这样的现象在翻译中比比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伽达默尔所作的阐述中提到的，原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甚至原文文本的本意也是不存在的。原文的本意到底有没有？赫施认为，人们对文本的理解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但原文的文本本意即原始含义并未发生变化。他说：“发生变化的实际上并不是文本的含义，而是文本对作者来说的意义。”他进一步指出：“本文含义始终未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含义的意义。”

无疑，赫施的观点对于翻译是有积极意义的。一部文学作品，是作者思想的具体体现。在实现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作者的思想是动态的，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表现的内容也是随着创作的深入而变化的。但是，一旦文学作品创作结束，并以文本的形式得以具体体现，作品传递作者思想的意图就客观存在，并且相对独立地存在。这种存在，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作者思想的沉淀和凝固，完整保留了原作者创作阶段的原始思想和意图，这种思想和意图将成为一种历史的客观存在，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读者对于原文文本的理解可以是多向性的，他根据自己的文化认识对原文文本做出诠释。读者的这种诠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主观意识产生的作用。他的主观意识受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人从自身角色出发对原文文本意思进行理解，必然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然而，这种变化是因读者的变化而产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依赖于原文文本的意思，基本都围绕原文文本意思进行衍生，绝不会完全脱离原文文本的基本意思。如果按伽达默尔的观点，原文作者的意图根本不存在，原文文本意图亦无从谈起，那么，读者又基于什么来理解原文文本？又理解原文文本的什么呢？虽然原文文本的形式是相对独立的，是客观存在，但并不是说，原文文本的意义就独立于它的创作者而存在，甚至于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赫施又看到了原文文本所具有的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本含义的可复制性。他说：“词义具有可复制性特点，正是词义的这种可复制性，才使解释成为可能。试想，如果含义是不可复制的话，那么，它也就不会被人们各有所异地具体化，这样，它也就既不会被理解，也不会得到解释。从另一个角度看，含义又具有确定性特点，我们正是据此确定性，才说含义是可复制的。”

“可复制性”可以说是翻译解释中一个较中肯的词语。复制需要有对象，复制需要对象的相对固定。复制出的结果因复制者而异，但决不会出其被复制对象左右。

总之，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认识到维护原文文本本意的重要意义。决不可抛开作者本意和原文文本本意，对原作进行不着边际的创造。保持原作的风格和意思仍然是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二、翻译的一般程序

皮特·纽马克教授在其力作《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到两种翻译的程序。第一种，从第一段或第一章的第一句开始，一句一句地翻译，找到一种感觉和对内容的感受。然后，再回过头来，重新阅读其他的原文，再进行翻译；第二种，先通读原文两三遍，找准原文的意图、格调，做些记录，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开始翻译。

译者采用哪一种方法，皮特·纽马克认为这完全取决于译者的个人性情和直觉。这两种方法都既有优点，又有缺陷。第一种方法可能有利于忠实字面的意思。但通过一段或一章来寻找对原文风格的感受又有一定的危险性，且在初始耗时较多；第二种方法较机械，对原作的翻译分析所耗的时间和精力可能有悖译者的个性。也许，第一种方法适合于较简单的文本；第二种方法适合较难的文本。

在翻译过程中，首先是什么会对我们的意识产生作用呢？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它决定我们从什么入手开始工作。就这个问题而言，直觉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但是，又肯定渗透着理性的成分。从心理学上讲，直觉的反应是直观的，但同时又是综合的。直觉反应所产生的结果，是和译者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周围世界的认知相结合的，这种认知，就是理性形成的结果。在过去，就有人凭直觉进行翻译，无论什么作品，拿来就译，译后也说不出道理。但是，分析其译作，也并非就不可取。这并不是要印证没有系统学习翻译同样也可以从事翻译这种思想，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现象。其实，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理性又时刻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翻译过程中更多的是对翻译的理性思考，使得我们对翻译持严肃的态度。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的深入细致的思考和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翻译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的翻译程序。

根据我们对翻译的理解和实践，认为翻译程序应包括：

（1）筛选原文文本，制定翻译计划。

（2）通读原文一至两遍，了解原文作者和原文文本传递的意图，确定原文的风格（格调），做一些必要的记录；搜寻并熟悉相关的背景资料。

（3）试译一两段，了解和熟悉原文的语言特点，寻找对原文的感受和感觉，体会原文的风格和自己的译文风格的结合。

（4）着手翻译，解决翻译中的问题；形成基本准确的译稿。

（5）将译稿放置几天，同时思考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疑问和拿不准的地方。

（6）从语言上查对译文，从风格上润色译文，使译文中出现的某些词的翻译前后一致，使译文在风格上前后一致。

（7）将译文交由有经验的内行检查，并约请几名有代表性的读者提出阅读后的意见或建议。

（8）定稿。翻译过程并非是相对独立、循序渐进的过程。熟练的译者往往能数步并行，游刃其间，相得益彰。翻译的程序也并非是绝对的，常常因人而异。但是，无论怎样，译文总是要通过读者检验的。所以，依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有效翻译十分重要。

翻译过程中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尤其是文化的问题、词的问题。如果不谨慎对待，就容易犯低级的错误，容易犯想当然的错误。这不仅是因为东西方在语言体系上的迥异，更因为在文化上存在的较大差异所造成。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重点注意这样一些问题。翻译家周克希认为：好的译文，往往是改出来的，磨出来的。修改、打磨，使译文趋于完美，是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