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和怎么样保持或放弃使用哪种语言

谁、为什么和怎么样保持或放弃使用哪种语言

——论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¹⁾

李嵬　著　杨荣华　译

提　要：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而该领域的既有研究对理论模式的探讨相对较少。文章从社会和政策层面讨论了谁负责保持社区语言、保持哪一种社区语言、怎么保持以及为什么保持这种语言，提出了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研究需要一个综合理论模式，从描写“谁对谁什么时候说什么语言”过渡到批判地解释“谁、为什么和怎样保持或放弃哪一种语言”。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研究可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订提供实证依据。

关键词：语言保持　语言转移　社区语言　综合模式　语言规划

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它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订提供实证依据。50多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而对该领域理论模式的探讨却相对较少。费希曼（Fishman）（1991）认为，全面地解释（informed evaluation）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应当考虑到三个关键方面：讲话人的语言使用习惯、具体语言使用行为和社会文化变化过程。费希曼认为，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研究的大多数成果多着力于描述语言使用习惯，或“谁什么时候对谁说什么语言”，而很少关注社会文化变化过程。根据费希曼的观点，这“反映了一种更加精确的语言研究，这是因为语言和语言行为本质上具有较强的系统性”，而“整个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在分析方法上还完全没有达到这种精确度和系统性”（Fishman 1989）²⁵³。

不管你是否赞同费希曼的观点，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唯一一个“一致性分析模式”就是费希曼的旨在分析个体讲话人语言使用习惯的“域分析（domain analysis）”，而没有类似的模式可用于分析与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有关的社会文化变化过程。迄今的研究主要关心从阻止语言转移、支持语言保持的因素中分离出加快语言转移的因素，这有助于弄清什么因素引起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而这些研究较少论及各因素之间相对的重要性，以及个体讲话人和他所在的社区对社会上层压力反应如何。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方法，详细阐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过程，以及个体讲话人在日常互动过程中处理这些变化的方式。

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研究的综合模式需要比较、分析不同社区的社会语言习惯。既有文献中的比较研究主要有两个类型：大规模、多国家的比较；同一国家或地区中不同社区的比较或同一社区中不同代际和群体讲话人之间的比较。我们认为，后一种小规模比较比跨国的大规模比较更有用，因为在相同条件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群体（语言习惯）方面，它可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换句话说，我们应当从描写“谁对谁什么时候说什么语言”转移到更批判地解释“谁、为什么和怎样保持/放弃哪一种语言”。

一　谁？

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研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谁保持传统的社区语言和谁放弃它而使用其他语言。迄今的研究结果屡次发现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有与年龄相关的模式，换句话说，年长的讲话人倾向于比年轻的讲话人更好地保持传统的社区语言。年龄与语言使用模式相关，这给我们提供了某些具体社区中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最清晰的证据。而这是所有发现中最没意思的一个，因为它能告诉我们的只是所讨论的社区（community in questions）已改变它们的语言使用模式，却几乎没有论及与语言使用变化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和语言方面的原因。很多更详细的研究业已显示，同一年龄层的讲话人在语言使用行为上并非总是有相同的习惯。在各个语域可以很容易发现非典型讲话人和（语言使用的）非典型模式。如我们对英格兰东北部泰恩河畔（Tyneside）的广东话—英语双语社区的研究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非正常”讲话人，这些讲话人的语言选择模式与他们的同龄人差别甚大（Li Wei et al.1992；Li Wei 1994；Milroy＆Li Wei 1995）。我们根据个体讲话人的社会网络模式解释了这种明显的“非正常”现象。同样，鲍威尔斯（Pauwels）（1995；1997）研究表明，同一年龄组中的男性和女性常常表现出不同的语言选择模式。

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中的性别差异引导出我们的第二个问题：讲话人保持或放弃哪一种语言？

二　哪种语言？

实际上，讲话人保持或放弃哪一种语言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在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的既有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性别差异研究已有结论相反的发现：一些人认为，双语社区中的女性引导（社区）语言转移，当社区中两种可同时使用的语言之间有清晰的社会分层时，语言转移通常从少数族群语言（minority language）转向主流语言（majority language）；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少数族群社区（ethnic minority communities）中，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保持她们的民族语言。如果研究者能提供充分的所讨论社区里全面的社会语言信息，这些矛盾和含混的研究结论就可以很容易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在某些社区中，女性高水平的语言保持只是一个单语问题，也就是说，她们由于各种原因没能习得主流语言，这与女性是双语人并且仍然比男性更多地使用民族语言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但在其他社区，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女性是否保持或使用另一种语言替代传统的社区语言，而是她们实际上保持或放弃了哪种语言。

我们对英国纽卡斯尔市（Newcastle upon Tyne）的客家话家庭开展过一项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所有14个以客家话为第一语言的女性研究对象都习得了广东话——英国华人社区的通用语，并在社会互动中经常使用，但其中只有3人自称会说英语。以客家话为第一语言的9个男性研究对象中只有3人习得了广东话，但所有9人都会说英语。而且，我们研究的所有客家话家庭中的22个孩子都习得了广东话和英语，他们中有6人自称会说客家话。

这样的研究发现很自然地会引出“为什么？”这个问题。但在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研究中，我们通常忽略的，并在我们能够充分解释“为什么”时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一种语言是怎样取代另一种语言而成为社区的主导语言（dominant language）？不管各种社会语言压力多大，一种语言是怎样极力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

三　怎么样？

“怎么样”的问题可以从不同层面得到解决。在社会层面，我们可以考察如何通过立法和/或教育规定达到双语，特别有意思的是看如何区别对待不同语言。比如，在英国，并不是所有亚洲语言和社区经常使用的汉语方言都得到了制度上的支持。事实上，虽然在英国诸如以普通话等语言为本族语的讲话人人数很少，但是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考试和A-Level考试^[1]中只有乌尔都语（Urdu）、印地语（Hindi）、旁遮普语（Punjabi）、广东话和普通话，而没有其他语言。在社区层面，特殊语言的传承长期以来是一个利弊问题，有时也是一个冲突问题。就汉语社区而言，客家话在英国拥有第二大以其为本族语的讲话人人数，但在社区学校里从没正式教授过，而普通话作为一种（汉语）变体，为所有汉语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官方认可，与广东话一起传播。在英国，（专为）华裔儿童（开设）的补充教育学校（complementary school）^[2]约有300所，其中有230多所广东话学校也教授普通话，没有普通话学校教授广东话。

此外，“怎么样”的问题亦可从讲话人个人层面得到解决。讲话人怎样通过那些影响（自己）日常语言使用的习惯来解释社区内正在发生的社会文化变化？研究显示，不同讲话人和讲话人群体对待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的方式会带来语言的创新、语言结构变化和新的语言变体产生。

四　为什么？

没有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的研究一点也不解释语言保持和转移的原因。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研究者们都致力于去寻找（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中）（基本一致的）因果关系模式。研究表明，诸如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社会变化和政府的政策是一个群体放弃传统语言使用模式的主要因素。而正如库力克（Kulick）（1992）⁹所指出，提出宏观社会学上的变化是语言转移的一个原因，就是忽略了关键一步，即那些被认为有影响力的人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的。库力克认为，语言使用的转移是因个人和群体价值与目标的转移造成的。城市化或全球化带给人们的，就是引起他们改变自己对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或者态度，这种改变最终导致他们语言使用的变化。语言转移研究往往集中在考察这种变化的结果。而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怎么样通过放弃自己的语言去认同另一种语言来演绎他们的自我身份，这无疑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

这里我要提到“语言意识”这个概念。“语言意识”指的是人们对某种语言和普遍语言的认知、对一种语言能做什么和应当怎样使用语言的认知。埃尔文（Irvine）将“语言意识”界定为“关于社会、语言关系的观念文化系统及其所承载的道德和政治价值”（Irvine，1989）。乌尔弗莱姆（Wolfram）和希林埃斯提斯（Schilling-Estes）认为“语言意识”是“对于语言世界是什么样、应当怎样和必须怎样的根深蒂固、不容置疑的观念”（Wolfram＆Schilling-Estes，2006）。语言意识不仅对现实中的语言使用者，而且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都有意义。Lippi-Green（1997）在美国讨论了标准语意识，认为标准语意识是“对一种抽象的、理想化的、同质的语言的偏爱，这种抽象同质的语言由权威机构实施和保护，它有自己典范的书面语，但主要源自中上层中产阶级的口语”。现实中标准语意识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正备受热议的西班牙语移民。西班牙语移民使用族裔语言（heritage language）被认为是美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同时（政府）又鼓励美国中产阶级中的英语讲话人学习外语，包括西班牙语。珀密伦兹（Pomerantz）认为，在美国，语言意识的“作用就是在中上层中产阶级中的外语学习者中培养出西班牙语专家，这可作为职位晋升的一种途径，与此同时，他认为标准语意识是族裔语言学习者（即美国的拉丁裔）社会流动的一个障碍（Pomerantz，2002）²⁷⁵。

在汉语社区中，语言意识是一个重要问题。尽管事实上所谓的“方言”之间结构上存在差异，不能互懂，但公共话语强调存在着一个共同语。汉语语言意识还强调汉字的重要性、它的文化象征意义以及它的认知优势。中国国内外的所有学校花费大部分时间来教授汉字。

自费希曼1964年的开山之作问世以来，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已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一个核心话题。现在已有大量的文献记录了世界各地不同社区的语言资源。然而，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的分析方法仍明显停留在费希曼首创的方法上。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被看作是高水平、大规模社会发展的副产物，这低估了个体讲话人运用已有的语言和社会资源的能力，这些资源建构和再建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它包括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目标和价值。因此，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研究应当是“研究人们如何认知自己与他人、与社会变化的关系，这些认知如何通过语言被编码和调整”（Kulick，1992）⁹。鉴于此，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研究不应当只是一个描写领域，而更应当是一个可解释的，也是可批判的社会科学领域。

参考文献

Fishman J.1989.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Minority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Fishman J.1991.Reversing Language Shift.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Irvine J.1989.When Talk Isn’t Cheap：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American Ethnologist，16（2）：248 267.

Kulick D.1992.Language Shift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 Wei，Milroy L，Pong S C.1992.A Two-Step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Code-Switching and Language Choi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1）：63 85.

Li Wei.1994.Three Generations Two Languages One Family.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ippi-Green R.1997.English with an Accent：Language，Ideology，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London：Routledge.

Milroy L，Li Wei.1995.A social network approach to code-switching∥Milroy L，Muysken P.One Speaker Two Languag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36 157.

Pauwels A.1995.Linguistic Practices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among Bilingual Women and Men in Australia.Nordlyd（23）：21 50.

Pauwels A.1997.The role of gender in immigrant language maintenance in Australia∥Wolck W，De Houwer A.Recent Studies in Contact Linguistics：276 285.

Pomerantz A.2002.Language Ideolog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Identities：Spanish as a Resource for Participation in a Multilingual Marketplace.Multilingua，21（2）：275 302.

Wolfram W.Schilling-Estes N.2006.American English：Dialects and Variation.2nd ed.Oxford：Blackwell.

作者简介

李嵬，英国伦敦大学社会科学、历史和哲学学院副院长，伯克贝克学院应用语言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杨荣华，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注释】

(1)此文首次发表在《语言与社会的当前问题》（CURRENTISSUES IN LANGUAGE＆SOCIETY）（1997年第2期，第4卷，第148 152页）杂志上。这里作者作了细微改动，并增加了“语言意识”部分。本文提及的客家话家庭研究是由英国ESRC（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资助的一个研究项目的一部分（项目编号：R000 23 5869）。译者根据原文增写了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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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者注：GCSE的英文全称是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即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它是英国学生完成第一阶段中等或中学教育后重要的考试证书。完成该课程后，学生可以继续升读A Level课程、大学预科课程或其他同等课程。

[2]译者注：这里的补充教育学校（complementary school）通常也称中文学校，是英国华人为华人子弟提供学习汉语的机会而开设，学校通常在周末开设汉语课程。目前，英国有普通话学校和广东话学校，没有客家话学校。这些学校主要设立在大城市，受到当地教育机构非常有限的支持和帮助，大多数学校经费自给。一般由家长付学费，地方上的华裔商家提供奖助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