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国外文化语言学研究

国外文化语言学研究

时间:2022-04-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三节 国外文化语言学研究国外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要早于中国。此外,德国学者莱布尼兹用地名、河流名为依据,说明语言扩散和居民迁徙的关系,如今,这已是文化语言学研究者常用的方法了。可以这样说,历史比较语言学已经预示了文化语言学的必然诞生。

第三节 国外文化语言学研究

国外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要早于中国。其发展呈现出全面性、多样性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欧洲及一些发达的国家,例如中世纪的欧洲、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欧美苏日等都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 古印度、希腊和罗马的研究

国外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古印度时期。用梵语写成的古印度经典《吠陀》,到公元前5世纪时,已与当时的口语严重脱节,为了传播教义、解释经典,古印度人建立了语言学。他们认为经文的宗教职能是要凭借完美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他们选用一字一音加重语气的语言形式来强调《吠陀》的语调重音。在古印度时期,他们就意识到了语言在传递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从哲学角度研究并试图解释例如事物与名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问题,表现出了他们对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兴趣。在柏拉图(Plato)的《对话录》中,其中有一篇对话是专门探讨语言问题的,这篇对话就是《克拉底洛篇》。这篇对话主要讨论了名与物的关系问题:名与物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天然的,还是必然的、人为规定的?一个词的意义与它的形式之间到底有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由此形成了两派,一派以赫尔摩根(Hermo⁃genes)为代表主张约定论,他认为事物的名称是由人为规定的,是惯例的原因,只要语言使用者达成共识,事物的名称是可以改变的,用任何词都可以。另一派的代表克拉底洛(Cratylus)则主张本质论,他认为事物的名称是出于自然的,是因其性质而产生的,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接受。这场争鸣表明了语言在人类的最早和极其重要的文化行为即命名活动中的作用。

古罗马的瓦罗(Varro)在《论拉丁语》一书中指出,语言词汇的分化在重要的文化领域更为明显。瓦罗认为,除了大多数人的习惯用法确定的形式外,还有一种个人变体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明显表现在诗歌用语中。

二 中世纪欧洲、阿拉伯的研究

欧洲的中世纪是长达千年之久的政治上的黑暗时期,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也不像古希腊、罗马时期那样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作为天主教堂用语和学术研究用语的拉丁语,被认为是培养人们思维能力的语言,这就导致了当时的人们用逻辑标准来衡量语法的正确性,并因此产生了思辩语法。这种语法理论认为,不同语言在意义上都是相同的,它们的区别只在于语音外壳,思辩语法认识到人类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但没有意识到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这一时期,宗教的势力十分强大,教会要求各地的传教士学习所在教区的语言或方言以传教,因此,他们一方面搜集具有相同与不同文化传统的各种语言材料,试图通过语言间的比较和分类,最终实现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语言间的交流与沟通;另一方面,教会学者还企图寻找反映共同文化的原始语,并且判定希伯来语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语言。

三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研究

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线,这一时期,人们逐渐摆脱了只重视拉丁语这一传统的束缚,开始转向对欧洲语言进行研究。例如,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曾提倡研究罗曼诸语言来对抗书面拉丁语,他自己也通过用意大利语地域变体写成的论著,使佛罗伦萨方言确立为意大利的文学语言,进而成为官方语言,满足了意大利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有些学者还萌发了改进甚至创造语言来适应时代需要的想法,例如,英国哲学家培根(Bacon)提出集中已有的语言精华来创造理想语言的观点。法国哲学家卢梭(Rousseau)讨论了人类语言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他认为语言起源于摹仿性的手势以及自然叫喊,咏唱是最早的文学形式,这点与同时期我国学者阮元的看法不谋而合。1764年,普鲁士科学院还就语言起源方面的问题征文并评奖,获奖者是德国哲学家赫尔德(Herder),他认为:语言和思维相互依存,所以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大众文化只能通过它们各自的语言才能正确地理解并加以研究。此外,德国学者莱布尼兹(Leibniz)用地名、河流名为依据,说明语言扩散和居民迁徙的关系,如今,这已是文化语言学研究者常用的方法了。

四 19世纪欧洲研究

19世纪是国外语言和文化关系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

(一)格林(Greene):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

这一时期,德国语言学家格林把赫尔德有关各民族语言的个性及其与民族文化的密切联系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为“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他认为语言间的差别不单因为语音的不同,还涉及说话人对所处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所以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实际上是生活在某种程度不同的世界中,具有不同的思想体系。历史比较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Rask)指出要了解一个民族的起源及其在远古时代的亲缘关系,语言是最重要的工具。可以这样说,历史比较语言学已经预示了文化语言学的必然诞生。

(二)洪堡特: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从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来论述语言的民族性。他认为,要真正认识语言的本质,必须从多种多样的个性因素上升到民族性的高度,不了解一种语言的民族性,就无法认识各种个性化语言要素的真实特质,也就无法认识到这些个性化要素之间的联系。因为,“属于同一个民族的所有个人保持着民族同形性,这种民族同形性把每一具体的认识倾向与其他民族的类似的认识倾向区别开来。从这样的民族同形性之中,从每一语言所特有的内在动力之中,便形成了语言的个性。”语言事实也证明,“有些精神创造绝非源自个人,再由个人传递给其他的人,而是导源于所有个人同时进行的自主的活动。”总之,“语言无时无刻不具备民族的形式,民族才是语言真正的和直接的创造者。”[43]

(三)阿斯科里(Ascoli):语言底层说

意大利语言学家阿斯科里提出语言底层说。他指出,当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人被撒克逊人征服后,凯尔特语就成了底层语言。凯尔特人虽然使用英语,但仍然保留了原有语言中的许多传统的东西,甚至在使用新语言的词汇时,仍然保留着原语言的重音和发音方法。他注意到的这种特殊情况下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为通过底层语言观察底层文化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为了不同语言间的人们能够相互交流、传递文化,波兰医生柴门霍夫(Zamenhof)于1887年创制了世界语(Esperanto)。所有这类通用语的创制,都标志着人们对于不同语言间进行文化交流的渴望,表明了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作用,被人们所广泛的接受,并日益得到广大语言学家的重视。

五 20世纪欧美苏日的研究

20世纪初,语言与文化关系这一课题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众多的语言学家都把他们的目光投射到这个领域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共时和历时的体系,语言史和文化史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他指出民族的风俗习惯,常反映在语言里,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正是语言。索绪尔认为可以从语言推定人的文化行为的产生过程,但反对将某一民族的文化水平同他们语言的语法特点混为一谈。索绪尔的学生,法国语言学家梅耶(Meillet)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语言。“一种语言要能代表一种有文化权威的文化才能扩充,甚至语言的扩充完全依赖一种文化的权威。”[44]他还十分注重词义与社会因素的关系,并指出语音的变化源于说话人的心理机制。美国语言学家鲍阿斯(Boas)致力于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和社会,并创立了人类语言学,他在《种族、语言与文化》中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所受的文化影响。此后,美国语言学家对于语言与文化的研究,继续广泛而深入地发展着。

(一)萨丕尔、沃尔夫:“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虽然语言具有生物性和物理性,但其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和人文性。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科学,每一种语言都是整个文化的一个方面,强调把语言现象放到文化环境中处理,把语言放到社会环境中研究的必要性。“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承认语言是在人的心灵或‘精神’结构中充分形成的功能系统。我们不能把语言当作只是一件心理——物理的事来给它下定义,虽然这心理——物理基础是很必须的,否则语言不能在人身上发生作用。”他还指出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方面,二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思维决定于语言。“思维只不过是脱去了外衣的语言。”[45]他在《语言学作为科学的地位》中指出,人并不是独自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像平常理解的那样独自生活在社会之中,而是受着已经成为社会交际工具的那种语言的支配。认为自己可以不使用语言就能适应现实情况,认为语言是解决交际中具体问题或思考问题时偶然使用的工具,那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所谓的客观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建筑在社团的语言习惯上。没有任何两种语言十分相似,可以认为它们表达同样的社会现实。不同社会的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而且不仅仅是名称不同。

萨丕尔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学生沃尔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类集体的语言习惯基础上的思想,形成了语言决定论;思维相对于语言,思维模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思想,形成了语言相对论。这种观点后来被人们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种假说认为,说话人的语言通过与语言系统中可能存在的语法范畴和语义类别,决定说话人的世界观;而语言系统是说话人同他的本族文化以其传承下来的,语言即文化。

(二)马林诺夫斯基(M alinowski):语言是一个社会过程

波兰裔英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调查非洲语言的过程中发现,要研究一种语言,必须与调查它的社会文化结合起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社会过程,“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并非仅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和信号”。人的“语言知识成熟就等于他在社会及文化中地位的成熟。于是,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46]他认为要根据一定的文化来分析词的功能。

(三)魏斯格贝尔(W eisgerber):“母语中间世界”学说

德国语言学家魏斯格贝尔对语言的民族性有高度的评价,他认为从群体来说,语言是一个人群体的文化财富和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从个体来说,一个孩子从出生之日起就进入了民族语言流,他的母语决定了其一生的语言行为和精神格局。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语言不单单是简单的交际工具,语言的这种文化和精神内涵,使语言与语言之间在结构上的差异具有巨大的文化学、美学和哲学意义。每一种语言都可以视为人类认识世界和观察世界的一种手段,语言的本质不是交际工具,语言只有在它作为精神的中间世界,作为把世界转变为精神财富力量的意义上才是“工具”。这种“工具”,实际上是人认识世界的一种必然的中介,它积极地规范了人的认识形式,具有本体论的性质。他还把语言视为精神中间世界,视为认识的必然中介,他的语言研究重视认识和把握语言的精神构造,即语言的内部结构。他确立的语言范畴,例如句型、词义和词缀,都以语义为依据,他把这种研究称为超越“形态相关”的“内容相关”研究,深入探究语言的语义结构。魏斯格贝尔说:“语言学家从这样一个原理出发来确定语言最重要、最本质的功能:语言之所以是精神的构成力量,是因为它从现象世界和人的精神的前提中形成思维的中间世界,在这一中间世界的精神“现实”中反映出人的有意识的活动。”[47]

(四)伽达默尔(Gadamer):语言是人与世界的本质联系

伽达默尔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即人通过语言而有了一种对世界的看法、态度和观点。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也就有各种各样的世界观。每一种世界观中都蕴涵了世界自身的存在,世界在不同的语言中具有语言上的细微差别。由于各种语言世界观都只是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所以它们之间是相对的。我们通过学习另一种语言,可以克服我们以前世界经验的局限,这表明了我们的世界经验的语言性是第一性。语言不创造世界,但它揭示了我们的世界,语言是我们遭遇世界的方式,是我们与世界的根本纽带,是我们与世界的本质联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