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起源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

有关汉字的起源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汉字如何产生，二是汉字产生于什么时代什么区域。关于这些问题，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人探讨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原始遗址陶器刻符等的陆续发现以及某些学者对一些发展较迟的少数民族原始记事法的留意，汉字起源问题又成为文字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两千多年来人们对汉字起源提出过许多不同的推测。

一、结绳说

结绳是原始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记事方法。人类在没有发明文字或文字使用尚不普遍时，常用在绳索或类似物件上打结的方法记录数字，表达某种意思，用以传达信息，处理事件。中国自古就有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易经·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文解字·叙》：“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周易正义》引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表明中国上古在无文字的时代确实有过结绳记事的传统。

后世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也有结绳的记录。宋代朱熹曾说：“结绳，今溪洞诸蛮尤有此俗。”严如煌《苗疆风俗考》云：“苗民不知文字，性善记，惧有忘，则结于绳。”解放前，云南哈尼族人、独龙族人、台湾高山族人也有结绳记事的实例可考。如1955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载《少数民族文字的进一步发展》一文里说：“我国少数民族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从最原始的结绳到比较进步的拼音文字。高山族人民用结绳的方法记事或表示爱情。人们在绳上先打两个结，再打三个结，又打五个结，这就表示先借两元，又借三元，再后借五元。还钱的时候，仍然按数解结。一个青年用一样长的两条绳子各打两个结，把两条绳子的末端合打成一个结，赠给自己心爱的姑娘，这就表示求婚。”

1962年，李家瑞在《云南几个民族记事和表意的方法》里面说：“傈僳族(碧江三区)有一个叔父带养侄儿子时，用麻绳涂了墨，供给侄子一月，就结上一个结，因侄子已参加工作，他的叔父拿出这根绳子，表示他供养侄儿四年多了。”又说，“哈尼族(红河元阳)买卖田地时，用单股麻线打结，标志田价银子。每结代表一两银子，结与结之间距离相等，即是单位相同。如最后距离只有一半，即代表半两。这种打结麻线，买卖时要制同样的两根，买卖双方各执一根。”

另外，云南独龙族也有结绳记事的事例：朋友约会，先在一根绳子上打若干结，每过一天解开一结，结子解完便知道相会的日期到了。……可见中国从中古至近现代很多民族都还保留过结绳记事的遗俗。

对于结绳说，我们一般认为，从史料和遗俗看，结绳只是用来帮助记忆、作契约凭证、传递信息，起记事符号的作用，它只是在个人或某些人之间为了某种记忆或行为而确定的记号，它既没有社会意义，也不是以语言的语音单位为基础的，没有和语言中固定的词联系起来，不能像文字那样起记录语言和传播语言的作用，所以它不可能是文字，也不可能演变成文字，与汉字的起源无关。因为不论它用一根绳子打结，还是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表示和记录数字或方位的一些简单的概念，是一种表意形式。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字产生前的一个孕育阶段，但它不能演变成文字，更不能看做是文字的产生。当然，作为一种文化产物，结绳对人们的造字活动也不是毫无影响的，汉字体系中就有个别汉字采用结绳形象来构字，例如商代甲骨文中“孫(孙)”和“後(后)”。但绝不能由此得出整个汉字体系都起源于结绳的结论。

二、书契说(刻契说)

刻契是古人在结绳以后，新发现的一种帮助记忆的实物，多作为契约用，比结绳记事方法进步多了。“契”是在木条上或竹条上刻有锯齿，用来记数。《释名》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契字初作彡，像刻契划的三划，也作丰，像刻契全形；后加义符“刀”作“契”后又加木旁作“契架”。最后改“木”为“大”(人)成为“契|”。郑玄注《系辞》说：“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又在《周礼质人》注里说：“书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列子说符篇》说：“宋人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所说的“齿”，就是质契上所刻的齿痕。

地下出土的遗物，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的刻纹鹿角杖，证实在史前原始人就能契刻线条简单、构成比较定型的记号；甘肃西宁县仰韶遗址出土的侧边刻有齿形缺痕的长方形骨板，证明由随意刻画而发展而成的符号，可以记事。文献的记载和地下出土的秦汉简牍表明，先秦和秦汉的简牍时代里，社会上曾实行过一种刻齿计数的方法，随着纸张取代简牍，这套计数的方法便失传了。另外，在少数民族中也有使用刻契记事的习俗。

对于书契说，我们认为，木契上的齿缺合线条符号，固然能起帮助记忆，传递某种信息，作契约凭证等记事作用。但由于它没有跟语言中的某个词比较固定地结合起来时，是有义无音的，所以还不能算作文字，而只是一种记事的符号。契刻不是文字，只有契刻的双方才明白其中的含义，与语言中固定的词没有联系。

当然，这些符号是原始汉字的源头之一，它们中相当一部分被借来做了指事字。例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和“入”、“上”、“下”等。

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提出，汉字的起源有象形和指事两个系统，“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画先于图画”。郭沫若承认图画是汉字的主要源头，但认为由随意刻画而形成的指事系统“应该在图形系统(即象形)之前，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物象而要想象，那还需要有一段发展的过程。随意刻画却是比较容易的。”这一说法与我们一般认同的“象形先于指事”的观点相悖。

三、八卦说

八卦是古代筮占的符号，即上古筮人用以取象衍说吉凶的符号。共有八种，其卦形和卦名如下：

“—”为阳爻，“－－”为阴爻。每三爻合成一卦，可得八卦，两卦(六爻)

相重则得六十四卦，称为别卦。爻含有交错和变化之意。古时候没有字，一些自然界的现象，也用八卦来表现。

把八卦当作汉字的起源，一是宋代的郑樵。二是近人刘师培。刘师培曾说：

“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矣。”我们一般认为，刘说不可信。八卦的卦爻与数有关，但是八卦只不过是三个奇数或偶数的排列符号，是原始社会数占法的一种记事符号，从其来源和用途可知，它不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与汉字的起源无关。现在已发现的商周甲骨、铜器上的八卦(包括重卦)，都是由记数符号构成，则是明显的证明。

八卦与汉字的起源无关，但八卦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在个别与原始筮占术有关的汉字上留下痕迹。如“爻”、“学”和“教”等字。但个别汉字的起源与整个文字体系的起源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

总之，卦爻符号是有限的，无论八卦，八八六十四卦都难以演化出成百上千的原始汉字。绝大多数汉字的形体特征，与八卦符号并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八卦是一个符号系统，文字也是符号系统，这大概就是二者的相似之处。

四、仓颉造字说

战国两汉时代，普遍流传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都有“仓颉作书”的说法。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意思是，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迹的纹理知为鸟，看到兽迹的纹理知为兽，由此得象形文字的启发，创造了书写和契刻的文字。

这一传说到汉代，仓颉造字被极力地神话化，如：

《论衡·骨相》：“仓颉四目。”《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夜鬼哭”。

古人对造字之事又附了两件传说，一是天雨粟：因为古人以农为生，而仓颉要造字给大家用，所以没时间种田，没种田岂不饿死?但仓颉造字之功甚巨，让此等伟人饿死，实无天理，所以老天感动怜悯，特别降下谷雨，免得仓颉饿死。另一事是夜鬼哭：古人认为鬼白天休息，活跃于夜，每到晚上就出来吓人，现在有了字，人们可以用文字记录鬼吓人的恶行恶状，然后上告天庭，所以鬼到晚上不能吓人，只能躲着哭。

仓颉作书的传说透露出了两条文化信息：

1.汉字的起源时代是黄帝时代。

2.在将原始记事符号收集、整理加工成文字系统的过程中，史官也就是巫师集团，曾经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创与仓，契与颉，从古音看音近，仓颉也许就是“创契”的意思。由此说明原始汉字很可能是由巫史创造的。

对于仓颉造字说，我们一般认为，这是一种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因为文字不可能是一个人创造的，而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创造积累的，是社会成员共同的交际工具。汉字是汉族祖先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是汉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但凡是较有系统的文字总是要经过一定的专业人士的整理，然后由一定的群体力量来推广应用，才能成为社会的一种交际工具。传说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所以不能排除在上古时代有仓颉那样的一位与文字打交道的史官，对汉字体系的初步形成作出过特殊的贡献。正如《荀子.解蔽篇》中记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五、图画说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主张“文字的起源是图画”。《中国文字学》：“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总之，唐兰认为汉字起源于图画。然而图画发挥文字的作用，转变成文字，只有在“有了较普通、较广泛的语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只有在这时，有人画了一只虎，大家见了叫它为“虎”；画了一头象，大家见了叫它为“象”。久而久之，大家约定俗成，类似于上面说的“虎”和“象”这样的图画，就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间而用之了。

持文字起源于原始图画的人一般都认为，文字的起源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图画阶段，第二阶段是文字画或图画文字阶段，第三阶段才是真正的文字阶段。

裘锡圭先生在《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推测，汉字的形成与原始族徽符号的盛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远在文字产生以前，原始人已经普遍有了刻画族徽的习俗，只要族徽符号还没有纳入成句的书面语言中，就还不能说它已经成为文字，但是由于它在原始社会中的普遍性和音义的明确性，它在文字起源的过程中必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商周朝代的族徽符号，虽有很多单独孤立地出现在器物上，但也有不少出现在成句成段的铭辞中，因而可以肯定商周遗物上的族徽符号，都已具有文字的性质。显然裘先生认为“用象形符号表示族名，很可能是表意字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很有卓见的推测。

在甘肃、陕西、河南等地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的遗物中，已发现大量原始人创作的绘画，其时代大约距今六七千年。与图画很相似的文字，大量出现于商周青铜器上，有时也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特别是作为汉字基础字的象形字，从其字形上可看出图画是汉字产生的先导。

但图画和文字是有本质区别的：图画记录的是事件或人物，它不直接用于记录语言而可以构成语言的单词，其含义纯粹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不和语言一一对应，互相结合。至于文字，尽管它起初可能与图画很相似，可是其含义是通过读音来表达的。因此图画除了有形，还要有固定的音和义时，才算演变成了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