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语”与汉语文化词语的异化翻译

5.5　“中国英语”与汉语文化词语的异化翻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英语热”在中国一浪高过一浪。随着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经济的崛起，21世纪东西方的语言文化交流将成为世界经济文化活动的一大主流。在中国，英语是作为外语来学习并作为对外交流的媒介来运用的国际语言，加之受汉语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因此中国人必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使用英语。此外，用英语来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中国特色。对这种有汉文化色彩的英语，有的学者称之为“中国英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使这样的“中国英语”的影响日渐扩大并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可以说，“中国英语”在中国人与外国人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文化语境的变化，正改变着人们对“中国英语”固有的历史偏见，“中国英语”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汉译外中的异化与归化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

5.5.1　“中国英语”的概念

人们曾用“Chinglish”或“Chinese English”戏称中国人早先所讲的不符合英语规范的“洋泾浜”英语。三十年前，葛传椝先生(1980)首次把“中国英语”作为一个严肃的概念提出，并把“Chinese English”和“China English”区别开来。葛先生认为，China English主要是指英语中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词汇，诸如“八股文”(eight－legged essay)、“四个现代化”(fourmodernizations)、“秀才”(Xiucai)等。后来，汪榕培先生(1991)断然肯定“中国英语是一种客观存在”，明确提出对“中国英语”应该大胆接受，因为它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方面都存在社会文化基础，是不可避免的语言文化现象。1993年，李文中发表了《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一文，将“中国英语”定义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李文中，1993)可见，李先生把“中国英语”的范围扩大到了句法结构和语篇层次上，也区别了“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并强调“中国英语”不像中式英语那样受汉语干扰。对此，谢之君(1995)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都存在汉语干扰，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张培成(1995)与此同时也提出了类似看法，认为“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只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现形式而已，而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把变异看做中国英语或是中国式英语也只不过是我们看问题角度不同的结果罢了。”杜争鸣(1998)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找“中国英语”、洋泾浜式的混合语和过渡语的异同。三者虽然都用来指不同的英语变体，但又都有着相似之处，即都存在汉语的影响，具有不同程度的中国式的语言思维模式特点，是英语同中国结合的产物。可见，人们对“中国英语”的性质、界定及表现形式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同时又都说明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主要用来表达中国特有事物、被有的学者称之为“中国英语”的语言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逐渐得到了英语文化的认可。“中国英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作为文化的最重要载体，“中国英语”受到汉语的某些干扰是自然的，并且这种有中国特色的英语也渐渐获得了英语本族语言的认可和接受(陈林汉，1996)。笔者认为，鉴于人们对“中国英语”的整体认识还相当模糊，并且“中国英语”作为区域性英语变体的身份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确认，我们现在暂时没必要过分纠缠于“中国英语”的概念层次的讨论，也无须太多关注“中国英语”、中国式英语、洋泾浜英语和过渡语的异同。最值得人们着重关注的应该是对“中国英语”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肯定其不可替代的交际价值，探索其理论及使用范围，使它更好地服务于跨文化交际目的。我们赞同目前仅宜在词汇层面上探究“中国英语”问题的观点，因为在语音、句法及篇章等层面上强调“中国英语”的特质尚无社会文化基础和接受的空间且对中国英语教学也会带来不良影响。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中国英语”词汇层面上的汉语文化词语异化翻译问题。

5.5.2　“中国英语”中的汉语文化词语的异化翻译

“中国英语”在词汇层面上突出地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因为语言中的词汇最为直接地反映着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和发展变化，各地各民族都有着不同于他人的事物需要表达，形成区域性英语词汇不可避免。这种词汇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反映各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词语，即蕴涵社会文化意义的词语。汉语文化词语是中国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其英译形式构成了“中国英语”中特有的词语。

由于通信、交通和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往日趋紧密和频繁，当今世界的发展已呈现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生活在这个地球村的成员们不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逐渐相互影响，在文化领域更是呈现出融合汇通的趋势。此文化全球化的大语境扩大了“中国英语”的接受空间，为汉语文化词语的英译提供了更高的自由度，增加其异化翻译的可接受性。此外，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和国际影响的日趋扩大终将成为西方人尊重汉文化习俗、接受汉文化观念的内在动力。由于翻译本质上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文化交流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异化翻译趋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成为全球化时代汉语文化词语翻译的基本策略。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它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其更重要的是文化之间的转换，这一点已成为当今中国翻译界的共识。翻译既然与文化密切相关，就很自然地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怎样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有较大差异的文本。对于这一问题，翻译界内部产生了分歧，主要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异化与归化。异化是指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归化则指在翻译法上恪守本族文化的语言传统，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前者主要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译入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学术界对这两种翻译策略或方法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结果表明，这两种矛盾的策略各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不同的译本在译入语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二者并不完全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的。在中外翻译史上，无任何纯粹采用归化或异化翻译的作品，只是存在主次之分。实际上，任何矛盾的两个方面都有主次之分，异化与归化也不例外。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要达到此跨文化交际目的，无疑要走异化的途径，因而异化也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归化作为解决语言障碍的“折中”手段，也就成了矛盾的次要方面。(孙致礼，2001)这也是采用异化手段作为汉语文化词汇翻译的基本策略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于翻译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促进文化交流，通过这种交流使人们对互相间的民族文化有所了解，不同的文化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理应是平等的。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特质，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替代另一种文化本身的功能。(顾嘉祖，2000:81～82)平等相待意味着互相尊重。那种仅从译入语文化出发，置源语文化的实际于不顾，一味迎合译入语读者的接受方便，以致用译入语文化的价值观强行归化源语文化的做法，是一种不尊重源语文化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不尊重译入语读者的行为。这种过度归化的译法掩盖了原文的文化与艺术事实，是对译文读者的蒙骗。(王东风，2000a:253)例如:《红楼梦》中刘姥姥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由Hawkes译为“Man proposes，God disposes”。这一过度归化的译文掩盖了刘姥姥佛教徒的文化身份，易使英语本族语读者似乎认为刘姥姥是一位基督教徒，而产生文化误读。杨宪益夫妇用异化法把该句中的文化词汇“天”译为“Heaven”，较完整地传达了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同理，过度的异化，即不顾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及译文读者的需要和接受能力，一味追求跟原文的形式对应，结果导致译文晦涩难懂的做法，也是一种不尊重译入语文化的行为。严格说来，这种译法不能算是我们所说的异化翻译，而只能称作流于表象的“伪异化”翻译。例如:“挥金如土”就不应异化翻译为“spend money like dirt”，因为这里的形象词语“土”并不传达多少中国文化信息，完全可以套用英语中的形象词“water”。再如，“吃醋”一词若不是出现在专门介绍中国成语典籍的情况下，是没必要采用异化策略直译为“drink vinegar”的，因为仅从字面上来看，不谙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很难把它与“产生嫉妒情绪(多指在男女关系上)”联系起来。所以，为了保证交际的有效性和效率，一般意译为“be jealous(in love affairs)”。

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中，我们虽然主张文化的平等对话，但实际上存在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入侵”的问题。从19世纪初算起，汉英两种语言文化的接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那时中国在许多方面与欧美相比均处于落后的地位。中国从国外引进的著作和思想远远多于输出的，而翻译外国的著作和资料也比对外翻译的著作和资料多。中西两种文化在相互融合过程中彼此吸收了对方的文化，丰富了自身的语言表达。“但客观上，汉语受英语的影响远远大于汉语对英语的影响”(黄金祺，1988:39～47)。仅以词汇为例，大量来自于英语国家的词语，像“EQ”、“APEC”、“VIP”等近年来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和日常生活中，现代生活中常见的“卡拉OK”、“T恤”、“CT扫描”、“泡Bar”等也深深地烙上了英语渗透的印迹。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并接受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同时，我们决不能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也不能容忍英美文化主宰世界。在全球化的文化大潮流中，肩负着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双重任务的译者，不仅要向本国读者介绍外域的语言文化，丰富本国的文化内容，而且还要把本民族的文化推向世界，弘扬本国的文化。因此，在汉英翻译过程中自然要以原文的语言文化即中国文化为主要归宿，即采用异化手段为基本翻译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实践中语言的异化，必须注意度的把握。(徐丹，2000)汉语文化词语的异化翻译也不例外，适度异化是翻译成功的关键之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自始至终不仅面临着异化与归化的选择，而且还面临着“度”的把握。通过选择，在接近作者和接近读者之间找到一个“融会点”，即“度”。换言之，异化时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归化时不改变原文的文化身份。由于汉语文化词汇往往蕴涵着一定的中国文化信息，所以翻译时我们主张应力求最大限度地异化，尽量保留中国文化色彩。从中西文化交流史来看，翻译中异化的东西要经历一个“排斥—接受—融合”的过程。“异质”的语言精华将逐渐被同化吸收，而不符合社会历史条件和语言发展需要的东西则会逐渐被淘汰。如汉语文化词语“纸老虎”的英译“paper tiger”在经历了一场与“scare crow”的抗争之后，才得到了西方社会的广泛认可。再如，承载当代中国文化内涵的“关系”一词，其异化翻译形式“guanxi”也逐渐取代“relationship”而频繁出现于英美报刊，逐渐赢得英美人士的认可。应该强调的是，汉语文化词语翻译中的过度异化也应视为一种不尊重译入语文化和译文读者的行为。如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发展，西方人对中国龙文化会逐渐熟悉起来，并在“dragon”和“龙”的文化含义之间建立起关联，从而在潜意识中对“dragon”一词植入中国“龙”的含义。但这种趋势能否促成英语国家广大读者最终接受中国龙文化，目前尚难观测，前景不容乐观(左飙，2000:196)。因此，不可不顾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和译文读者的排斥心理，不宜把所有含有“龙”的汉语文化词语都千篇一律地异化英译为带有“dragon”的词语。笔者认为，至少目前还不宜不加解释或附注，硬将“望子成龙”译为“to long to see one's child become a dragon”，将“龙袍”译为“dragon robe”等。

众多学者在对“中国英语”的研究中得出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结论，并对其积极作用予以“肯定”，这可以成为汉语文化词语异化翻译的主要依据之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中西文化不断相互融合，英汉两种语言不断地相互渗透，英汉语言文化间的距离逐渐缩短，汉语语境与英语语境中相似的成分不断增加，从而增加了语言包括文化词汇的可译性和异化翻译可能性。然而，各民族语言文化间的差异构成了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之一，也给翻译带来了挑战。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我们认为汉语文化词语翻译的基本策略应当是异化，但异化必须适度。异化的语言在标准英语的基础上夹带中国特点，不仅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弥补汉语在世界范围影响较弱的缺憾，同时对英语的发展也是一大贡献，丰富了英语的内容和表达方式。

本章小结

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基本要素，是一种语言系统形成、生存与发展的支柱。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如何克服障碍取得文化对等就成了翻译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实践证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找到能为译入语读者接受的文化对等的翻译方法。通过各种必要的变通手段，至少可以做到语用上的对等。重要的是，译者应高度重视源语中的文化因素，从跨文化交际之目的来考虑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语言文化间的距离逐渐缩短，从而提高了汉语文化词语的异化翻译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