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4.1　英汉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所谓思维模式(thought pattern)是指人类看待事物、观察世界并进行认知、推理的基本模式，它包括思维形式、思维方法、思维路线、思维顺序以及思维倾向等基本要素。它是最为隐含的文化内涵之一，是一切文化特别是交际文化的深层基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把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凝固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赋予思想一定的模式，进而形成一种思维形态。不同的民族，不仅有着彼此不同的民族文化，而且还有着各自不同的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的差异反映着使用某一种语言的民族群体千百年以来形成的语言心理倾向。因此，每一种语言都体现着使用该语言民族的思维特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生存环境(包括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自然环境)以及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制度等的制约下，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英汉两个民族在思维模式上形式了一定差异，正是这种思维模式差异往往导致他们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而这种差异在英汉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往往被忽视，这就使译文晦涩难懂，甚至出现错误。因此，在翻译实践活动中有必要对源语与译入语民族的思维模式差异及其在语言上的表现方式进行研究，掌握此种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从而尽量减少或避免由于对思维模式的转换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少或避免误译现象的产生。

4.1.1　中国人重整体思维，西方人重个体思维

整体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认知对象的各个部分联合为整体，将它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等结合起来。而个体思维则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认知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或者将它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分解开来。

中国文化中，传统思维模式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直觉的整体性;而西方的思维模式的主要特征则是注重分析的逻辑性。中国传统哲学的出发点是“天人合一”，整个哲学是从人心的体验出发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并将它一直推导到对自然的认识;而西方哲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则是“本体论”，以逻辑方法构造为第一原理，提倡“天人相分”，西方哲学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认识客观的本质世界，人在对世界本质的认识中产生思想。

中国人“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思想由来已久。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都包括在一个整体之中。整体中包含了密不可分的部分，要了解各部分，必须先了解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强调众多归一的思想，反对孤立地了解某一个体。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语言观倾向于寻找整体和笼统，重悟性，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潘文国，1997:369～370)例如:“这年头什么都要送礼，生要送礼，老要送礼，病要送礼，死也要送礼。”一句话把人的“生老病死”全部概括其中，而且行文形成“复进”的结构。另外，汉语偏好骈偶式结构，从本质上来看，这也是偏重整体思维所致。

西方文化坚持“天人相分”即“主客相分”的哲学观点，认为人是万物的中心，人与自然相对分立，人应处于支配和改造的地位。西方文化注重个体成分的独立作用及相互关系，注重细节分析，寻求精确和具体，强调形式结构和规则制约，突出从小到大，由部分到整体，强调“由一到多”，具有“个体思维”的明显特点。(潘文国，1997:369～370)具体到语言上表现为不求全面、周到，但求结构上的严谨性。如上一段例句，译成英文为:“Nowadays you will have to give presents on almost every occasion:presents for childbirth，on the birthday of the aged，to show your care when somebody is ill or some help to make arrangement for somebody's funeral.”译文结构严谨，但已淡化了原文中“生老病死”的整体思维观念，而突出了个体。此外，英语行文以散行为主，从本质上讲，这也是偏重个体思维的产物。

4.1.2　中国人重直觉经验性思维，西方人重逻辑实证性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借助于直觉体悟，即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知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连淑能，1993:29)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较多只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较少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而英美人的思维传统一向重视理性知识，重视实证，主张通过大量实证的分析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换言之，西方思维则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注重的是形式分析和逻辑推理，形成一种理性思维定式。

这种差异在语言上表现为英语注重形合(hypotactic)而汉语注重意合(paratactic)。也就是说，英语注重运用各种有形的连接手段，达到语法形式的完整，其表现形式严格地受逻辑形式的支配，概念所指定界分明，句子组织严密，层次井然扣接，句法功能呈外显性(overt);而汉语语言表现形式受意念引导，看上去概念、判断、推理不严密，句子松散，句法功能呈隐性(covert)。如“A wise man will not marry a woman who has attainments but no virtue.”译成“聪明的男子是不会娶有才无德的女子为妻的。”该句中的“a”、“who”、“but”都省译了。

4.1.3　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西方人善于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指人在头脑里对记忆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从而形成新的表象的心理过程。而逻辑思维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活动。(关世杰，1999:241)

中国人在思维时，总是喜欢与外部世界的客观事物的形象相联系，结合重现在大脑里的相关物象进行思考。这就是说，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很发达，喜欢以事物的外部特点为依据展开联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尚象”，中国人“尚象”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其偏重具象的思维方式。例如，中国文学史中形象类比的手法很丰富。思维的顺序不是由具体到抽象，而是由具体到具体。汉语善于将“虚”的概念以“实”的形式体现出来，重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给人一种“实、明、显”的感觉。如“揭竿而起”、“接踵而来”、“混口饭吃”。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这是历经数万年的历练，受其汉语言文字的诱导、暗示而形成的。中国文字是由整体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会意文字，有书画共源的特点，其起源的形象当是原始图画，经后世演化，逐渐由图画形式改为线条即成为象形文字，凸现简单的物象，有较强的直观性。尽管如此，现代汉字的写法或结构仍浸润着丰富的物象，颇具立体感，仍容易使人把它们同外部世界的事物的形象联系起来。有些现代汉字甚至仍保留着很强的意象感即清晰的意境。(闫文培，2007: 57～58)例如:“舞”字的字形就很容易在人们脑海里勾勒出一个单脚立地翩翩起舞的舞者形象。汉语文字所隐含的物象十分丰富，中国人在思维中长期运用汉语进行思考，从而逐步形成了形象思维的思维模式。也有学者把这种思维称之为“悟性思维”，即“借助形象，运用直觉、灵感、联想、想象等思维形式，把感性材料组织起来，使之构成有条理的认识，具有直觉性、形象性、主观性、整体性、模糊性等特征”。(连淑能，2006)

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所擅长的思维形式则是与外部世界的客观事物的物象相脱离的抽象思维，是基于逻辑推理和语义联系的逻辑思维。西方人抽象的逻辑思维很发达，热衷于建立概念体系、逻辑体系。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尚思”，西方人“尚思”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其偏重抽象的思维方式。这其实是受其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征的诱导、暗示所致。(闫文培，2007:62)西方民族的文字也是由图形演变而来，其字母的形成和发展跟汉语的象形文字有很多相似之处。由于西方文化的“尚思”传统，主体抽象思维抽走了具体物象的形象，逐渐形成了概括某一类物象的概念符号即拼音文字，不像汉字那么直观、形象。西方语言使用拼音文字，“强调了人的智力运行轨迹。它的书写形式造成一种回环勾连，如溪水长流斩而不断的流线效果，容易诱导人们去注重事物的联系性。这种状态和语法形式共同起作用，极大地强化了印欧语系民族对事物的表面逻辑联系的感知能力。抽象的书写符号和语音形式与现实世界脱节，容易迫使印欧语系的民族在更多的场合脱离现实世界来进行抽象的纯粹借助于符号的形而上思考。”(辜正坤，2004:173)可见，西方拼音文字是通过没有意义的字母的线形连接构成单词这种有意义的最小语言单位，再通过一个个单词的线形排列组成短语、句子和篇章，缺乏象形会意的功能，因而无法诱发形象思维。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人们逐渐形成了脱离现实世界的物象而纯粹借助于文字符号及其语义联系的抽象思维。有学者又称之为“理性思维”，即“借助逻辑，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探索、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具有逻辑性、抽象性、客观性、分析性、确定性等特征”。(连淑能，2006)英语民族多用抽象概念表达具体的事物，比较重视抽象能力的运用，在语言上表现为:英语常常使用大量指称笼统的抽象名词来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和实的概念。这种表达给人一种“虚、暗、隐”的感觉。例如:“A lot of Diana's appeal comes from her stunning physical presence.”(“戴安娜之所以受到公众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她那令人倾倒的身段。”)句中的“presence”如果译作“出席”、“存在”、“到场”等抽象概念，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西方人善于逻辑思维，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使得英语具有聚集性，而汉语具有流散性。英语的聚集性是指英语句子可以借助丰富的形态变化，采用“楼房建筑法”，以主语和谓语为焦点，把各种相关的成分与句子的主干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庞大的“主体结构”。阅读时，我们常常可以碰到长达100～200个单词的英语句子，有时一个段落就是一个句子。然而，不管句子的附加成分有多复杂，总是与中心成分保持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句内、段内之间总是条理清楚、逻辑有序。例如:

The election which has led to your being chosen topreside over this Assembly is attributed to your great country，which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free nations a tradition of peace that serves as an example of for the legal community that we constitute.

这一段就是一个句子，它囊括了近50个英语单词，但句子主干很清楚:“The election is attributed.”由关系代词“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分别修饰主语“election”和“country”，而定语从句中又有两个由“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分别修饰“tradition”和“community”。这样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逻辑非常周密、严谨。

汉语的流散性是指汉语缺乏丰富的形态变化，句子一长，就容易造成逻辑混乱，所以只能化整为零，用大量的短句、散句、流水句来表达意思。例如:“她身材苗条，个子高高的，前额突出，鼻子翘起。”这句话由四个短句构成，若译成英语则是:“She was a slimand tall girl with slightly bulging brows and a turned－up nose.”这样，中文的四个短句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英语句子。

需要注意的是，抽象与具体的分类只是相对而言，英语存在着大量的非常具体的描述，汉语中也不乏抽象的表达。在英汉互译过程中，抽象与具体应当视特定的情况进行转换。(傅敬民等，2005:123)

4.1.4　中国人注重螺旋型思维，西方人注重直线型思维

以整体性为基点的中国思维模式，把事物作为有机整体进行笼统的直觉综合，重领悟而轻形式论证。在观察事物时，采用散点视思维方式，是一种螺旋式思维模式。而以个体性为基点的西方思维模式，把复杂的事物分解成独立的结构要素，逐个进行研究，因而更多强调逻辑分析，注重形式论证。在观察事物时，采用焦点视思维方式，思维模式呈线性。(牛保义，1997)这一差异也同样是汉英两种语言文字诱导暗示的结果。

汉字很容易勾起人们对现实世界里事物形象的想象或联想，因此，中国人在长期使用这种意象化的语言过程中，思维线路逐渐发展成螺旋型即曲线型或圆型，且循环上升，具有明显的间接性。(闫文培，2007:60)所以中国人在思考或运用语言时，经常不厌其烦地重复某些词语或句式;在行文方式上，“中国人撰写的文章往往是以笼统、概括的陈述开头。每个段落里经常含有似乎与文章其他部分无关的信息。作者的见解或建议经常要么不直接表达出来，要么就是轻描淡写地陈述。”(Davis，2004:292)可见，中国人语言表达含蓄委婉、模棱两可，态度模糊。在说话、写文章的时候，中国人通常把思想发散出去后还要收回来，让它落在原来的起点上。这样的螺旋思维导致了汉语的螺旋式语篇结构，即以反复而又发展的螺旋型式对一种问题加以展开，尽量避免直接切入主题，讲究“起、承、转、合”的八股文章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西方语言的拼音文字则不易勾起人们对现实世界里事物形象的想象或联想，因此，西方人在长期使用线型连接和排列的抽象化的文字符号的过程中，思维线路逐渐发展成直线型，具有明显的直接性。(闫文培，2007:63)所以西方人在思考或运用语言时，往往不愿重复前面已使用过的词语或句式;在行文方式上，“一篇西方人撰写的论文总是有一个固定的中心论点，文章中的所有细节都按照与该关注点的关系进行安排。文章的开头部分往往就已明确地表达出作者的见解。”(Davis，2004:292)可见，西方人语言表达直截了当、干脆利落，态度鲜明。西方人宇宙观主张“天人相分”，认为事物之间是独立的，一切都在向前发展变化。所以直线型思维的西方人认为，说话、写文章的时候直接表达必定优于间接表达，并且说话人的立场应一贯保持，不能用无关的信息掩盖真实的观点。英语的语篇一般按直线展开，通常包含四个部分:导入、主题、支撑、结论，切入主题后就开门见山地先陈述段落的中心思想，即主题句，再从数个方面对主题进行阐述，最后得出结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英语句式结构多为重心在前，头短尾长;而汉语句式结构重心多半在后，头大尾小。例如:“Imet with the foreign teacher fromAustralia on the new campus at 7∶30 yesterday evening，whommost of your classmates liked most.”译成汉语为:“昨晚7点半在新校区，我碰到了那位最受你们大多数同学喜爱的来自澳大利亚的外教。”

4.1.5　中国人强调主体，西方人强调客体

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主体，西方文化则以物本为主体。中国人本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人文为中心，以人生为本位。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曾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儒家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关注。例如，孔子的哲学以“仁”、“礼”为中心，“仁”寻求人伦关系规范化，“礼”要求社会有序化。先哲们谈论人生哲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关注的焦点是人道，而非天道，是人生之理，而非自然之性。这种人本文化在长期积淀中便形成了汉民族本体型的思维模式。

西方物本文化主要则表现为以物本为主体，以自然为本位。西方人偏重于对自然客体的观察与研究，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培根推崇“知识就是力量。”西方人以认知自然为视觉焦点，崇尚自然、认识自然、探索自然，最终征服自然，主宰宇宙。这种物本文化的长期积淀则演变形成了西方人客体型的思维模式。(穆雷，2008:22)

汉民族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对思维的主体和客体没有严格的区分，所以汉语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主动和被动不分的句子。如“一锅饭吃四个人”也可以说成“四个人吃一锅饭”，体现了汉语注重意合、主客体之间相互交融的特点。西方民族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对思维的主体和客体有严格的区分，所以英语中的主动句和被动句有明显的标记特征。例如:“The novel was written by a black woman writer.”与“A black woman writer wrote the novel.”不但主语不同，而且谓语的形态也不一样，反映出了英语注重形合、主客体之间相互区别的特点，主动和被动两个范畴泾渭分明。

汉民族较注重主体思维，而西方民族则较注重客体思维。这两种思维模式差异在语言上表现为:汉语常用有灵主语(animate subject)，即用有生命的人和动物所充当的主语(或潜在的主语);而英语则常用无灵主语(inanimate subject)，即用无生命的物体或抽象概念所充当的主语。汉语较多使用主动句，表达较主观;而英语中被动句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汉语，表达较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