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语码转换与相关激活脑区

3.5　双语语码转换与相关激活脑区

行为实验的研究发现，双语者的语码转换机制与中央执行控制机制密切相关。但行为实验无法提供来自大脑内部变化的证据并做出深层次的解释。近年来随着功能磁共振、正电子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事件相关电位以及功能近红外光学成像技术（functional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颅磁刺激技术（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等技术的出现，研究者可以在无损伤情况下直接考察正常双语者在进行语码转换活动时大脑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将语码转换研究提高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3.5.1　来自健康被试的证据

脑成像技术，特别是PET和fMRI技术的发展，也为双语表征系统的脑机制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研究手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已做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Klein等人（1994；1995）用PET比较了熟练双语者在单词重复和同义词联想任务中两种语言的脑区激活，发现二者的大脑皮层激活定位非常相似。但在另一项用PET进行的研究中，Perani等人（1996）发现当双语被试听故事时，与L2相比，L1引起了更多的脑区激活，特别是在双侧颞叶区。在这项研究中，被试都是晚期双语者，尽管他们的L2熟练程度不差，但没有到非常熟练的程度。在随后的跟进研究中，Perani等人（1996）采用相同的实验设计，但被试都是非常熟练的双语者，包括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两组被试结果表明：熟练双语者在两种语言理解过程中的大脑激活模式几乎完全相同，不管双语者习得L2的年龄是早还是晚。似乎L2的熟练程度是至关重要的，而习得L2的年龄并不重要。但这一结论没有得到来自fMRI研究的支持。

Kim等人（1997）用fMRI在句子产生的任务中发现，对于早期双语者（从婴儿时期就开始接触L2）来说，L1和L2的语言表征区是一致的，而对于晚期双语者来说，L1和L2在布罗卡区的定位有明显的区别，分别定位在相邻的两个区域上。考虑到fMRI采集的图像有更高的空间分辨率，也许在PET中，不能够分辨这两个相邻的区域。但是Chee等人（1999a）用fMRI进行的一项研究没有支持Kim等人的结果。在Chee的研究中，被试是英汉双语者，发现不管早期双语者还是晚期双语者，在词干补笔的任务中，两组被试在两侧大脑的激活模式是一致的。这一结果在Chee等人（1999b）的另一项以理解句子为任务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在Illes等人（1999）对英语－西班牙语双语被试的研究中，与非语义任务相比，两种语言的语义任务在左侧和右侧额叶均诱发了更强的激活，其中左侧额叶的激活更加明显。而且，对两种语言的直接比较没有发现显著差异。

综合上述的研究结果，对于熟练双语者来说，大多数研究都支持两种语言在加工过程中激活了相同或相似的脑区。但也有研究发现L2习得年龄的差异会导致在大脑定位上的不同。

另外，Price等人（1999）用PET初步考察了双语者的语言间转换和翻译的脑机制，发现二者诱发的脑区分布是相互分离的。语言转换在布罗卡区（Broca’s area）和缘上回（supramarginal gyri）有更多的激活，这些区域可能与语音编码有关。而翻译在扣带回前部（anterior cingulate）和一些皮层下结构（subcortical structures）诱发更多的激活，而在颞叶（temporal）和枕叶（parietal）的一些与语义相关的区域则表现为负激活（deactivation）。

李荣宝和彭聃龄（1999）采用语义整合的研究范式，用语句作为实验材料，分别采用行为实验和ERP技术考察了汉英双语者的语义表征，初步发现两种语言在形式上有区别，而语义是超形式的、共同表征的。

赵小虎等（2003）的研究结果显示，说汉语与说英语激活了不完全相同的脑区，但是部分脑区相重叠。主要重叠区包括左右侧运动区、左额下回、左颞上回、岛叶及左右小脑。而说汉语除了激活左侧与说英语相同的脑区外，还激活右侧特定脑区——右侧颞上回。该区域似乎是汉语特异性脑区，因为完成英语任务时极少出现激活。

双语模式说明存在着一种抑制机制，使不在使用的语言钝化或部分抑制。虽然已有证据表明前额叶“执行”脑区在双语加工中的作用，但是迄今为止，在两种语言加工的行为水平、脑区水平、神经元水平方面没有清晰或直接的证据说明抑制机制。那么，前额叶究竟在选择和激活目标词汇和语法规则过程中是如何运作的呢？

根据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研究人员提出了两种调节双语语言产生的抑制机制：①当语言图式被激活时，前额叶就会启动一个自上而下的抑制机制；②这一前额叶选择／抑制机制调节非目标语言的激活程度。根据交际情境（单语情境或混合语情境），为了控制说话时非目标语言的表征程度，自上而下的调节就可以调节局部抑制系统。因为前额叶与其他脑区的密切联系，这一控制机制是可行的（Pandya＆Barnes，1987；Pandya ＆Yeterian，1990）。

使用单细胞记录、功能成像和脑电图技术，可以观察到前额叶脑区会选择性地激活或抑制后脑的不同区域（Barcelo，et al.，2000；Corbetta，et al.，1990；Hillyard，et al.，1973；Moran ＆Desimone，1985；Pessoa，et al.，2003）。例如：对前额叶皮层损伤的病人的ERP研究表明，视觉和体觉的反应增强了（Chao ＆Knight，1998；Knight，et al.，1989；Yamaguchi ＆Knight，1990）。这些结果表明，通向主要皮层脑区的感觉通道受到了抑制。此外，外侧前额叶的损伤与自上而下的受损的鉴别能力引起的信号消耗有关（Barcelo，et al.，2000）。Gazzaley等人（2005）使用fMRI和ERPs技术表明自上而下的调节会影响神经活动强度和神经加工速度。

额叶一般和执行功能相关，如反应转换、反应抑制（Dove，et al.，2000；Konishi，et al.，2003；Sohn，et al.，2000）。语码间的转换会增强一般的执行加工。脑功能成像的研究也表明，语码转换过程中背外侧前额叶脑区（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的激活。Hernandez等人（2000；2001）的实验表明，背外侧前额叶脑区在解决两种语言抑制和激活冲突时被激活。

Jackson等人（2001）记录了语码转换任务中双语者的ERP结果，提出双语者对L2表征的通达过程中存在着对L1表征的抑制。与L2的非转换序列相比，L2的语码转换序列显示出前额的ERP负偏向扩大。但是，这种现象没有在L1的序列中发现。其原因是L2这种非对称性表明在转换序列中对L1会有更大的抑制。Wang等人（2007）针对母语为汉语的L2学习者设计了包括L1到L2的顺行转换、L1到L2语的逆行转换的核磁共振实验，结果表明，语码转换参与执行脑区和任务相关脑区，但是没有发现负责语码转换的具体脑区；根据语码转换的方向，执行脑区的参与不对称。与逆行转换相比，执行脑区在顺行转换时显示出更多的激活。具体而言，在顺行转换条件下，左中眶额回（left middle orbital frontal gyrus）、左中额叶皮层、前扣带脑皮质被激活。相对于逆行语码转换而言，顺行语码转换不仅在几个任务相关的脑区有更大的激活，而且在与执行功能相关的脑区也有激活，例如，右额中回（right middle frontal gyri）、左扣带前回（left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left ACC）。在顺行转换中参与抑制控制的脑区还包括左上中额叶皮层、中眶额叶脑区及右中额叶脑区。双侧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SMA）可能也参与错误反应的抑制、非自主正确反应的表征或选择，而且双侧辅助运动区（SMA）还被发现在需要按键反应的任务转换中被激活。因此，SMA的激活可能与顺行转换中的错误反应、非自主正确反应的选择有关。其中的一个解释是：顺行转码可能激活与L2相关的更多脑区。相对于L2非语码转换和逆行转换，顺行转换更多激活右额中叶皮层、左额下皮层。与非语码转换相比，语码转换更多激活左额下皮层。语码转换与“执行控制”脑区有关，而且，根据语码转换方向，执行控制功能不对称。几个额叶脑区和ACC被认为负责执行控制，在顺行转换时有更大的激活，但是在逆行转换时没有激活。这一点与Jackson等人（2001），Alvarez等人（2003）和Proverbio等人（2004）的ERP研究结果吻合。基本的趋势是：与非语码转换和逆行转换相比，语码转换和顺行转换激活更多的体素。与非语码转换相比，DLPFC脑区在语码转换时显示出更多的激活。很可能，无论语码转换的方向如何，语码转换都需要DLPFC脑区的参与。相反，与逆行转换相比，顺行转换在额叶内区（medial frontal cortex，MFC）和缘上回有更多的激活。而MFC和缘上回的激活与语码转换方向有关。也就是说，顺行转换，而不是逆行转换与MFC和缘上回的激活有关。总之，语码转换参与执行脑区和任务相关脑区，但是没有发现负责语码转换的具体脑区。重要的是，根据语码转换的方向，执行脑区的参与不对称。与逆行转换相比，执行脑区在顺行转换时显示出更多的激活。Hernandez等（2000）用fMRI技术研究了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的语码转换的脑机制。实验任务是对图画进行命名，并利用声音线索提示被试应该使用何种语言进行反应。研究表明，语码转换在DLPFC脑区诱发了显著的激活。由于该区域与中央执行控制机制密切相关（Hernandez，2001），因此Hernandez等推断出语码转换是中央执行控制机制的一部分。此外，Hernandez等人（2001）进一步比较了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的语言间语码转换和语言内语码转换。语言间语码转换要求被试在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语言内语码转换要求被试只使用英语，但分别用动词或名词对图片进行命名，并在二者之间进行转换。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他们先前的研究，即在语言间语码转换时，被试的左DLPFC脑区有显著的激活，并扩展到布罗卡区，但语言内任务转码没有该脑区的参与。这一结果表明两种转换具有不同的转换机制，语言间语码转换与DLPFC脑区有关。

Price等人（1999）用PET技术研究了熟练的德英双语者在进行语码转换时大脑的激活模式。他根据相关的行为实验研究的结果，预期语码转换将会引起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结果发现，在转换条件下，被试的左侧额下回和双侧缘上回有显著的激活。一般认为，这两个脑区可能与语言的发音有关（Zatorre，et al.，1996）。因此，该脑区除参与语言的发音机制外，可能还负责双语者的语码转换。Rodriguez－Fornells（2002）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双语个体，各种语言不同的发音规则如同一个“过滤器”，首先确定语言种类并“关闭”掉脑部对另外一种语言的反应能力，然后才分辨其含义。其中左侧额下回后部（即布罗卡区）在分辨和过滤不同语言中起着关键作用。

Grill－Spector等人（2006）提出了另外一种范式——适应范式（the adaptation paradigm）。适应范式是指，与一对不同的刺激相比，一对相同的刺激引起较小的神经元反应。可以说是“重复抑制”的代名词。适应范式可以用来测量同一脑区内的神经元组，可以对同一组刺激产生差异性的反应，还可以对fMRI和PET的实验数据做一补充。考虑到不同语言在字形和语音上的差异，这种方法最适用于针对语义的研究（Chee，et al.，2003）。

Crinion等（2006）发现，大脑中的左尾状核（left caudate）承担着语言转换“开关”的作用。研究人员让35名熟练掌握德－英双语或日－英双语的被试注视电视屏幕上以0.25秒为间隔显示的两个不同语言的单词，并用fMRI和PET等观察被试看到两个单词后大脑活动的变化。这些单词以四种方式呈现：例如：lachs－trout（语义相关，不同语言所指不同），rout－salmon（同L1言语义相关），bathtub－spoon（同L1言语义不相关），和suppenkelle－shower（不同语言语义不相关）。研究结果发现，与被试看到同L1言但意思相近的两个单词相比，被试看到不同语言但意思相同的两个单词时，其大脑中的左尾状核区域出现更大的激活。被试看到同L1言但意思无关的两个单词时，左尾状核激活程度相对也较高。研究人员认为：上述结果表明，左尾状核不仅要判断语言的种类，还起着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开关”作用。

Crinion等人（2006）还提到，此前发现的一名大脑左尾状核受损的患者，为左尾状核的语言转换“开关”作用提供了证明。这名女患者的病情于2000年公开，她原来能说3种语言，但在左尾状核受伤后无法持续说同一种语言，经常在说话期间无意识地在3种语言间转换。在这个实验中，研究人员通过控制以下因素评价词汇和语言的意义，这些因素包括：语言呈现的顺序、刺激类型、字形和语音相似性，以及反应类型。语言的选择也各有不同——德语和英语、日语和英语——这些语言既有拼音文字，又有非拼音文字，而且语言的发音存在着很大差异。同时，本实验使用了fMRI和PET两种实验手段。

对多语加工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多语者只有一个脑区支配多种语言，并且语言加工模式也是相同的，属于单一储存模式（one－store model）（Klein，et al.，1999；Chee，et al.，1999b）。介于这两种极端的观点，Vingerhoets等人（2003）提出了部分重叠和交互的加工脑区的观点。最近的研究集中于单一大脑中多种语言加工的两个主要因素：①习得年龄，强调语言关键期的多语加工：②语言熟练程度。PET和fMRI的实验发现早期双语者（7岁之前习得L2）L1和L2激活相同的脑区，晚期双语者（10岁之后习得L2）激活不同的脑区，有时会有部分重叠，后者显示出L2表征的更大的变异（Dehaene，et al.，1997）。然而，Perani等人（1998）对L2习得年龄这一唯一因素产生质疑，在他们所做的实验中发现，熟练双语者在L1和L2语言加工中，大脑出现类似的葡萄糖消耗，这一发现与习得年龄无关。随着熟练程度越来越被公认为关键因素，其他因素，例如习得方式、训练程度、L2的接触程度也越来越引起研究人员的注意。Reiterer等人（2005）针对熟练程度这一因素进行了实验，比较熟练双语者和非熟练双语者，被试的L1为奥地利德语（Austrian German）、L2为英语，被试均在同一年龄习得L2（8岁到10岁）。这样，两组被试只存在一点差异：L2培训和接触的时间和质量不同。结果发现：非熟练英语学习者通过所有电极的结合，具有明显的左脑优势，连通性增强。熟练英语学习者的连通性只局限于左脑的颞叶电极。这一组被试在完成语言任务时，前额叶电极明显比完成基线任务低。这里两种结果是通过L1和L2语言加工获得的。他们认为：熟练双语者连通性的减小说明被试运用了更加高效的操作策略，这一点不仅适用L1，而且适用于L2。因此，该实验的结果更接近于双语加工中的单一储存模式。这一模式基于双语者的语言熟练程度，而不是习得语言的年龄。

Christoffels等人（2007）的研究集中在双语者口头表达中L1和L2之间的转换。当被试在完成图片命名任务进行从L1（德语）向L2（荷兰语）的转换时，ERP数据和命名反应时被记录下来。被试在同L1言条件（blocked language conditions）下用L1或L2命名图片，或者，被试在混合的语言条件下进行L1和L2之间的转换。同时，实验还考虑了语义的因素。在同L1言和不同语言的两种情况下都出现了L1和L2的同义效应，表明在语音层面上，非目标语被激活。此外，ERP数据还表明：转码耗损与ERP波形的浮动有关（时间窗275～375ms和375～475ms）。在混合语语境对L1影响较大；分别表现在ERP数据和反应时的情况下，L1要比L2慢。因此，长期的语言控制和短期的语言控制要进行区分。

Rodriguez－Fornells等人（2005）使用ERP和fMRI技术做的研究表明，双语者需要有效机制抑制两种语言之间的干扰。实验被试是德语－西班牙语双语者，实验范式是默认图片命名，单语和双语被试需要根据目标语图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做出快速反应。如果命名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是元音，被试需要做出反应；如果是辅音，不做反应。两种语言刺激中的一半相同，另一半不同。对双语者来说，每一组块刺激的语言有所变化。和单语者相比，双语者显示出语音的干扰，这一点分别在行为实验、ERP实验以及fMRI实验中得到证实。对于干扰控制，其他非特定语言的脑区，像左中前额叶脑区（left middle prefrontal cortex）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Abutalebi等人（2008）设计了fMRI实验以研究在不同的双语和单语选择情境下，德法双语者在在图片命名任务中激活的相关脑区。他们发现：与单语情境相比，双语情境中L1的命名在左尾状核和扣带前回脑区呈现激活。而且，当被试使用弱势的L2时，这些脑区的激活增强。这些结果表明：在两种语言都比较活跃的情况下，语言控制过程需要左尾状核和扣带前回的参与，与完成语言内任务完全不同。

Wang等人（2008）通过行为数据和脑成像数据说明了双语者在语言加工中遇到的干扰和竞争。研究采用组块设计和事件相关设计来考察双语控制的持续激活和瞬间激活。15名汉英双语者在完成语码转换任务时扫描了大脑。结果表明：语码转换情况（持续控制）下，双侧前额叶（bilateral prefrontal）、额中回（middle frontal）、顶叶（parietal lobe）受到激活；而非语码转换情况（瞬间控制）下，左上、下顶叶和额中回受到激活。这一结果说明，持续控制和瞬间控制诱发了不同的脑激活模式。

Kovelman等人（2008）使用fMRI技术，让早期熟练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和英语单语者完成“句子判断任务”。结果表明：从行为数据上看，双语者和单语者ACC和RTs没有显示出很大差异。但是，双语者在完成西班牙语任务时呈现不同的模式。FMRI数据分析表明，单语者和双语者在经典的语言区均有激活，如左额下皮层（left inferior frontal cortex，LIFC）。但是，其中的一个差异是：双语者在加工英语时血氧水平依赖信号明显增强。

Kovelman等（2008）使用fNIRS技术，研究分别在单语和双语环境下，用书面语和口语两种形式，成人双语者如何加工语义信息。10名早期的熟练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和10名英语单语者分别完成“语义判断任务”。对于双语加工有两种假设：标记假设（Signature Hypothesis）认为早期的熟练双语者和单语者在加工语言时激活不同的脑区；而转码假设（Switching Hypothesis）认为熟练双语者和单语者在加工某一种语言时激活相同的脑区。本试验结果验证了标记假设。在单语情况下，双语者和单语者在左右半球的背侧前额叶和额下皮层的激活时显示出差异，但是布罗卡区的激活情况相似。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在这两个脑区的信号更强。在双语情况下，双语者这两个脑区的右半球有更强的激活。结果表明：早期的双语环境改变了大脑中的语言组织，形成了“双语标记”。

3.5.2　来自失语症病人的证据

双语者在语言产生过程中通过激活“执行功能”脑区来应对L2的干扰，这些脑区包括DLPFC和ACC。语码控制对双语者会产生重要影响。例如，Fabbro等人描述了一位双语病人的情况，这位病人的前扣带回皮层和额叶皮层受到损伤，无法进行弗留利语／东拉迪恩语（Friulian）和意大利语之间的语码转换。虽然在这两种语言中FK并没有表现出失语的症状，但是至少40%的话语使用是不恰当的（Fabbro，et al.，2000）。另外一位额叶损伤的病人是乌尔都语（Urdu，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英语的双语者，研究人员使用一种语码转换范式对其进行测试。当要求病人从优势语言转换到非优势语言时，病人在优势语言中出现了很多错误。Meuter等人指出，由于病人的额叶受到损伤，所以病人丧失了抑制优势语言的能力。然而，这位病人并没有出现失语症状，这主要基于以下的假设：语码之间的转换不依赖语言系统，语码控制由额叶参与的执行控制机制所支配（Meuter ＆Allport，1999）。

李利等人（2006b）最近以一例前额叶损伤的汉英双语病人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词汇提取抑制机制的神经基础。患者头部受伤，CT诊断为前额叶两侧受损，以右侧为主；受伤之前英语水平一般，平时使用频率不高，而受伤后变得倾向于使用英语表达，并且常常难以控制。通过对其进行常规神经心理学和神经语言学筛查，结果发现，患者认知能力处于正常水平，言语智商正常，汉语水平没有降低；通过让其完成系统的语言任务测试，结果发现，患者对英语的抑制功能减弱，难以控制用英语表达的倾向。实验结果初步表明，前额叶在双语言语产生中对于词汇提取发挥着重要的抑制作用。

Fabbro（2001）的病例报告描述了一个病人（S.J.），病人的左前额叶（left anterior prefrontal region）和部分ACC受到损伤，临床表现为弗留利语和意大利语两种语言之间的错误转换。病人会和一个根本不懂弗留利语的意大利人讲弗留利语，和一个根本不懂意大利语的弗留利人讲意大利语。从神经心理学角度来讲，语言的病理上的转换是由于在语言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普遍倾向造成的，与实际交流障碍和前额叶损伤有关。就病人而言，ACC和PFC可能会影响维持交流能力（如：在使用哪种语言？），或者影响了抑制非目标语言干扰的能力。

虽然fMRI不能直接提供认知过程脑区的参与，但是经TMS技术的使用可以测出在特定过程中特定脑区的因果关系。最近的一个报告提供了双语者语言转换过程中左DLPFC脑区参与的证据。两个病人使用高频重复TMS技术刺激左DLPFC脑区之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语言转换。意想不到的语言转换和用另一种语言（不是母语）交流的冲动只发生在重复经颅磁刺激15个组块中的一个，从几分钟持续到两个小时。这一研究更加说明了左DLPFC脑区参与语言转换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Holtzheimer等的TMS治疗方案是激活，而不是抑制这一区域（Strafella ＆Paus，2000）。

那么，左DLPFC脑区／ACC－SMA脑区网络在多语者的语言调整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一脑区与下面三种情况有关：①语言转换过程中语言交流的调节和控制；②使用的目标语（语言图式）的选择或激活；③非目标语的抑制，或者对目标语干扰的抑制。

多语失语症病人有时只能恢复一种语言，例如，L2而不是L1（Aglioti ＆Fabbro，1993）。这说明多语者在不同脑区储存每一种语言，属于多中心模式，也就是说，L2不同的脑区（Paulesu，et al.，2000）。

成像研究揭示了这些脑区在不同的执行功能方面所起的作用（Curtis ＆D’Esposito，2003）：①对不同反应的选择（D’Esposito，et al.，1995；Garavan，et al.，2000；Hadland，et al.，2001）；②不同任务之间的转换（Dove，et al.，2000；Dreher，et al.，2002；Rogers，et al.，1998）；③任务表征和干扰抑制的维护（Cohen，et al.，2000）；④工作记忆中不相关因素的抑制（Baddeley，et al.，1998）。在一次go／no－go词汇语言判断任务中，研究人员发现双语被试在对加泰罗尼亚语词汇和假词做出反应时，出现了左前额叶区的更大激活（Rodriguez－Fornells，et al.，2002）。这可以解释抑制功能，因为这一脑区与选择相关信息、解决干扰、认知控制和冲突任务等相关（Carter，et al.，1998）。DLPFC脑区的激活程度与冲突或干扰的程度相关，而冲突或干扰又与ACC相关（Perner ＆Lang，1999；Carter，et al.，2000）。

综上所述，双语者的语码转换究竟基于什么机制，行为层面上的研究和认知神经层面的研究都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行为研究表明，双语者进行语码转换时存在转码耗损，而且转换机制与中央执行控制机制密切相关。脑成像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并揭示了几个可能与语码转换机制相关的脑区，包括背外侧前额叶、左侧额下回和双侧缘上回等。这些研究对揭示语码转换的认知神经机制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也应该看到，对语言转换的研究还不够充分，而且不同的研究结论之间还存在争议。因此，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双语者语码转换实际包含了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从理解的角度来说，语码转换是指双语者在倾听交替使用两种语言的谈话或报告，以及阅读一些包含两种语言的书面材料时所发生的心理过程；从产生的角度来说，语码转换是指双语者在谈话和交流中，主动地交替使用不同语言的过程。语言理解的转换过程是由材料或数据驱动的加工，语言产生的转换过程则是由意识主动控制的加工。这两种转换包含的认知过程及其神经机制可能存在着重大差异。例如：在Price等人（1999）的研究中，交替呈现不同语言（英语／德语）的单词，要求被试用相应的语言进行命名，主要是材料驱动的加工。但在Hernandez等人（2000；2001）的研究中，要求被试分别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对图画进行命名，主要是意识控制的转换加工。这可能是导致相应结果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还需要对两种转换加工过程进行明确的区分，并探讨两者在认知机制和神经机制上的分离。

其次，不同语言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大部分欧洲国家，例如英、法、德等以及一些西亚国家的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这些语言之间有较大的相似性。但是另外一些语言不属于印欧语系，与印欧语系的语言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以中文和英文为例，中文文字是一种表义文字，而英文文字是一种表音文字，两种文字系统差别很大。那么在两种或多种差异较大的语言文字之间进行语码转换（如在汉－英之间和英－法之间进行语码转换），其语码转换机制是否存在着差异？对于汉英双语者来说，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机制是否具有特殊性？这正是双语研究需要研究的问题。

迄今为止，得出结论：认知控制对于双语语言加工的调节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需要有更详细的双语认知控制模式来解释以前的行为研究和双语失语症病人的不同临床康复模式，如交替对抗性（alternate antagonism）。对于这些病人而言，一种语言首先得到康复，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一个转换，随着已经恢复的语言的消失，沉睡的另一种语言开始恢复（Paradis，1995）。语言控制机制中的具体损伤可能会解释这一转换模式。此外，几个重要问题仍然处于争论之中，如：①在多大程度上，双语者在双语加工过程中使用与单语者相同的认知控制机制；②双语者是否训练特定的执行功能以适应语言转换、语言抑制和语言干扰；③双语者是否能开发一种针对不同语言的转换和抑制的特定语言控制机制。

本书中的相关实验旨在提供证据表明与双语语言加工中活跃的认知控制机制相对应的不同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