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英语分析模式的发展

4.1　科技英语分析模式的发展

科技英语在推广和传播科学技术成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科技英语的语言特征的分析也在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方面推进。大体而言,科技英语分析模式的发展历时50年,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科技英语研究主要是以Barber（1962）,Huddleson,Hudson,Winter,Henrici（1968）,Ewer,Latorre（1967）为代表。科技英语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Barber于196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科技文体的可测性特点》（Some Measurabl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cientific Prose）的论文。在该篇论文中,Barber按照文体学的一般方法对英语中的十种时态在科技英语语域中的使用频率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并由此对科技英语的教学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指导意见。由于60年代前后是科技英语（EST）研究的初级阶段,当时结构主义语言观盛行一时,语言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词汇释义和构成、语法结构、动词时态和语态形式等表层语言现象方面,而对科技英语的语篇结构和修辞功能还没有充分的认识。Barber通过对语气、语态、句子长度、词汇频率、动词形式、动词时态、情态动词、短句类型、非限定动词等方面的统计数据来研究科技英语（Barber,1962：23）范式与乔姆斯基所倡导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相悖,从而导致一些语言学家的批判。即便如此,Barber的计量语域分析法在很多方面对科技英语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wales,1984：12）。特别是对80年代后期兴起的语料库语言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第二阶段的科技英语研究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篇章语言学的兴起,语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到科技英语文本的研究之中。通过语篇分析来归纳科技英语文体的普遍规律和个体特征。每一种文体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信息结构和语言表达惯例,以实现某种特定的交际目的。针对具体的科技英语篇章类型进行文体分析,可以总结出文体的交际规律。语言的功能和形式存在着因应性：功能变,则形式变；情景不同,则语言不同。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基于功能语法理论的修辞分析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分析方法不刻意于语篇分析中具体的语言特征的量化指标,而强调揭示出特定的语言特征是如何以科技英语交际结构中体现其价值的方式,即发现作者是如何对某些语法结构和修辞特征进行选择以实现交际目的的。功能分析法有利于领悟语言形式、交际目的和语言功能的相互关系,并从句法特征和语篇应用中找到某些与交际目的相适应的规律。然而,这一时期用于分析的科技语篇的体裁有限,分析的结果虽然具有启发意义,但是缺乏广泛的指导性。例如,在科技文体中,至今对科技人员广泛使用的专利说明书、工业技术标准和科研报告等研究不够深入,目前的成果多集中在以科普读物、学术论文和教科书为母本的研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当属Widdowson和Allen,他们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主要描述科技语篇中反复出现的言语行为,如“定义、分类、归纳、解释、做出假设和得出结论”等（Allen ＆ Widdowson,1974：74）。除此之外,他们还关注科技英语中的衔接手段以及在特定语境中这些衔接手段在语义方面所发挥的意义揭示作用。

科技英语研究的第三阶段主要体现为以John Swales和Bhatia等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体裁分析（genre analysis）。作为语篇分析理论,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日趋完善于最近的10年间。近年来,体裁分析的研究重点多聚焦于学术语篇（academic discourse）。总体来看,体裁分析方法重视对语言交际目的和策略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流派：微观派和宏观派。微观派注重对语法及句法选择过程的甄别和遴选；即,选择“哪种语言的表达形式较另一种更易于接受”（Lackstorm,Selinker ＆Trimble,1972：100）。基于此,学者们对学术语篇的语法特征和文体特征的研究成果较之以往都有了全面的提升。在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时态和语态的运用（Burrough－Boenisch,2003；Hinkel,2004）、情态的使用（Vassileva,2001）、形容词功能的使用（Soler,2002）、名词的运用（Flowerdew,2003）、报道动词的使用（Thompson ＆ Ye,1991）等。宏观派着重于研究不同体裁学术语篇的段落形成和篇章组织的规律及原则,包括恰当的陈述顺序选择以及清晰、准确的论述方式的判断（Lackstorm,Selinker ＆ Trimble,1972：103）,如教材（Hyland,2000；Moore,2002）、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Bunton,2002）、论坛论文（Rowkey－Jolivet,2002）、论文摘要（Hyland,2000；Lores,2004；Martin,2003；Méndez－Cendón ＆ Lopéz－Arroyo,2003；Melander,Swales＆Fredrickson,1998；Salager－Meyer,1990,1992；Samraj,2005）、论文方法（Wood,1982；Lim,2005）、结果部分（Brett,1994；Williams,1999）、讨论部分（Dudley－Evans,1994）、结论部分（Bunton,2005；Yang ＆ Allison,2003）以及致谢部分（Hyland,2004）等。在此,Swales把体裁定义为：“一种交际行为,具有其自身的功能和达到本学科或话语社团所期望的目标。每一种体裁都有其自身的语篇结构和修辞特征”（Swales,1995：58）。科技学术论文具有IMRD结构模式（Introduction－Method－Result－Discussion）,并使用科学社团所能接受的“专业性”语言表达方式。1981年,Swales运用体裁分析的方法对论文的引言（Introduction）进行研究,提出了CARS模式（Create a research space）,在这个模式中,他分出了三个语步：确定研究领域、确立研究地位和占据研究地位。Swales的体裁分析方法主要是识别和评价学术语篇中的语言规则和修辞结构,试图发现各学科或跨学科之间研究论文的普遍规律,为特殊用途英语的教学和写作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然而,Cooper（1985）和Posteguillo（1990）对计算机科学论文的研究；Nwogu（1997）对医药科学学术语篇的分析；Homes（1997）对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论文的通用结构研究；Anthony（1999）对一些工程学论文的引言分析；Samraj（2002）对野生动物行为和生物保护两个相近学科的论文引言结构的分析都有力地证明了在整个体裁分析过程中,学科差异导致的体裁差别不容忽视,因此进一步对学科差异进行研究势在必行。尽管“语步研究者当初的出发点是学术论文的语步模式具有跨学科的普遍性,但是不少学者后来发现,不少学科的学术语篇往往会表现出对常见语步模式的偏离”（见姜亚军,2006）。

John Swales的体裁研究主要是通过“语步”的分类方法,旨在找出学术语篇的具体结构特征以及内在的语言规则,研究具有定性特征。在随后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多在Swales的“语步”思想影响下,对学术论文的各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细致的语言特征和修辞结构分析,充分发掘了各种不同科技门类的论文中所存在的语言特征和修辞结构的体裁差异性,归纳出科技英语学术语篇在语言特征和修辞方式等方面的一般规律性特征,为学术语篇的教学和词典的编纂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科技英语的研究方法所经历的三个推进过程,充分地体现了学者们在过去的40多年中积极地将结构主义语言观、系统功能语法以美国的“新修辞学”的思想和理念运用到具体的科技英语语篇的研究中所做出的学术努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语言研究方法的推出都是“应时之需”,是当时主客观条件的最优化体现。从Barber微观的文体计量方法,到Widdowson的交际功能分析,再到Swales体裁分析的“语步”法,科技英语的研究由语法的基本词汇层面形态特征向语言的功能分类特征再到更高的科研论文的模式推进方式,体现出语言学术研究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路径。以上的研究方法为信息时代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学术铺垫。Barber的文体计量方法为基于语料库的科技文本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词法层面的参考；Widdowson的交际功能分析为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功能分类提供了参照方法；Swales的体裁分析法为学术语篇语料库的体裁分类和再分类,即引言—方法—结果—讨论（IMRD）的再分类,以及次体裁下的语言差异性研究提供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见Gledhill,2000）。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语料库语言学能够调和传统的定性和定量语言研究方法之间的对立关系,展现语言研究的方法论的优势。从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基于科技英语语料库的词汇和短语的形式和语篇功能异质性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亟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