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还是“达”

一、“信”还是“达”——近代对待“文化他者”彷徨态度的最初表露

“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57]可见，抛开事关语言和语体的“雅”暂且不论，“信”和“达”始终是严复翻译思想在对待“文化他者”时的一个主题性追求。但在处理“信”和“达”的关系上，严复却表现出了自相矛盾、彷徨不决的态度。

一方面，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明确表示：“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58]可见，他不提倡后人像他一样为求“达”，而“取便发挥”。“信”始终在严复翻译思想深处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性，因此，正如季羡林所言：“……三个字中，以第一个‘信’字为基础，为根本。”^[59]

另一方面，在严复的时代，翻译作品，这一“文化他者”无疑是处于汉语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要使读者接受西学，首先就得让他们接受传播西学的翻译作品。在19世纪末，《天演论》这类社科书籍的读者显然不是普通的粗通文墨之人，而是在当时社会有强大话语权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无奈的是，他们大都厚古薄今，对“文化他者”的态度不言自明。“如果翻译在特定多元系统中处于次要地位，译者寻求能够使译作为接受文化所接纳，不惜以牺牲文本的原始形式，使译作适应接受文化现有的准则。”^[60]因此，严复不得不顺应当时的主流诗学而宣称：“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61]由此观之，似乎“达”又更为关键，“不达”的译文就等于没有翻译。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同;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62]。在此，严复翻译思想的意译范畴特征可谓不言自明。例如严译《天演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但设今者有高明深识之士，其意气若尘垢粃糠一世也者，猝于途中，遇一童子，显然傲侮轻贱之，谓彼其中毫不一动然者，则吾窃疑而未敢信也。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闲视之，其憾之者犹人情也。^[63]

来自西方的学术著作中竟然出现中国典故，这实在令人惊愕。但难以否认的是，严复成功拉近了其译作与本土作品之间的文化距离，使“文化他者”的面目变得模糊或是有几分相似，这样“文化他者”才能不知不觉之中走进译语文化。对此，鲁迅先生精辟地说道：“最好懂的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胡适也认为严复只是“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64]。

严复在“信”和“达”二者关系上的表述，使得他的译作在翻译方法的运用上缺乏一致性。季羡林直言不讳地说：“可以看出，《天演论》是意在达旨的述译，《原富》是辞义无所颠倒的严译，《群己权界论》是不依文作译的宽译。”^[65]所以，严复之后的某些译者在谈及“信、达、雅”时常常低眉蹙额，认为它是一个很难实践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例如，1906年的周桂笙就无奈地说：“译一书而能兼信达雅三者之长，吾见亦罕。”^[66]作为近代早期最重要翻译家的严复对于“信”与“达”以及二者关系的摇摆不定的认识，充分映射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待“文化他者”最初的彷徨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