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智慧城市与老龄医疗护理

日本的智慧城市与老龄医疗护理_日本社会观察2015

徐林卉⁽¹⁾

［摘　要］本文在对智慧城市的概念及日本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做了简要介绍后，着重对日本的智慧医疗，特别是对老龄安养照顾产业上的应用做了深入分析，包括移动医疗、远程医疗、在宅护理、救急救命制度与守候居家老人等方面的智慧医疗的应用。

［关键词］智慧城市；智慧医疗；远程护理

智慧城市（Smart City），按照一般的理解，指的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手段来感测、分析、整合、协调城市运行系统的各项关键要素，从而对民众生活、生态环保、交通运输、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经济等各种社会需求做出智能响应，促进城市的参与式管理和可持续创新。

智慧城市最早源于2008年IBM提出的“智慧地球”理念，强调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于各行各业。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将之纳入国家战略，英国随即发布“数字英国”计划，欧盟启动“面向知识社会创新2.0”的“Living Lab”。日本于2002年成立IT战略本部，先后编制和实施了三个中期发展规划，核心概念是无所不在、无缝对接、安心与活性、生活质量、社会改造。

日本的智慧城市建设中，最早强调和普遍接受的概念是“无处不在”（ubiquitous）。追根寻源，它是由美国施乐公司帕洛亚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的首席技术专家马克·魏瑟（Mark Weiser）于1989年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提出的。经日本媒体和出版物的传播，2000年起日本的产业界开始予以关注和重视，并探讨如何与企业经营和产业发展结合。从那以后，“无处不在”的概念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一种潮流。有统计显示，目前在诸如《日本经济新闻》《日本商业日报》《工业新闻日刊》之类的经济类媒体上，每两天就会出现三篇与“无处不在”有关的文章，当然，与之有关的广告就更多了。

日本学术界和经济界的普遍认知，如果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可能具有以下几个不完全相同的特点：

第一，应用性。自从20世纪80年代信息传递技术发生革命性或颠覆性的突破以来，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着“无处不在”的影响，促进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然而，与马克·魏瑟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学者和企业家在重视计算技术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应用载体的建设，认为“网络的普遍性比电子计算的普遍性更重要”。

日本社会关注的重点之所以从“电子计算”转向了“网络社会”，那是因为任何技术都是在特定“社会框架”下形成和发展的。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讲，社会需求是促进IT发展的原动力，社会应用是体现或实现网络价值的根本途径，而覆盖全社会的网络建设则是科技革命与实际应用之间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接受野村综合研究所于1999年提出的“无处不在的网络社会”概念。即使后来又出现了“智慧城市”或“智慧日本”等概念，如何实际应用仍然是日本人思考的侧重点，“无处不在的网络社会”仍然是基本前提和核心内容。

日本人关注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及其满足之间的互动，因此日本学者和企业家长期以来不仅重视IT产业的发展和智慧城市的建设，而且明确地将其主要精力聚焦于网络平台的社会化建设，致力于“无处不在的网络社会”的形成及其具体化应用，体现出日本人更为注重现实应用、更加关注实际效应的民族特性。

第二，战略推进的渐进性。与上述认知相呼应，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成立了IT战略本部，先后提出和推进了三个以五年为期的日本IT中长期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总体发展方向和目标都很明确，那就是建设一个“使国民安心和有活力的社会”，打造一个“全新的日本”。然而，长期发展目标需要分阶段实现，整体发展战略需要逐步推进。

最初的阶段需要做的事应该是打好“硬件”基础和“软件”基础。前者指的是与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后者指的是网络社会建设所需的制度条件创造。

随后就是尽快地将“基础战略”转变为“应用战略”，于是就出现了应用领域选择和应用方式塑造的问题。应用领域的选择可以着眼于生产，也可以着眼于民生，在日本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生产性应用是私人公司的选项，政府则需要考虑社会性的需求。因此，日本的IT战略及其应用从与民生直接有关的方面（如政务、商务、医疗、教育、交通等）入手，将之确定为重点选择的领域，这样就不仅与网络社会的社会性特点相吻合，而且与政府的社会职能职责相一致。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以及日本经济财政社会咨询会议和日本社会政策恳谈会议）认真地考虑了两个兼顾问题：其一是如何兼顾长远发展和当前重点，倾向性的意见是优先解决当前社会需求强度较强以及通过网络社会提供满足程度较大的问题，重点发展相关领域，进而再考虑延伸拓展；其二是如何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这既是阶段性目标，实际上也同时存在经济性考虑和社会性考虑：前者主要体现在优配资源和激活产业，由此出现了所谓的“创造价值战略”；后者主要体现在满足民众需求和重构社会结构，由此形成了后来的“社会改造战略”。

第三，高度关注实用性。一旦涉及网络技术的社会应用，那就必须进一步思考其社会应用的领域，或者说，从社会角度讲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应用领域的选择。

社会需求是无限的，但需求的强度不一样，社会满足不同需求的能力也不一样。因此，网络技术社会应用领域的选择就取决于某种社会需求的强度，以及现有社会资源（包括公共产品）满足这种社会需求的程度。

日本政府之所以始终将“医疗服务”列为首选的网络技术社会应用领域之一，是因为日本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的水平都很高，人们对包括保健在内的医疗服务需求不断提升，社会医疗资源则相对有限，且区域分布不均衡，再加上需要提供医疗服务的需求（患者的生病）具有时间、空间、种类、程度上的不确定性，而满足这种社会需求（疾病的诊治）又往往具有紧迫性。如果通过网络社会平台以及互联互通关系的建立能使有限的社会公共产品（医疗资源）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和使用，那么就能发挥更大的社会福利效用。

第五，模式选择的有效性。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或提高上述社会应用效应呢？回答自然是建立“无所不在的网络社会”。那么，谁来承担这个职责呢？回答就不能简单地说是企业或政府了。日本是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使用网络技术很普遍，但是私人公司的应用偏好是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可以强调其社会责任，可提高社会福利毕竟是政府的职责和目标。现实问题在于，近十多年来日本财政收支长期恶化（2014财年政府赤字超过GDP的9％），政府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公共债务占GDP的200％以上），明显力不从心。

因此，对于日本来说，提高网络社会或智慧城市真实效应的最好方式并非是依靠企业或依赖政府，而是日本人近年来经常强调的“官民结合”。这里所说的官民结合，“官”是指政府，“民”则不仅指企业，还包括社会机构和民间组织。官有官的作用，主要集中在统筹规划、整合资源、满足需求、保障安全等方面；民有民的效应，那些经济或非经济组织各有各的特点专长，都不可忽视混淆，不存在偏废取舍，需要的是一种能够使官民有机结合的制度架构，那就是建立在网络社会基础之上并与之相呼应的新人文社会，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智慧日本”。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先后依次制定和推动了三个五年为期的IT战略规划（E-Japan、U-Japan和I-Japan），完成了从“电子日本”“网络日本”向“智慧日本”的演进和转化。

如果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IT技术发展和网络社会建设的起步都慢了半拍，但是发展很快，势头很猛，属于后来居上。在这一过程中，上述三个战略规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欧美人甚至认为，日本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沿”，可以“引领全球发展的趋势”。

日本政府最早是在2001年1月提出“电子日本”的发展理念（2002年7月成立了IT战略总部）的，第一个从国家战略层面研究制定的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战略规划，就是2001～2005年的E-Japan。

现在看来，E-Japan实际上只是一个基础性的发展战略。它的重点在于两条：其一是“硬件”的建设，也就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换代，以及加快推进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地讲，就是从原先的窄带基础设施迅速转向宽带基础设施开发，并使之能够覆盖全日本；其二是“软件”的建设，也就是制度层面的调整改变，加快营造一个适应于IT技术改造及其应用的制度环境。日本人当时认为电子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范围主要是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而这两个领域都具有很强的制度规范要求，电子商务涉及市场规范和政府规制，电子政务涉及社会规范和法律规制，因此需要对原有的制度和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适当提供所需的配套条件，通过制度环境条件的完善，使之能够与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应用的需要相适应，进而形成很强的社会推进力。

2003年，在E-Japan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个升级版，即E-Japan Ⅱ。与前者不同的地方在于，这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基础性战略，而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延伸出了一个应用性考虑，战略重点明显地移向了促进IT的更广泛应用。根据E-Japan Ⅱ，日本政府选择7个“优先发展”的IT重点应用领域：医疗服务、食品、生活方式、中小企业财务、知识、就业、劳动力、公共服务。在2003年12月联合国召开的全球信息社会高峰会议上，日本政府提出了与此类似的设想建议，随后几年的政府行政措施和社会政策也大都集中或聚焦在这几个方面。如果从认知发展和政策演进的角度来看，E-Japan Ⅱ是一个过渡性的战略安排：应用性、社会性、有效性相结合的原则开始显现，但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七个优先应用领域的选择明确了方向，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与基础性建设的结合；基础性建设已经取得了成效，但缺乏社会层面的完整考虑和整体规划。

因此，在编制第二个五年战略规划时又出现了一个U-Japan。这个概念最初形成于日本总务省2004年3月召集的“社会政策恳谈会”，5月正式出现在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提出的“以发展ubiquitous社会为目标”的战略构思中，6月4日日本政府内阁迅速通过了这个战略设想，12月完成了以“无处不在网络建设”为核心的日本2006～2010年国家U-Japan发展战略。

在U-Japan战略中，核心内涵是U理念（Ubiquitous），又具体细化为三个内容：一是Universal（普及），也就是网络社会的“无处不在”，使现代信息技术“像草根一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进而实现一个任何时间（Anytime）、任何地方（Anywhere）、任何事情（Anything）、任何人（Anyone）都可以使用网络设施或利用网络资源的社会环境，让包括高龄老人及残障人士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及时地通过网络得到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有效支持；二是User-oriented（用户导向），也就是经济学上常说的消费者导向，主要是重视使用者的应用便利性，在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现代科技的人文关怀；三是Unique（独特性），也就是强调应用过程中注重体现个体特性，为民众提供能够展现各自活力和个性的舞台，力图在人类无限创造力的推动下不断创造出新的服务模式和商务形态。由于创造性应用的连接和组合不仅能有效解决最为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还会“意想不到地产生新的价值”，因此，U-Japan战略又被不少日本人称之为“价值创造战略”。

经过将近十年滚动式的推进，日本政府于2009年7月在编制2011～2015年IT中长期发展战略时终于推出了“I-Japan（智慧日本）2015”。

I-japan战略的要点是以“智慧日本”为标志，以应用性、社会性、有效性的结合为特点，具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发展和完善现代信息技术及其基础设施，特别强调信息资源的易得性和数字技术的易用性，突破阻碍数字技术适用的各种壁垒，“让数字信息技术如同空气和水一般融入日本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每个角落”；二是通过数字化和信息技术向经济社会的渗透，催生社会的“活性”，激发社会的活力，推动社会改革和实现自主创新，打造一个“以人为本、充满活力的数字化社会”；三是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作用的发挥，激活产业发展和地域发展。当前的目标主要聚焦于电子政务治理、医疗健康服务、人才教育培养三大公共事业领域，以及安心安全、节能环保、交通物流、医疗养老、教育五大问题，创造出“使国民安心和有活力的社会”。

由于“医疗健康服务”被列为日本IT战略本部“I-Japan 2015”的三大目标之一，因此近年来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智慧医疗”不仅构成了“智慧日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日本“使国民安心、让社会有活力”的创建活动中，与其他几个领域的绩效相比，表现最为突出。

根据从E-Japan、U-Japan到I-Japan的系列性战略实施和演变，日本政府花了十多年时间，对信息技术、网络平台、网络社会、社会体系（技术、组织、服务）等四个环节进行了整合：首先强调发展现代计算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这是建设智慧城市和打造“智慧日本”的前提；作为这两条主要技术主线的延伸，前者发展成“云计算”，后者延伸为“互联网”。由此构成的网络平台，是建设智慧城市和打造“智慧日本”的基础；作为智慧城市，需要一些社会性的基础设施作为运行载体，发挥传导功能，而现代社会生活主要与人、物、信息、能源等四个最基本方面相关，信息网络平台与社会支撑系统的统合形成“无所不在”和“运行便捷”的网络社会；再接下去就进入了实质性的社会应用领域，需要直接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生产相结合。由于日本全社会都十分关注安心安全、医疗养老、节能环保、交通物流、人才培育，以及最终实现城市的高效运营和社会的创新活力，因此这些领域就得到了率先的应用和重点的发展。

这些年来，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效也显现出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社会进化之间具有结合的可能性。政府的战略、规划、政策，以及与公司经营和市场运营的互动，则是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关键。

在此基础上，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划，目前正致力于将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等四个层面形成一个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系统，同时推进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造，最终争取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智慧日本”。

智慧医疗（WIT120）是近10多年来才开始兴起的一个专有医疗名词。简而言之，也就是通过整合移动计算、信息传感识别、数据融合处理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医疗领域的社会性运用，构建无线通信平台、数据交换与协同平台、医疗物联网应用平台和定位平台，实现医疗服务智能化。

1．数字化是智慧医疗体系的前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世界各国主要城市的医院都开始注重数字化设施建设，推行数字化医疗管理和行政管理。日本在实施E-Japan和E-Japan Ⅱ战略的时候，也就是在2001～2005年期间，通过产业政策和财政支持，无论硬件还是软件，数字化医疗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数字医院。

所谓数字医院，一般指的是在医院范围内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通过信息的收集、传递、反馈、整理、分析，实现医院诊断、医治、护理甚至延伸到疗养的全流程一体化。通过医院业务流程的优化、工作效率的提升、医疗成本的节约、事故隐患的减少，创造出实时高效、准确安全、就医便捷、服务优质的就医环境。

2．医疗物联网是智慧医疗体系的基础

医疗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简而言之，是一种专业性和应用性的“物物相连的互联网”，也就是通过RFID射频识别、医学传感器技术、全球定位系统、室内定位技术、激光扫描读写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约定的协议，把所有医疗相关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传递，以实现智能化感知、识别、定位、跟踪、监控、互动和管理，实现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的广泛链接。

在医疗物联网中，“物”就是作为对象的病人患者、医护人员、医疗机构（医院各科室）、医疗手段（设备、设施、器械、药品等）等；“网”就是基于标准的流程，实时采集声、光、热、电、力学、化学、生物、位置等各种所需信息，通过各类网络接入，简单、标准、可靠，让所有医疗资源在网络平台上重新实现有效配置；“联”就是通过数据互联、信息共享，以及全面的互联互通，形成无障碍的传导机制和控制机制，用简约数字医疗来完善医疗的标准化，逐步推进医疗流程标准化，最后获得“更智慧的医疗处理结果”。

3．智慧医疗是数字医疗的升华

智慧医疗一是突破了“数字”的技术约束，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互动，出现了“智能”功能；二是突破了“虚拟”的领域局限，增加了“物质”的内涵，与医疗物联网无缝结合；三是突破了“医疗”的业务局限，增加了预防保健的“健康”内容；四是突破了空间的地域局限，智慧医疗不再局限于原先的医院范围，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体系，至少在网络社会的平台上统合个人、家庭、社区、区域、国家五个层面，形成一个纵横交叉、错落有致、浑然一体的社会系统。

如果进一步做概括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智慧医疗实际上是由三个部分所构成的，即家庭健康系统、智慧医院系统、区域医护系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形态，家庭数目众多，分布很散，在传统的医疗条件下，家庭成员生病后到医院诊治，病理情况由医疗机构掌握，非住院情况下对于病情变化的信息掌握是不连续的，至于亚健康状况的掌握就更困难。

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日本人对健康或保健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从1990年的78.8岁提高到2011年的83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70岁和亚太平均水平的76岁），高龄化问题日趋严峻，需要医疗护理的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患者逐年递增，医疗机构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也就逐渐突显。

为此，日本政府从2011年开始，依托索尼、欧姆龙、山佐、A＆D、AQ、泰尔茂等公司，借助网络社会的平台，试图在家庭层面分散医疗护理需求的压力，推出了大批以NFC为主要无线连结技术的居家照护产品，促进了“数字家庭”基础上的“高质生活”的“家庭移动医疗护理”模式。横滨、丰田、京都、北九州等的智慧城市整体发展规划中都包括智慧家庭试点及其推广的内容。

1．实现了“家用健康医疗器材数字化”

在日本，测量型健康医疗器材（体重计、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测定仪、活动量测量仪等）的家庭持有率很高，但测量行为是分散的，数据缺乏积累，医疗器械的功能仅限于帮助做出一些基本的判断。现在，日本较为广泛地借助近场通信技术（NFC）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流行起“医疗器材＋智能数据管理App”的所谓“捆绑式贩卖”。

具体地讲，就是在家用医疗器材和智能手机中嵌有NFC芯片，通过手机接触医疗器材快速方便地采集到家庭成员的身体检测数据，测量数据可以保存和积累，不仅可以通过图表化形式让个人用户直观了解到自己身体参数的变化（如体重增减、血压升降等），还有助于医生对患者生理或病历状况变化的了解。

2．家用健康医疗器材的数字化延伸出一个“移动医疗健康管理”或“移动健康追踪”

近年来，日本企业和市场竞相推出了许多装载特殊软硬件，具有采集、传输、显示、存储与健康相关数据（记步、血压、脉搏、心电、血氧饱和度、呼吸次数、人体代谢计算等）功能的健康电子产品，如手环、手表、健康家具等，并且依托无线移动应用平台，与医院诊所或家庭医生的电脑系统联网。

日本的每个医院诊所都建有较为完善的医疗管理系统，而日本的智能手机App又支持不适症状自查、疾病解读，身体器官分类检索疾病，可以根据地理位置查找附近医疗机构或根据症状查找专科门诊，这样就使得“移动健康追踪”和“移动医疗管理”都成为可能。

3．进一步形成“云端统合个人医疗数据信息库”

以往患者经常无法及时获取和积累对诊断有重要影响的完整医疗记录，在不同医院就诊时甚至需要重复同样的检查，除了受医院盈利因素影响以外，也存在一个数据统合度不高的问题。2011年日本大地震时，受灾地区纸质医疗数据丢失，医疗机构服务器保存的电子数据损坏，促使日本加快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厚生劳动省2009年建立的医疗数据库，开始推行“云端”统一整合个人的医疗数据。

现在，日本人可以通过“国民个人电子文件箱”对个人信息进行管理，包括建立自己个人的医疗信息库，记录从小到大所有医疗信息，包括用药记录、过敏记录、外伤记录、手术记录、感染记录、疾病记录、不同时期不同医院做过的检查结果（CT光片、X光片、心电图等）和疾病诊断等。个人可以通过网络随时查阅云端保存的各种医疗信息，据此实现“自我了解、自我查看、自我把握”，选择就诊行为和场所，“随处都是我的医院”概念目前在日本开始逐步形成。

对于医疗机构来讲，则不再有必要保存患者医疗数据，而是从患者那里获取授权历史记录和更新医疗记录，帮助日本人及其家庭提供以人为本的医疗诊治和健康护理，包括对行动不便无法到医院诊治的患者进行视讯医疗，对慢性病以及老幼病患进行远程照护，对智障、残疾、传染病等特殊人群进行健康监测，还可以提供包括自动提示用药时间、服用禁忌、剩余药量等的智能服药系统。

按照日本人的设想，今后应该出现这样的一天：看病不再需要去医院，你只要在家或附近的医疗设备馆做完检查，将数据上传，全世界的医生都可以成为你的选择对象，通过你的检测数据和医疗数据来做出诊断。

日本的医院分为4种：综合性医院、结核病医院、精神病院、传染病院。80％的医院为国立或公立，20％的为私立；3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有1200所，占比12％。如果根据医院功能区分，有3种类型：特定机能病院（大学附属医院、特别专科病院，全日本80所）、一般医院（县市立医院）和疗养型医院。日本医院的医疗设施比较先进，大医院（300张床位以上）都配备2台以上的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彩超、自动生化分析仪。几乎所有的医院门诊和住院诊疗流程中的病史管理、收费、检查记录等都实行了电脑化或数据库管理，并通过建筑智能化改造和医疗信息化建设来提高医院的信息化水平和综合管理能力。

在日本人的概念中，智慧医院与传统医院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三条：一是不仅为患者建立完整的医疗档案，而且打造动态的健康档案；二是不仅建立医院的医疗信息平台，而且利用医疗物联网技术实现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三是不仅提高了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或利用效率，而且衍生出一系列医疗新形态，如远程医疗、移动医疗等。所以，日本的智慧医院系统就不仅仅是数字化或信息化，而是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出智能化和网络化。

根据目前的情况，日本的智慧医院系统可以被视为三个单元的有机组合：数字医院、提升应用、衍生功能。

（1）数字医院主要是指医院以及所属部门对病人的诊疗信息和行政管理信息具有很强的收集、存储、传输、处理、提取及数据交换的能力，形成医院信息系统（HIS）、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S）和医学影像的存储和传输系统（PACS），以满足所有授权用户的功能需求，还包括以采集、存储、处理和利用病人健康状况和医疗信息为核心的医生工作站。医生工作站包括门诊和住院诊疗的接诊、检查、诊断、治疗、处方和医疗医嘱、病程记录、会诊、转科、手术、出院、病案生成等全部医疗过程的工作平台。

（2）提升应用包括远程图像传输、海量数据计算处理等技术在数字医院建设过程中的应用，实现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远程探视避免探访者与病患的直接接触，杜绝疾病蔓延，缩短恢复进程；远程会诊支持优势医疗资源共享和跨地域优化配置；自动报警对病患的生命体征数据进行监控，降低重症护理成本；临床决策系统协助医生分析详尽的病历，为制定准确有效的治疗方案提供基础；智慧处方分析患者的过敏史和用药史，反映药品产地批次等信息，有效记录和分析处方变更等信息，为慢病治疗和保健提供参考。

（3）衍生功能有移动医疗解决方案，基于移动计算、智能识别和无线网络等基础技术而设计，实现医护移动查房和床前护理、病人药品及标本的智能识别、人员和设备的实时定位、病人呼叫的无线传达等功能。经过多年积累，已经形成了涵盖医院门诊管理、住院管理、营养管理、药品管理和耗材管理等一系列移动应用解决方案和智慧医院系统，包括移动临床信息系统、移动门诊输液系统、医院营养点餐系统、移动库房及资产管理系统等。

目前，东京的电子病历系统在各类医院普及，电子系统整合各种临床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包括病人信息、医治信息、住院信息和护理信息），诊治过程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无纸化和无胶片化。医院还通过无线网络和移动设备实现医生移动查房和护士床旁操作。同时，医疗机构与社区之间通过网络社会平台，实现了数据互连和信息共享，促进了区域医疗护理服务系统的发展。

“智慧日本”背景下的区域医疗护理系统，基础性的前提条件仍然是网络社会的医疗护理信息平台，或者说是区域协同医疗共享平台。

医疗护理信息平台由三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区域内居民的个人电子健康档案；二是区域内医疗机构、医护人员以及社区服务机构、专业人员和志愿人员的基本数据；三是有关医疗行业知识、行业规则、行业监管的信息数据。

上述第一项是最为基本、最为主要的内容，以此为中心，以HL7、IHE数据中心模型的建立和行业知识库和规则库的建立，实现数据多途径采集、传输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共享，通过更多的无线应用或云端的循环处理，使居民、机构、社区都能够在任何地方了解健康情况，搜集健康生命体征数据，数据能够充分利用，信息能够交互共享。

区域医疗护理系统包括旨在运用尖端的科学和计算机技术来帮助医疗单位以及其他相关组织开展疾病危险度的评价，制定以个人为基础的危险因素干预计划，减少医疗费用支出，以及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的电子健康档案（HER）；包括由一般疾病基本治疗、慢病社区护理以及大病向上转诊和接收恢复转诊双向转诊服务的社区医疗服务系统；还包括对医学院、药品研究所等医卫科院机构的病理研究、药品与设备开发、临床试验等信息进行综合管理的科研机构管理系统、卫生监督管理系统和疫情发布控制系统。

通过广域网将医院、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卫生局等接入专网，建立区域健康数据中心，同时建立共享系统和社区卫生服务系统等应用，实现所有联网单位间的病人健康数据共享。

通过建立健康档案为线索，构建区域内医疗管理机构、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为主的专用网络为基础，建设区域健康数据中心和区域数据交换协同平台，整合区域信息资源，以统一的服务接口为不同使用者提供信息服务，实现个人与医院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卫生资源共享。公共卫生智慧医疗提供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疾病监测、应急反应、工作部署与实施操作等环节所需的信息技术支持。系统建立在统一管控的基础信息平台上，应急指挥系统、监督管理系统等子系统分工合作、资源共享，具备可扩展性和开放性。智慧医疗解决方案针对公共卫生的管理和安全，通过建立强大的公共卫生数据中心和应急指挥系统，构建“听得见，看得着，查得到，控制得住”的指挥枢纽，统一指挥区域内的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建立强大的卫生监督系统，推动卫生监督执法综合管理的现代化进程。

数字医院无线网络集成的目标是以弱电工程为基础，构筑满足医院实现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建设医院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基础平台；实现医疗现代化、楼宇智能化、平台数字化、管理信息化、服务网络化等功能，从而为患者和家属营造一个舒适、方便、安全的就医环境。为医护工作人员提供一个便捷、高效、安全的工作环境。无线网络覆盖设计无线局域网是计算机网络与无线通信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采用无线传送方式提供有线局域网的功能。无线局域网技术是对有线局域网的一种补充和扩展，为用户提供宽带无线接入服务，具有部署灵活、带宽高、延展性强、维护简单等优势。

此设计不仅在医院大楼中实现有良好的无线网络信号覆盖，而且针对医疗业务流程的特殊性，确保医护人员在移动状态下的数据保障，同时从医院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出发，设计安全的网络保障机制。

“无缝医疗保健”是近年来国外开展的一项新型医疗保健体制，其概念是通过各级医院、保健中心、病人家庭及社区之间的密切合作，建立医疗保健协作网络，实现医疗专门技术共用，医疗资源共享，避免医疗、保健工作之间的缝隙和重复劳动，使医疗工作的界限超出医院的范围，延伸至病人家庭和社区，直到病人完全康复。

在无缝医疗保健网络中，社区保健起着连接医院与病人家庭的桥梁作用。保健护理人员依据病人病情恢复情况，制订病人出院后的护理保健计划，为病人选择和实施合适的护理保健项目，指导病人家属对病人进行出院后的康复护理，以确保病人出院后得到连续的整体护理保健服务。

日本卫生机构的工作重点已逐渐由疾病治疗转向预防，县、市、村都设有保健中心，拥有经过培训考核的专门医师护士、完善的设备和管理，保健范围覆盖全国，有些小岛只有3～5人居住，保健工作者也要定期上岛进行保健体检和健康指导。保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宣传，提高全民健康保健意识（如禁烟，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预防）；定期保健检查和指导（妇幼保健、老年保健、精神障碍和心身障碍者治疗指导、保健、传染病、成人病预防、遗传病健康咨询、外伤病人疗养指导等）；常见病的情报调查和统计等。保健措施使人群疾病发生率大大下降，同时为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提供可靠依据，使日本人均寿命大大提高，生命质量不断改善。

当前，日本1.27亿人口中，每5个人就有1个是65岁以上老人（2500万），每10个人就有1个是75岁以上老人（1100万）。2009年起百岁老人就超过了4万人，甚至出现世界上独有的超高龄老年社会浪潮（到2020年，每4个日本国民中将有1个65岁以上老年人）。

所谓移动医疗，原本的意思是以新一代移动网络技术为载体，依托医院现有系统将医护业务整合延伸到移动无线终端，形成一个实时、动态的工作平台。后来，移动医疗的空间范围有所拓展，将移动无线终端再延伸到医疗机构以外的患者（入院前或出院后），通过无线连接实现无缝对接。

在医院里，原先医生查房要带很多资料，翻看查找很不方便。护士采集数据先记纸上，再转抄计算机或病历本，工作繁重又易出错。后来有了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PDA、手机等，问题是体积太大携带不便，屏幕太小信息有限。后来，日本医院普遍应用了移动网络技术，建立了以患者为中心的信息网络平台，日本电气株式会社NEC提供了自主硬件双屏7寸平板电脑，有多种输入法，可滑屏，可看到病人体温单、检验检查报告、监控、用药安全，如哪个药有问题，会给出一定警告。

移动医疗解决方案使医生可以实时地在病房对病人下医嘱、开药品、检验检查等，做了检验检查后，可通过移动平板看到报告。

从医生下医嘱、护士核对医嘱，最后到病房发药、护士配药，这些条码技术可以更安全地给病人用药。三点确认医疗，患者手上的条码，床头的条码，与所用药品有着对应关系。药品发药、护士配药、输液、输液监控，都可自动提示。

扩展应用有居民健康档案、慢病监控、提醒功能、回访时间、数据采集、活动检测，通过传感器检测睡眠暂停或心率等。现在很多病人晚上会突发心肌梗塞等，这种功能可以检测到病人的心率变化。诊断设备连接后就可自行获取个人健康指数并监控、摄取热量等。

救护车救护病人过程中，通过移动终端把病情传到医院，便于提前准备，节省救护时间。

现在ICU病房不准家属进去，如果想要探视病人，可以在一个专门的地方进行视频探视。

移动解决方案的优势体现在以居民健康档案为中心搭建这样一个系统，提高医护质量，强化医疗安全，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医护行为，简化工作流程，借助条码、移动等技术来进行海量的信息输入等，系统自动完成。

将射频识别技术RFID应用于医疗领域，建立设备监控系统和医院报警系统，对于人员定位和婴儿防盗特别有效。

远程医学（Telemedicine）指的是使用远程通信技术和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来提供医学信息和医疗服务，包括远程诊断、远程护理、远程教育、远程医学信息服务等。

远程医疗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1959年的美国第一项远程医疗计划：美国学者Wittson首先在相距112英里的两所医院之间建立双向闭路电视系统，为患者提供医疗咨询、病情会诊和精神卫生服务，但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及广泛应用后，这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了。不过，要在全社会建立统一的平台，形成一个网络，使医疗机构之间形成制度性的合作，也并不容易。

日本当前面临三个现实问题：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趋向显现，农村老年化更加突出，而医院相对集中于城市，偏远地区医疗设施和专业医护人员都不足，地区之间医疗设施和医疗水平存在短期内难以迅速缩小的差距；二是老龄慢性病增加，对医疗和看护的要求不断提升，而现有医疗机构的医护力量有限，工作压力不断增大，短期内又难以迅速增加医护人员；三是日本家庭独居老人增多，近年来老年人的在宅医疗和护理也逐渐流行，每家每户分开居住，有些甚至空间分布较广，尽管有社区专业医护人员，也难免顾此失彼。因此，日本在建设“智慧日本”的过程中将发展包括诊断、治疗、护理等在内的远程医疗系统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1997年与医疗机构和信息技术公司共同成立研究机构，花了三年时间在北海道、长野县等地展开试点示范，以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为中心，国家每年贴补5亿日元，利用IT技术构筑一个“远程医疗服务系统”，服务偏远地区的居民。随后，在2001～2005年间进行推广，使各都道府县至少拥有一个服务中心。

日本最初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的运作方式是：先在患者家里安装电视电话及能够测量病人心跳和血压的终端机，然后将这些资料通过综合数字通信网（ISDN）传到诊所或医院（核心医院是指挥中心，位于体系顶端）。患者资料由终端机传到专业医生手中，医生分析资料后通过电视电话与患者交流，最后作出诊断。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日本的远程医疗系统已经覆盖全国，不断地向多种信号采集、无线网络传输、小型传感器系统应用的方向发展，支持远程医疗系统的技术广泛投入实际运营，医疗器械和网络系统也不断推陈出新，不仅帮助偏远地区缓解了医院少、医疗难的问题，还帮助医疗机构实现了信息化改造。

目前比较成熟和广泛应用的远程医疗护理成果有医院监护系统。这个系统连接患者随身携带的心电监护终端和医院的监护中心，监护终端上安装无线模块，采集和处理患者的生理信号（如心律、呼吸频率、体温等），通过无线基站键入网络，再传输到监护中心服务器经由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医生根据软件分析结果及自己判断给患者适当医嘱，必要时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

这个系统的空间延伸就可以形成社区家庭监护系统。据此，可以开展远程心电监护、远程助产护理、远程医疗随访、对慢性患者的远程家庭护理，甚至可以使癌症晚期患者和装有人工呼吸器的病人在家里接受治疗。这样就又与“在宅医疗护理”的发展完美结合了起来。

在远程医疗系统中，应用最广泛、最普遍的是跨区域的远程会诊（teleconsultation）和远程诊断（telediagnosis）。参加会诊的专家可以对病人的医学图像和初步诊断结果进行交互式讨论，帮助边远地区的医生得出正确的诊断结果。比较有名的是日本东京上野VIEW SENDICT株式会社开发的远程医疗系统，通过远程网络技术和专业医疗透视存片技术来远程传输各种医疗透视照片资料，把医院与患者联在一起，实现不同空间的双方在相同时间的互动。

此外，还出现了一个急救监护系统。2011年，日本KDDI、KDDI研究所和Digital Hands开发出用于急救医疗的影像传输系统，将救护车内部影像实时传输医院，让医院里的医生事先掌握患者病情，有利于提高救治率。为保证救护车影像不会中途中断，系统能够无缝利用多种通信方式，如根据地点自动选择无线LAN、WiMAX、3G（CDMA）以及卫星通信（B-GAN）等不同通信方式。这样就又与“救急救命士”制度的发展完美结合了起来。

20世纪90年代，日本开始拓展长期照护服务网络和资源，2000年成功开办“长期照护保险”，近年开办“在宅医疗”，使行动不便的老人不再为就医而奔波。

“在宅医疗”是由就近基层医护团队提供的服务，提供即时并且全面的老人照护，十分便利。医护团队可以定期到老人患者家中探视，进行评估咨询；老人身体状况发生异常时也可以通过电话立即与医护团队联系，必要时医师会立即到老人家中“往诊”，及时地作出处置，为高龄照顾者的“在宅医疗”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宅医疗基层团队搭起患者与其他更广泛健康与社会照护网络的桥梁。医师诊疗、开立处方后，立即将处方笺传至社区药局，药师当天就把药物送到老人家中。老人如需要复健或营养咨询，也能透过在宅医疗团队的转介，获得所需服务。

一旦经过在宅医师评估需要住院做进一步处置，医护团队也会将患者转诊至医院，直接与接手团队进行有效的病情交接，出院后再交由原来的在宅医师做后续照护。

甚至到老人临终时，在宅医疗团队也会到家中提供安宁照护。这种以基层照护网络为核心的医疗模式中，老人和家属获得较为周全的服务，不再茫茫无助、无所适从。

居家养老必须与社区服务体系挂钩，包括社区老人远程监控服务系统和配套（物流、交流、娱乐等）系统，最终通过云计算技术变成一个一体化结构。

日本的所谓“救急救命士”俗称“紧急救护员”，是指经过厚生劳动大臣允许，并在医生指示下实施救急救命处置的专业人员。所谓“救急救命士制度”，就是由救急救命士对被搬运到医院诊所之前的危重病人进行救急救命处置的制度。

紧急情况下的特殊处置，任何国家、任何城市、任何医院都会遇到。日本之所以将之“制度化”和“法定化”，并不遗余力地在“智慧日本”的框架下予以改进，是因为认识到医疗过程的这个环节十分重要。根据日本厚生省的分析，在患者停止呼吸的情况下，2分钟以内接受急救的复苏比例是90％，3分钟内降到75％，5分钟内就降到25％了。由于CPAOA（入院时心肺停止）的社会复归率极低，所以必须要强化急救医疗制度。

日本在1991年颁布实施《救急救命士法》以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性的法令法规，建立和规范了“救急救命士制度”。其中核心内容有三条：第一，“救急救命士”要在政府认定的“养成所”接受专门的培训，通过资格的考试，拥有专业的证书（可终身从事这个行业）；第二，以立法形式合理定位医疗救护员的职责和功能，强调规范运作，急救救命士在医生的具体指示下有资格实施确保输液途径、确保气道和使用心脏起搏器。2004年7月起，在医院中实习过30例气管插管术的急救救命士有资格实施气管插管术。2006年4月起，经过学习及实习后的急救救命士有资格使用强心剂；第三，“救急救命士制度”主要对应于“二次医疗圈”（日本设定三级医疗圈：一次医疗圈以市町村为单位；二次医疗圈根据交通状况、人口密度、社会经济、患者流进流出比例设立，全国约有360个医疗机构；三次医疗圈是以都道府县为单位设立的区域中心医院，全国约50个）。

可见，日本的“救急救命士制度”非常强调规范，急救医疗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今天仍然难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救急救命士”严重不足，现有的“救急救命士”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2013年全日本的救护车共出动了580多万次，平均每5.4秒出动一次。日本上演过一部名为“24小时急救病栋”的连续剧，讲述的就是今天日本面临的严重的急救医疗现状。二是救急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日本2013年救护车平均到达现场的时间是8.6分钟，还是不够快，严重影响了急救的复苏比例。

解决的方案，首先是改善日本“网络社会”中的“急救情报系统”。目前这个医疗信息系统下辖两个子系统：医疗情报中心和中毒情报中心，24小时收集和提供各方面的信息，随时回答市民和医护人员的相关咨询，甚至包括致急性诊断治疗的信息。由于这个系统是面向全社会的，内容纷繁复杂，网路繁忙异常，网络平台的建设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其次是适度增加急救制度的弹性和灵活性，由于“救急救命士制度”是法定的，因而规范要求非常严格，即使在消防队或自卫队中“救急救命士”的人员配备和职责权限也不容丝毫改变。目前，三级患者程度等级的对应制度和二次医疗圈的对应制度已暴露出一些负面影响，因此也有一些日本医院采取了北美型的ER（Emergency Room）制度。

第三条可能更为重要。日本政府接受东日本大地震的教训，近几年非常注重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自救、公救和共救”的理念，使之与“救急救命士制度”形成配套合力。政府制作了一些网上专用的急救措施视频，以及急救实际操作讲座等多种途径，传播人工呼吸法、正确使用心脏起搏器、正确拨打急救电话等，让更多民众掌握救急救命方法和技术。

在日本，随着高龄化进程的加速，独居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独居老人的安全问题即使还谈不上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也已经引起高度的社会关注。2000年，日本首次制定了“介（看）护保险法”，让那些不能生活自理的老人能够通过国家的补贴获得必要的看护护理。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日本企业开发出一种利用IT机器提供看护服务的系统，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这种服务是通过在电视或微波炉等家电上加装一种传感器，每天定时将传感器自动测得的家电使用时间等信息用电子邮件发送给老人子女，一旦超过24小时仍无任何反应时便会发出紧急邮件。传感器安装简单，且不会出现误报，在自然守护老人安全的同时为身在异地的子女送去放心。

个人申请利用这项服务，除21000日元初期费用外，每月还需交4725日元服务费。鹿儿岛县曾于市政府引入这个系统为155户独居老人提供服务，每月费用仅300日元。

在日本，随着需求的扩大，类似IT看护服务正在不断涌现。NEC推出的服务方式，除可利用传感器探测家电使用时间外，还可测得冰箱门或厕所门的开关情况，通过电脑对老人生活行动规律进行分析，如发现平时活动的时间段没有任何动静时，便自动判断为异常并发送紧急邮件。KDDI则推出在户外也可以使用的看护专用手机。手机附有紧急蜂鸣器、全球定位系统GPS、计步器等功能，可轻松搜寻手机携带者的行踪。此外，还出现了可防痴呆老人走丢走失的监测系统。独居老人的子女中68％的人认为此类服务很有必要。IT看护服务的市场规模在2010年度约90亿日元，预计到2020年度将有望增长到132亿日元。

在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仅靠人力完成看护工作既不可能也不经济。为此，日本这些年来一直试图将机器人技术应用于养老，一方面解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激活”家用机器人产业。

日本政府的“日本再兴战略”提出促进看护机器人的研发和普及，经济产业省等也出台了多项指导政策，建议企业加强医疗和养老看护等机器人技术的研究。例如，运用机械外骨骼技术研发病人和老年人“穿戴”的机械外衣，用以辅助病人和虚弱老人行走活动；运用人工智能和动力设备改造老人专用购物小车，使购物车能够自行伴随老人活动，甚至辅助老人行走；家中看护机器人还可以通过视频监控、智能识别和分析系统来判断老人是否跌倒摔伤或突犯疾病，并立即通知医护人员。要实现这些功能，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还需要大量医疗看护经验和数据的积累。

日本的企业跟进速度很快。夏普于2013年5月成立“新事业推进本部”，9月就向高龄老人公寓以及自治体推出“看护服务系统”，让家人可以及时了解在家的老人或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和安全状况，即使家里老人开启电视机开关，系统上也会有所提示。类似功能的系统，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在2013年8月也有推出。松下于2014年9月研发出了可辅助老年人下床和步行的“看护机器人”（价格控制在100万日元以下），2016年还将推出“守护系统”，通过感应器掌握老年人的呼吸和动作，对是否存在异常情况进行综合管理，力争在2020财年实现守护系统和看护机器人销售总收入50亿日元的目标。

日本用了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由E-Japan到U-Japan以及I-Japan的战略转换，并将数字技术大量地运用于医疗产业，尤其是养老照顾产业上，将智慧医疗及照顾型机器人的研发作为日本振兴计划的支柱事业看待，是值得我国重视与借鉴的。

1．Kotlikoff and Leibfritz，“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Generational Accounts”，Auerbach et al.，Generational Accounting around the Worl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United Nations，Replacement Migration：Is It a Solution to Declining and Aging Populations？，2001．

2．［日］阿藤诚：《人口減日本の選択―外国人労働者をどうする？―〈問題提起〉》，载《人口问题研究》，第60卷3号，第1～13页。

3．［日］植村尚史：《社会保障を問い直す》中央法规，2003年。

4．［日］植村尚史：《若者が求める年金改革》，中央法规，2008年。

5．［日］小笠原泰、渡辺智之：《2050老人大国の現実》，东洋经济新报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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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小塩隆士：《社会保障の経済学 第4版》，日本评论社，2013年。

8．［日］加藤久和：《世代間格差》，筑摩书房，2011年。

9．［日］島澤論、山下勉：《孫は祖父より1億円損をする》，朝日新闻出版，2009年。

10．［日］鈴木亘：《財政危機と社会保障》，讲谈社，2010年。

11．［日］鈴木亘ほか：《社会保障を通じた世代別の受益と負担》，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12年。

12．［日］津谷典子：《なぜ我が国の人口は減少するのか——女性·少子化·未婚化》，载津谷典子、樋口美雄編：《人口減少と日本経済》，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9年，第3～52页。

13．《立法と調査》，No．348，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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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林卉，立命馆大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社会保障，汽车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