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社会冲突的国际经验

社会冲突并非中国特例，而是任何类型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现象。本章尝试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争议政治的独特形式，社会运动何以能够在与其他争议形式（集体行动、革命）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方国家流行的社会冲突表达载体，它表现为相互关联的两方面：一是社会运动在争议政治中的比重显著增加，而集体行动和革命的比重在下降；二是社会运动摆脱了传统的行动主体和议题逐渐为更广泛的群体和议题所采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能够依托社会运动组织发起抗争的群体，事实上享有了组织的自由（尽管这些自由可能并非是法律上明确赋予的权利），换言之，社会运动所代表的是一种组织化的抗争。按照通常的理解，组织会极大地增强抗争者的能量。一个将组织权利一体性赋予全体国民的社会必将面临绵延不绝的抗争，这样的社会想必会是混乱的、无序的。然而这并非事实，正如赵鼎新所指出的：“当大多数社会运动被体制化以后，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总量大大增加了，但这些运动对社会的破坏力却变得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显得越来越弱”^[1]。作为一个盛产革命和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的国度，中国能够从中汲取何种经验？另外，如果“体制化”或“制度化”是节制社会运动产生破坏性的根本原因的话，集体行动或革命能否被“制度化”？由于本书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是从劳资冲突的角度入手的，因此上述问题就置换为这样的话题：工业化国家的劳工运动何以能够制度化；工业化的不同样式和政体属性是如何影响劳工运动制度化的进程的。

本章分三节来探讨上述问题。第一节梳理社会运动的历史及其制度化历程。第二节以韩国经验为例，探讨韩国民主化前后劳工冲突形式的转变。第三节从阶级政治的角度解读福利国家建构的动力，展望其在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中的发展趋势。

在中国的情景下借鉴国际经验，逻辑上必须经得起这样的诘问：为何这些样本，而非其他样本被选择出来作为中国要学习的“模板”？由于样本国与对象国的巨大差异，如何保证样本经验能够“医治”对象国所面临的问题？对此，笔者要作两点说明。首先，本章的目的并非要依据他国经验来设计出“医治”中国的“处方”，而是尝试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换言之，它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对于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都有什么样的处置方法，或者说如果对这一问题采取了这样的处置方法，在经验上可能会得到何种结果。这样的一种写作目的使得本书对于样本的选择不是基于与中国最具有可比性，而是对于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最有典型性。其次，作为一个后—后发国家，当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试图寻找一条更为有效的经济现代化路径时，很多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完成或者接近完成，经济现代化的不同样式及其政治社会后果已经较为清晰地呈现在国人面前。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两种基本模式，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胜负已定。中国其后的现代化道路有着明显的东亚模式的痕迹，尽管时至今日，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过很多其他总结，但主流的比较研究仍将中国看作东亚模式的新成员。正如笔者在其他地方所表明的那样，在东亚模式中，韩国在多重意义上是个成功的典范。^[2]基于此，本章将韩国看作一个对于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既具有典型性，又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