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失灵的影响

公共政策失灵这个看似学术化的概念，其实就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根本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失灵会引发蝴蝶效应，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会造成负面影响，最后导致社会不稳定，政局动荡。因此，政策失灵现象不容忽视，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公共政策失灵的负面影响，让我们更加直白地明白政策失灵的危害，提高公共政策主体、目标群体等利益相关者对公共政策的重视度。

（一）公共政策失灵会造成市场失灵

公共政策是克服市场失灵的主要手段，而作为手段、工具，公共政策也有失灵的时候，失灵的公共政策不仅不能缓解市场失灵的危机，还有可能进一步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加剧市场失灵的现象，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福利的损失。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其波及范围之广、破坏力度之大、影响程度之深，在世界经济史上均较为罕见。很多人认为罪魁祸首在华尔街，却忘了追究华盛顿在这场危机中的责任。

在整个经济过热和房地产价格日益上升的情况下，房地产贷款公司和商业银行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在放贷环节不断降低门槛，这是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市场参与者过度膨胀的贪婪欲望导致市场失灵，而这种狂热往往又与政策不顾客观事实、脱离客观现实及政策失灵有关。首先，美国“次级贷款者可以获得贷款以购房，由政府担保的”法律政策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银行放出如此多的次级贷款。美国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它希望每一个美国人有房住，可是它们的做法却违背了市场规律，搞乱了市场秩序，才导致了次级房贷的数额如此巨大。其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出现了重大失误，美国政府为了稳定资本市场，保持经济发展而多次非常规降息，到了2004年，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由宽松转为紧缩，两年时间内连续17次加息，最终点燃了金融危机。简单来说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扭曲了市场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价格，就是利率，使得投资和消费间出现失衡，使得房地产市场和经济中投资过度形成了以次级按揭为代表的房地产泡沫。总之，公共政策失灵会引起和加剧市场失灵，存在政策失灵与市场失灵共振的风险。现实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欧洲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政策为博选民好感、福利过度及财政无法承担所引发。

（二）公共政策失灵会引发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一词在政治学中通常用来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公信力是合法性的根源。公共政策的基本衡量标准是以公共利益作为价值取向，而理性的公共政策主体往往会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产生利益变异，以实现自己或个人所在团体的利益为价值取向。最常见的是政策性腐败，它是指在制定、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过程中，借政策之名假公济私，将政策异化成谋利平台的腐败行为或腐败现象。政策是对公共资源权威性的分配，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往往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进行寻租。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政府被曝于2009年时以政府公文形式，要求各机关事业单位对缓刑期满人员进行安置入编且部分人员存在吃“空饷”现象。2010年4月20日，《经济参考报》曝光了“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价房项目被建成公务员小区”，该市首例限价房项目不仅专供市直机关，而且被公务员大肆高价倒卖，市直八百多名机关干部转手倒卖牟利超五千万元，忻州市的限价房政策被广大网民指责为与民争利、一起大规模的政府腐败案件。这一系列的政策腐败案件抹黑了政府的形象，使得公民不信任政府，对政府产生不满。缺陷性政策失灵是影响政府合法性的另一方面，有时候政府出发点是好的，抱着为公众服务的心态，可是公共政策的质量很差并不能解决公共问题甚至还会引发新的问题。这就不是政府意愿的问题而是有关政府能力的问题，政府能力是保证公共政策质量的基础。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将政策功能作为政府能力的一种体现，认为政府在应对环境中的刺激、压力甚至挑战等一切政策行为都是对政府能力的考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通常能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投入完成政策活动的全部过程并取得最佳的政策效果，而无能的政府则相反，高成本、低效率，不能解决公共问题的无能政府也是难以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的。总之，政策失灵会降低公共政策主体（核心主体是政府）的公信力，反过来公民不信任政府，又会对政策持冷漠悲观的态度，不接受、不配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进一步引发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认同危机。

（三）公共政策失灵会破坏社会稳定，加剧社会冲突、无序

公共政策的核心是解决社会利益的分配和协调问题，而政策失灵意味着政策没有协调好不同阶层、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使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不公正。通俗来讲，如果公共政策一味地偏袒某个阶层或群体，而忽视其他阶层和群体的利益，随着时间的累积，既得利益群体与受损利益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受损群体心中的不公平感、怨气也越来越多，

这种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激化，受损群体会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抗议，而就我国现状来看，受损群体占多数，他们往往是弱势群体、普通大众，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没有话语权，处于被动地位。初始政策失灵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房价高起、矿难频发、民工讨薪、暴力拆迁等现象的出现，调节补救过程中的政策不作为或政策再失灵加剧了冲突，群体性事件随之爆发，造成政局动荡、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公民对政策的满意度大幅下降，再加上我国有关公民表达诉求渠道和制度的缺乏，公民不断走上上访道路，自1993年以来，全国信访总量持续增高，“信访洪峰”成了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常态，但上访之路并没有公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成功的例子少之又少，当公众连上访的机会都没了的时候，便采取危害公共安全的极端手段来引起社会关注、发泄心中不满。如2013年“6·7福建省厦门BRT公交爆炸案”的主犯陈水总，因屡次上访遭拒最后导致许多无辜的民众丧命，还有许多“集体访”演化升级为群体性事件的例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红认为：“原生信访矛盾主要是由政策失灵所致。在转型过程中过多依赖政策调整而诱发众多原生信访矛盾：一是政策本身不周全，如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二是因政策前后脱节而引发历史遗留问题；三是面对新问题，政策未能及时跟上，导致政策真空；四是执行政策的伸缩性导致分配不公现象发生；五是由于各级政府落实政策出现偏差。”当然信访导致的公共危机只是政策失灵破坏社会稳定的一种表现，还有因利益纠纷引起的其他冲突，如图谋不轨的不法分子利用公众的不满心理做出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总之，公共政策失灵给公众原本已经无法承受的负担雪上加霜，其负面影响必然超过原先存在的问题，问题逐渐累加，若不被及时引导平息会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恶劣影响。此外，任何公共政策都需要财政的支持，公共政策失灵意味着已经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付诸东流，对财政资源造成极大浪费，而这些资源本可以投入到改善民生的其他项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