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家庭关系

（一）代际关系的变迁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代际关系体现了抚育与赡养之间关系的平衡。中国代际之间是一种反馈模式，而西方是一种接力的模式。在传统农业社会，社会个体在年轻时抚育后代，等到年老体弱时，在家庭中仍然有足够的权威，并能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在精神层面，社会个体在年老时也能得到子女嘘寒问暖的情感关照，享受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

中国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等级秩序原则，就是作为家长的父母是权利的主宰，作为家庭成员的子女要服从、服务于家长，自觉维护父母的权威，因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人格、社会地位及其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不平等的；另一个是均衡互惠原则，就是说代际成员的来往取予之间从总体和长线来看是均衡互惠的，表现在代际抚养与赡养、哺育和反哺方面的付出和反馈是均衡的。这两个原则都以家庭的稳定延续为最终目的，并通过父母对子女的教化、子女对父母权威的遵从方式得以实现，以父母为中心的代际关系模式也将代际之间的隔膜和冲突掩盖起来。然而这两条原则却有着内在的张力，等级秩序原则强调父母的至上权力和资源控制，均衡互惠却强调代际之间的平等交换和互惠合作。^[16]

1．农村代际关系变迁的具体呈现

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和功能在不断的分化和解体。血缘、地缘纽带减弱，个体的独立性增强。双向均衡的代际关系被打破。有学者认为这是国家力量的结果，还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个人权利意识膨胀导致的。从现有的代际关系看，亲代对子代的付出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呈强化的趋势。代际关系的中心下移。老年人的中心地位严重弱化。^[17]

从调查中发现，随着农村社会中现代化因素的增强，个人本位凸显，社会个体对权益的追求彰显，家庭结构呈小型化、核心化的趋势。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父母和子女在一起居住，父子间的纵向关系占据家庭的核心地位。目前在农村社会，夫妇式的核心家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家庭中强调个体的价值，亲子关系方面日益呈现出平等的特征。在河北省东南部T镇所辖的村庄，老年人几乎不跟已婚的子女居住在一起。在改革开放前，家中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在儿子结婚后一般和老人生活在一起。现在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年轻人自主意识的提高。在一个儿子的家庭中，老人在儿子婚前就已经为儿子准备好了新房。儿子结婚后一般和老人分开居住，年轻人住新房子，老年人住原来的的旧房子，在经济上老年人和青年人也单独分开。在市场经济进程下，年轻人追求经济效益，大多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去外地城市务工，有的在家乡附近的县城务工。在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农村青年对父母的依赖性大大减少。在工作方面，年轻人自主决策，父母对年轻人的干预较少。在人际交往方面，农村青年的人际交往范围与父辈大大不同。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年轻人更能跟上时代的要求，对社会知识的掌握程度更深。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年轻人的进城务工使得父权制的基础大大削弱。在家庭中，父代的权威大大减弱，而年轻人由于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有利地位而获得更高的权力。当子代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方面不必完全依靠父辈和家庭的传承和支持，而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和社会关系网络取得成功，代际关系容易变得松散疏远。^[18]

在农村的代际关系中还存在一定的代际紧张。所谓代际关系紧张，是指代际双方中，至少有一方对当前的关系现状不满意，并试图改变双方的关系方式或内容，其中可能伴随着代际矛盾与冲突。^[19]代际关系中比较敏感的是婆媳关系。传统社会，婆媳关系中婆婆属于强势一方，在目前农村社会，婆媳关系向媳妇一边倾斜。在农村地区，老人为儿子结婚要准备新房且要给女方一定数量的彩礼，结婚后老人还要帮助子代照顾孙代。很多农村居民认为这是老人为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为儿子照顾孙子也被认为是婆婆应该做的。由于婆婆和媳妇在婚前属于不同的家庭，婚后分开居住，两代人之间缺乏共同的情感基础。但是由于婚后的特殊关系，在交往中基于价值观差异、生活习惯不同，婆媳因为家庭琐事而导致家庭矛盾的现象也比较多。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对孙子女照料、老人赡养等核心问题上。随着女性自主权的扩大，女性在核心家庭的决策权大大提高，很多年轻女性也不再屈从于婆婆的权威。基于传统伦理，公婆认为媳妇要赡养自己、对自己尊敬、体贴。但是公婆与儿媳原本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儿媳对公婆远没有对娘家父母的感情深厚。由于缺乏情感基础，儿媳与公婆之间难以做到互相理解与体谅，容易造成代际冲突。

2．代际关系变迁与疏离的原因分析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减少了子女和老年父母共同居住的可能性，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的情况增多。当子女与老人生活的空间距离不断增大时，其对老年父母生活照料增加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因此，家庭对老年人的持续供养能力发生了变化。另外，城市文化对核心家庭和个人价值的关注会淡化迁移者的“孝”的观念，在城市生活越久的人，就更加关注独立和平等，这加快了他们自身思想意识的转变，从而导致他们的传统赡养责任感不断弱化，最终影响到他们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也使得老年人自身的养老观念发生转变。^[20]

在传统社会，儿童社会化主要是通过家庭和社区。父母通过言传身教，使代际关系的平衡性延续下去。在现代社会，学校作为社会化的正规机构，代替了传统家庭的重要地位。从学校教育的内容来看，现代学校教育大多是基于现代的文化知识体系，在思想方面给予了个体更多关于自由、权利的意识启迪。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以及孝的思想与行为在学校教育内容中居于边缘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儿童、青少年缺乏“孝”内容的传承与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视这些为封建糟粕。这使得传统的尊老、敬老失去了传承的渠道。文化程度本来就不高的农民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失去了辨别善恶的能力，缺乏对问题的理性思考，更缺乏正确的价值指引。道德教育，尤其是家庭美德教育的缺失造成了孝道失传，而孝道的失传使本应平衡的代际关系失衡。^[21]

从总体来看，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的传统道德习俗逐渐弱化，农民更多地成为了追逐经济利益的行动者。市场经济在给农村带来经济富足的同时，也带来了农民对金钱的日趋重视和对生活享受的追求，乡村共同体逐渐离散化，传统的尊老、敬老的风气逐渐淡化。农村的代际关系呈现出新的特征，代际关系不平衡，亲代为子代付出的多，而子代回报的少，代际关系重心下移。青年人追求个体生活的自由，不愿意与老人居住在一起，代际关系疏离。由于老人赡养、孙代照顾等问题，儿媳与公婆之间容易造成家庭矛盾，引发代际关系紧张。在一些农村地区，老人的赡养状况并不乐观，缺乏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在此状况下，在国家层面应加强对传统代际关系的回归，在亲代与子代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以加强亲情沟通为基础，建立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代际关系。

（二）夫妻关系的变迁

传统农村社会关于夫妻关系也有着较为严格的伦理规范。受男尊女卑等观念的影响，传统社会时期，丈夫在家中占据核心的主导地位，而妻子处于从属地位。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丈夫不仅掌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也掌握着家庭事务的决策权。传统社会时期，女性的主要职责是生育子女、抚育后代、操持家务。受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生育子女数量比较多，妇女无暇顾及除家庭之外的其他事务，虽然操劳一生，但是妇女在家庭经济、家庭决策上没有发言权，在家庭中的地位远远低于丈夫。在目前的农村社会，这一现象已经发生变化，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大大提升。

1．农村夫妻关系中妻子地位上升

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子女数量的减少也使得农村妇女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会生产中。特别是国家关于男女平等的话语提倡，使得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大激发了农村妇女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农村妇女逐渐走出家庭参与到农业生产劳动与非农经济发展中，释放了她们作为社会主体的潜能。随着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视野的开阔，在家庭中，妇女的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逐渐产生。在农村家庭中受现代文化的影响，家庭的轴心关系由传统的血缘关系转向了夫妻关系，由于婚姻中更多情感因素的介入，丈夫也非常顾及妻子的感受。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家庭中的夫妻关系逐渐向平等的方向发生变化，很多女性在家中拥有了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在家庭财产权力中，伴随着女性自主意识的提高与独立意识的增强，很多女性也逐渐掌握了家庭的经济大权。

现在都男女平等了，没必要什么事都听男的（丈夫）的。在我们家很多事我也能说了算。现在咱也参加劳动，农活也能干，外出打工也能挣钱。很多方面不比男人差。（C村女性，李某，36岁）

现在妇女不跟以前一样了，她们也挺有见识的。有的在结婚前也出去打过工，不像以前妇女都没文化。”（C村女性，王某，30岁）

现在家庭中妇女地位已经提高了，很多事都是女的说了算。（C村女性，刘某，39岁）

从调查中可以发现，目前的农村妇女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和个人能力自信，她们有着强烈的权益诉求与家庭主人翁精神。随着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她们的能力得到锻炼，女性的独立意识增强，对家庭的贡献逐渐显现。这也进一步改变了女性自身对夫妻关系的认知，她们在家庭事务日益凸显出个人主体意识与参与决策的意愿。她们希望自己能在家庭中“说了算”，也不再盲目听从丈夫的意见。同时在目前的农村社会，男女平等的制度设置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家庭地位，提高了女性的权益意识。

2．夫妻关系变迁的动力分析

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与现代生产方式的变革有很大关系。在目前的生产体系中，由于科技的发展与新技术的大量应用，纯体力劳动的作用下降，女性的智慧和能力得到认可和应用。在一些生产劳动领域，女性也在发挥着独到的作用，随着女性在劳动中谋得一份收入，并且成为家庭收入来源的重要一部分，女性的家庭地位得到认可。在调查的T镇村庄，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壮年外出到城市务工，一部分农村女青年也加入到外出务工的行列，城市男女平权的思想给予青年男女很大冲击。通过外出就业，女青年锻炼了能力，提高了独立意识，个人决策能力大大增强。在T镇调查发现，很多妇女很有主张，她们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目前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与近年来婚配市场上的性别失衡也有一定的关联。近年来，随着婚配市场上适婚男女青年的比例失衡，男青年找媳妇越来越难。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处于适龄婚配阶段的男青年找不到媳妇。这不仅增加了男青年家长的焦虑情绪，而且给女性增加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这部分强化了部分女性的自我意识，也使得她们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一些女青年在结婚前提出各种条件，以提高自己在未来家庭中的地位。在这种娶媳妇的昂贵成本下，即使婚后，女性在家庭中也拥有了绝对的家庭地位。由于娶媳妇难，在结婚后，年轻男性很多方面都顺从妻子的意愿。作为理性人，这些男青年深深懂得如果不好好珍惜，照顾好妻子的情绪，而导致离婚，以后能娶上媳妇的难度更大。这种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也为夫妻关系中女性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当前农村夫妻关系变迁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情感要素在婚姻中的重要性增加。从男性的角度来说，随着婚姻观的变迁，现在男性对于妻子的要求，已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洗衣做饭等功能性的要求，男性的情感意识也逐渐觉醒，男性对女性的情感需求增加。男性对女性的情感需要也形成男性对于女性的依附，女性获得了对于男性的权力。^[22]在目前的农村社会，受现代婚姻关系的影响，婚后的青年男女，特别重视婚姻中的情感交流，并在意对方的情感感受。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双方也表现出对彼此的关心与尊重。受电视、电影等的影响，很多女性希望男性关心妻子、照顾家庭。在这种期望下，农村男性也开始关心妻子，尊重妻子对家庭事务的看法与决策。在这种背景下，夫妻关系中女性的受尊重程度提高，形成了更为平等与和谐的夫妻关系。

【注释】

[1]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2]冯小、陈靖：《闪婚—闪离：农村青年的婚姻异化及其社会基础》，《南方人口》2012年第1期。

[3]贾兆伟：《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欠发达地区男青年婚姻困难问题分析——以分水岭村为例》，《青年研究》2008年第3期。

[4]董海峰：《女性拜金主义择偶观的社会成因探析》，《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5]陈婷婷、叶文振：《中国出生性别比城乡差异的社会性别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11期。

[6]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

[7]杨善华：《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8]冯小、陈靖：《闪婚—闪离：农村青年的婚姻异化及其社会基础》，《南方人口》2012年第1期。

[9]韦艳、张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人口研究》2011年第5期。

[10]李树茁：《性别失衡、男性婚姻挤压与婚姻策略》，《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5期。

[11]张春汉、钟涨宝：《农村大龄未婚青年成因分析——来自湖北潜江市Z镇Y村的个案分析》，《青年探索》2005年第1期。

[12]靳小怡、郭秋菊、崔烨：《转型期的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对代际关系的影响》，《青年研究》2014年第4期。

[13]尹世洪：《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功能的变化——以江西省安义古村为例》，《农业考古》2012年第4期。

[14]肖倩：《农村家庭养老问题与代际权力关系变迁》，《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6期。

[15]范成杰：《农村家庭养老中的性别差异变化及其意义》，《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6]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261页。

[17]汪永涛：《城市化进程中代际关系的变迁》，《南方人口》2013年第1期。

[18]刘桂莉：《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探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9]贺雪峰、郭俊霞：《试论农村代际关系的四个维度》，《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20]钟涨宝、冯华超：《现代化与代际关系变动》，《天府新论》2014年第1期。

[21]武卉昕、王萍：《当代农村孝道流失的社会原因探析》，《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2]陈峰：《依附性支配：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一种解释框架》，《西北人口》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