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第一阶段的在理论理性—科学理性（认识论—知识论）论域中的实证主义、庸俗的唯物主义、逻辑实证（经验）主义与心理主义事实上是把科学主义推到极端化的结果，从而导致了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社会生活世界领域。因此，第二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对于这一实证主义、心理主义的批判即胡塞尔对“自然主义”（即科学主义）进行过的全面批判，并且他称此实证主义的思潮为“欧洲理性堕落的结果”“欧洲科学危机”。
胡塞尔说道：自然主义者“满怀着这样一种追求，即以科学的方式，也就是以对每一个理性的人都具有约束力的方式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真、真正的美和善……自然主义者相信，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而大致地达到这个目的”。[32]“自然主义者想将哲学建立在严格的科学的基础上，并且想将哲学作为严格科学构建起来，而它看起来又显得完全不可信，因此，它的方法目的本身也就显得不可信；而且，另一方面有一种倾向蔓延开来，即认为严格的科学只能是实证科学，并且科学的哲学只能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而这时，自然主义这个方法目的就尤其显得不可信。”[33]
胡塞尔的自然主义（科学主义）批判是受到上述的康德的“先验转向”的启发，如上述，所谓“‘先验的转向’突出地表现在这样一个问题之中：认识是如何可能的……以往的哲学家总是以各种各样的非反思性的方式执着于对于对象的探讨，其提问方式为：‘对象是什么’”[34]，“正是在这一反身性的追问中，认识的对象转换成对象的认识……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方法上看，如果说前者导致自然科学的方法，关注的是工具理性，那么后者则导致先验哲学的方法，关注的是目的理性……康德清楚地意识到，先验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必须超出自然科学才能说明自然科学”[35]。
“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这样一种追求，他立志要打破那种不通透的局面，去达到‘什么’本身的‘怎么’”。[36]即力图超出“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狭隘的视野，从哲学的，因而是更高的层面去思考。胡塞尔因此将“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称为“自然的态度”，从而与“哲学的态度”区分开来，在胡塞尔看来，“自然的思维态度是不关心认识批判的，即认识如何可能这个深奥的问题在它的视界之外”。[37]因为“认识的可能性是自明的，自然思维已经取得了无限丰硕的果实，日新月异的科学发现一个连着一个向前迈进……认识是自然的一个事实”[38]，而这恰恰是缺乏反思的哲学精神的思维方式，这种“懒惰的”思维方式导致了认识论上的混乱，而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则正是要“对自然科学的自然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批判，一方面他要澄清自然的反思，即前认识论的反思所带来的关于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在认识上的混乱，严厉谴责对认识和认识客体之间关系的自然反思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的种种谬误……通过证明自然思维理论上的荒谬，进而反驳关于认识本质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怀疑主义；另一方面……通过对认识本质的深刻研究，透彻地解决有关认识、认识意义、认识客体的问题……展示认识和认识对象的相互关系……只有认识论的反思才能对自然科学与哲学进行严格区分，也只有通过认识论的反思才能发现自然科学绝不是最终的存在科学”[39]。
胡塞尔正是通过这样的对僭越了的科学的批判来重新建构起哲学的根本地位，试图让哲学在理论理性（科学理性）中重新获得其基础地位，从而克服自然科学支配人类理性的危机，将一切所谓自明的科学公理在哲学上的合法性废除，从而恢复哲学在科学主义中丧失的批判能力，即一种对自然科学本身的前提的批判能力。
但是，以理论理性（认识论—知识论）的建构来克服理论理性自身的危机毕竟是有缺陷的，无论是“能够认识什么”还是“认识是如何可能的”的问题，其所寻求的都是一个根本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依据与标准，因而其所寻找的都是一个唯一的真理，胡塞尔最终达到的是一个“纯粹意识结构”这样一个超越论性质的“本质”，因而就又倒向了一个支配性的绝对者，这是认识论—知识论的宿命，即它既然是追求真理的，则必然导向一个唯一的绝对者。因此，在认识论内部进行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是以一个新的权威反对旧的权威、以一个新的偶像代替旧的偶像，这不仅发生在胡塞尔的“本质主义的超越论现象学”之上，其余的如叔本华的“意志”、早期海德格尔的“存在”都是这样的新的偶像与权威。
而真正适合启蒙现代性精神与气质的批判必然是反本质主义认识论的，胡塞尔也意识到“现象学不仅要求悬置作为外在实体的人，而且要求悬置心物一体的自然主体之我，将自我先验化、空灵化为一种至大无外的逻辑主体”[40]，“用至大无外的先验主体吞食世界，必然走向为我论”[41]，从而倒退回到了笛卡儿式的哲学中。“所以胡塞尔处于两难困境中，一方面要坚持一元主体的自明原则，另一方面又要有能力建构多元的主体间性以逃避唯我论困境”[42]。在这一困境中的胡塞尔事实上正处于笔者在上述所说的现代哲学的两大阶段的交接点之上，“当他将主体性原则贯彻到底时，他从一元理性的角度窥测到了建构主体间的对话交往理性的必要性，并力图在先验一元理性的基础上建构多元交往对话理性”[43]。胡塞尔由此引出其晚年最重要的哲学概念，即“生活世界”与“交互主体性”。虽然晚年的胡塞尔并没有很完满地完成这一理论的建构，但“无论他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他却合乎逻辑地把这对矛盾作为一个哲学发展的环节揭示了出来”[44]，即揭示了纯然在理论理性或认识论领域（亦即第一板块）内进行批判的缺陷与矛盾，从而必须将对近代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引向实践理性领域（亦即第二、三板块的论域），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与“交互主体性”概念的提出便是这一必然性趋势的体现。
因此，第一大哲学板块中，进行正面建构的胡塞尔式的“本质主义的超越论的（先验的）现象学”自身在其晚年开始转向，而且其弟子无人愿意继承，海德格尔式的“实存主义—现象学的存在哲学”、叔本华—尼采“意志论形而上学”则分别为海德格尔、尼采自己在后期所放弃，而走向尼采—海德格尔的“诗性哲学”，而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知识论哲学则是由于其内部分裂而走向瓦解（如卡西尔的转向）。因此事实上第一板块只有在作为“现代逻辑—语言哲学”的英美分析哲学还较为兴盛。
由此可见，转向实践理性领域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理性（科学理性）领域之内进行理论的批判与建构是现代性发展之必然要求。因为在20世纪，原本仅仅在理论上起支配作用的“科学主义”随着现代性世界的日益发展开始侵入日常生活世界，成为一种普遍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并且其极端的发展形态还进一步地与极权主义政治相结合，导致了人类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技术的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而理性的工具视野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45]，其具体体现就是纳粹的“极右翼极权主义”与“反犹主义政权”和布尔什维克的“极‘左’的共产主义政权”。因此在实践领域中批判科学理性显然成为时代要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