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愈来愈成为摆在当代人类社会面前的严峻现实,各式各样的生态主义思潮方兴未艾。生态主义不仅表现为价值观,而且呈现为在其指导下的政治实践,因此生态主义也被很多学者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正如英国政治学教授多布森(Andrew Dobson)指出的:“对增长极限的现实关心和对非人自然世界的道德关注结合起来产生了生态主义这一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它首先拥有一个对政治与社会世界的描述——一副绿色眼睛——这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观察它。它还拥有一个政治变化的纲领,而且关键的是,它形成了一个生态主义者认为我们应当居住的社会的图画——松散地描绘为‘可持续社会’。”[2]
存在多种方式把生态视角与社会政策结合起来,英国社会政策学教授迪安(Hartley Dean)就区分了从生态角度思考社会政策的四种不同方法:生态现代化、生态社会主义、绿色社群主义、深层生态学。[3]生态现代化体现的是“浅绿”或环保主义路径,主张依靠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社会政策,以可持续发展体现生态保护,用高科技防止或解决生态问题,具体措施如清洁的生产技术、可再生能源与废物的利用;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思路,强调个人责任,赞成运用税收激励措施来鼓励公司和个人采用非污染技术或低能耗的生活方式。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归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认为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是地球自身得到解放的必要条件;主张社会政策的“非生产主义设计”,把人类福祉与生态环境、社会正义结合起来;把经济生产局限于刚好满足人类需求的程度,通过再分配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社会正义。绿色社群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思路,质疑科学技术的进步,着重点是自然而非社会,为了保护环境可以牺牲当代人的暂时福利水平。深层生态学持非人类中心主义,把地球利益放在首位,高于所有人类的利益,赞成强制性降低生活水平。概而言之,一般可以区分出“强生态主义”与“弱生态主义”:弱生态主义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出发点,只是要求经济增长与消费应该是环境友好的,通过高技术与经济发展来处理环境问题;强生态主义坚信技术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减少经济增长与消费的欲望,必须树立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唯有意识到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物种都是平等的,才能解决环境问题。[4]
不管哪种生态主义,它们都一定程度上注意到:(1)人并非地球上唯一的物种,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毁坏自然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2)经济增长是有限的,无限的征服自然与扩张性经济增长是自我的毁灭。生态主义对社会保障政策的首要影响在于把“生态”引入了社会福利范围,突出环境对人类生活的价值,从而赋予福利以生态的内涵,生态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度量人类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而且,后代人也应该享有与当代人相似的生态福利。生态主义大都主张“可持续的社会”,认为经济增长、物质消费、人类需要都应当相应地减少,以便保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主义批评了“物质利益刺激”的思路,突出精神的价值、机会的给予、不平等的矫正与欲望的节制,强调消除工业社会中异化的现象,建构伙伴关系与共同责任的合作机制。“总体来看,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福利意识形态,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意义,挑战传统的人类自我中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概念,赋予社会福利概念以生态环境的内涵,主张人类生态环境的需求满足程度是人类衡量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认为没有生态质量的福利是过时的和残缺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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