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站台上，一女两男站在地铁轨道几英尺远的地方，突然间，其中一个男人伸手向前猛推那个女人的肩膀。她挣扎着向后，一脚落空，倒向轨道坑。另一个男人伸手拉她，但为时已晚——她跌进了轨道坑。他立刻做出反应。但不是赶在列车碾压那个女人之前把她拉到安全的地方，相反，那个试图救人的人转身击倒了行凶者。一记好莱坞电影般精彩的大弧度摆拳重重击打在行凶者的下巴，行凶者的脑袋应声后昂。满意于这复仇的一击，救人者退回来停顿了一下，随即似乎想起接下来该做什么了，他跃向轨道坑，把那个女人拉到安全的地方。他对她说了一些似乎是安慰的话，然后开始追击行凶者，而那个行凶者已经慌忙穿过一扇开着的门溜之大吉。整个事件持续了20秒，你可以在一个包含很多英勇救援的病毒视频中看到它。[81]片刻之内——对于理性计算来说过于短暂——纯粹情感道德的冲突在报复和救援之间、在打击和救助之间展开了。救人者大脑的两套神经网络瞬间发起了行动——帮助困境中的人类同伴或者惩罚制造困境的元凶。道德上受到激励的灵长类会做什么？在这个案例中，救人者有时间把两者都做了，因为没有列车进站打乱他有问题的第一个选择，也就是为那个受到的恶意对待的女人报仇。复仇是愉快的，拯救也是愉快的。但并不是总能实现得这么顺利。
这段小品文很好阐明了人类多面的道德本性，这种道德本性进化出来是为了在我们祖先的环境中，一次处理多个问题——善待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和我们的亲属与同类，惩罚那些带来痛苦的人。这些道德情感深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一些列有关婴儿的实验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这些实验被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简洁地综合在《方为婴儿：善与恶的起源》[82]一书中。在检验亚当·斯密和托马斯·杰弗逊这样一些启蒙思想家主张的先天道德感理论时，布鲁姆提供了这样的实验证据,即“我们的自然禀赋”包含“道德感——某种区分仁慈和残忍行为的能力；移情和同情——对周围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并希望化解痛苦；基本的公平感——偏爱平等分配资源的倾向；基本的正义感——希望看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83]在布鲁姆实验室进行过的一项实验中，让一个一岁大的婴儿观看一幕木偶剧：一个木偶把一个球滚向另一个木偶，后者再把球滚回去。然后第一个木偶把球滚向另一个不同的木偶，这个木偶带着球跑了。接下来，“友善的”和“调皮的”木偶都被放到那个幼儿面前，并在各自面前放置了一份礼物；然后让那个幼儿决定拿开哪一个木偶面前的礼物。正如布鲁姆预计的，那个婴儿拿开了那个调皮木偶面前的礼物——在这个实验范式中绝大多数婴儿的做法都是如此——但对这位小小道德家来说，取消正面强化（礼物）还不够。他刚刚发育的道德心灵还在召唤惩罚，正如布鲁姆所记述的：“小男孩随后俯身掌掴了这个木偶的头。”[84]
这一研究范式的许多变形版本（比如一个木偶试图把球滚上斜坡，另一个木偶或者帮助或者阻碍它）一再表明，婴儿早在3到10个月大时，身上就涌现出了对(偏爱建设性的木偶)与错（抵触破坏性的木偶）的道德感——这不可能归因于学习或者文化，因为孩子还太小。[85]幼儿在实验室面对一个正在经历痛苦的成年人时——比如，手指被写字夹板夹住的实验人员，或者磕到膝盖的孩子母亲——典型反应就是安慰受伤的人。蹒跚学步的儿童看到大人双手抱满东西却要努力打开一扇门时，或者看到他们努力去拿一件够不着的东西时，不需要这些遇到麻烦的大人们的任何激励，就会自发地帮助他们。[86]另一项实验的参与者是三岁大的儿童，他们被问道：“能把杯子递给我，好让我倒杯水吗？”但话里提到的这只杯子是坏的。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年幼的孩子自发地去寻找完好的杯子，来帮助实验人员完成倒水的任务。[87]
然而，儿童并不总是如此仁慈，具体来说，对于平摊任务却没能平分奖励的其他儿童（在这个案例中奖励的礼物是糖果），他们明显意识到分配不公，但并不总是非常热切希望通过重新分配无私地纠正错误。[88]但随着儿童从三四岁成长到七八岁，他们不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糖果分配的不平等不公平，而且也更可能放弃不劳而获的额外的礼物（50%的三四岁儿童这么做了，而这么做的七八岁儿童达到80%），这说明虽然道德感是天生的和本能的，但它是一种可以通过学习和文化调整的能力，并且是一种可以在鼓励或阻止帮助或伤害行为的不同环境中施加（或不施加）影响的能力。[89]
同样，有关婴儿的实验也表明恐外症在生命中扎根是何等之早。在一个非常早的阶段——实际上也就是出生后几天，婴幼儿就变得对陌生人或者看起来不像是他们已经做了记号的家族成员的人充满警觉。在一个实验中，出生三天的新生儿被戴上耳机和特制的奶嘴，让他们可以捕捉到由他们吮吸奶嘴快慢决定的音轨。这些婴儿不仅理解了吮吸与音乐选择之间的关联，而且能够活用这种习得的技能，选择由他们的母亲而非陌生人朗读苏斯博士（Dr.Seuss）书中的一段文章。让新生儿在各种语言中选择时，结果显示“俄罗斯婴儿偏爱俄语，法国婴儿偏爱法语，美国婴儿偏爱英语，其他以此类推”，甚至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姆说道，“这个效应在出生仅仅几分钟后就出现了，说明婴儿熟悉那些在子宫中听到的含混不清的声音。”
这项研究证实了1960年代的一个经典实验。一位名为简·埃利奥特（Jane Elliot）的三年级教师在她的班上进行了这项实验,她的班级位于美国爱荷华州一个白人的农村小镇瑞斯维尔（Riceville）。埃利奥特实验的第一步是把她的学生根据眼睛颜色分成两组——蓝色和褐色——然后在孩子们面前举出蓝眼睛好人和褐眼睛坏人的例子。此外，班上蓝眼睛的孩子被告知他们是优越并享有特权的，而褐眼睛的孩子被说成是低级的，并被当作二等公民一样对待。几乎立刻，社会性的分野随着体质上的分类出现了。蓝眼睛的孩子不再和褐眼睛的孩子一起玩耍，更有甚者，有些蓝眼睛的孩子向埃利奥特建议，学校官员应该警惕褐眼睛孩子潜在的犯罪行为。当蓝眼睛孩子和褐眼睛孩子打架时，后者因此这样为自己的攻击行为辩护：“他喊我褐眼睛，就像我是一个黑人，一个黑鬼。”到实验的第二天，褐眼睛孩子在班上已经开始出现表现糟糕的迹象，并且自称感到“难过”“糟糕”“愚蠢”和“低贱”。
作为对照，埃利奥特夫人第二天逆转了各自的处境，解释称她搞错了，实际上褐眼睛的孩子才是优越的，而蓝眼睛的孩子是低级的。几乎在自我和他者认知逆转的同时，“快乐”“优秀”“甜美”和“令人愉快”这些之前被蓝眼睛孩子用来描述自己的标签现在被褐眼睛孩子全盘接纳了。“那些令人惊讶的善合作爱思考的孩子变成了可恶的、邪恶的、歧视的小小三年级生”，埃利奥特夫人解释道。“这是可怕的！”[90]
布鲁姆从这个规模可观的研究中得到的有关的道德的结论支持我在地铁视频短片中的所见：“它包括某些感受和动机，比如帮助困难中的他人的愿望，对遭受痛苦的人们的同情，对残忍的愤怒，对自身可耻或仁慈行为的内疚或骄傲。”[91]当然，社会的法律和习俗能够上下拨动道德表盘，但天性首先赋予了我们这些表盘。正如伏尔泰所言：“人生而无法则，但生而有接受法则的能力。他的禀性将使他或者倾向残忍或者倾向仁慈；他的理解能力早晚会告诉他12的平方是144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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