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交通体制的发展，亦与汉初帝国的政治体制一样，即所谓“汉承秦制”。这一体制历史延脉的主要表征，是郡县政体的继承和郡、国、县、邑间的交通路线、交通管理体制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多一脉相承。特别在西汉立国初期至汉初“复修辽东故塞”前后，中国东北和东北亚的南部统属于“十三州刺史部”的幽州统辖，因此在交通地理上，首先发生了由“幽州”腹地的燕山以南向北通向燕、秦、汉长城障塞边郡的交通道，其方向主要有东北和正北两条。
其一，两汉时由中原出塞的边域诸交通道。其在幽州境内的起点，南部大体起于与右北平、渔阳郡接壤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右北平“无终”一带。由此进入长城塞外草原和“右北平、辽西和辽东诸郡”环黄、渤海北岸的东北沿海交通古道。这条东北亚南部古道，大都经过燕山北麓的张北草原、青龙河谷和西辽河、大凌河上游，过医巫闾山和“辽泽”，东延至鸭绿江流域和“浿水”。这条古道如前章所述，至少从商周之际“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开始，经春秋战国之际齐桓公“伐令支、斩孤竹”而“救燕”，以至秦开“却胡千里”开置“五郡”时就已经开通。而至汉魏时，史籍中已明确记载有“出塞三道”。这就是后来宋《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引古《冀州图经》中追述的汉代由“幽州”出塞北行的陆路三道：
“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一道东北，发向（自）中山，经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刚。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贤王所理之地”[1]（笔者按 ：是所谓辽西“平刚道”）。一道西北，发自陇西，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历伊吾塞，（至）匈奴右地，即右贤王所理之处。
其二，上述汉代出塞北行之三道，均出长城塞而以塞外匈奴驻地为坐标。其中东北即出“右北平道”，而西指“中道”者，即发自晋中太原、出“五原塞”向匈奴“龙城”故道，应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出长城北行巡视“上郡”“五原”的故道。这条北行匈奴“龙庭”的古道，《史记》和《汉书》中又称为“光禄塞”，是以著名的西汉北出匈奴的光禄勋徐自为的出边行迹而著称于世。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太初三年（前102），“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2]。这条“光禄塞”驰道，南起“居延”，北达“龙庭”。
《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条有注云：“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3]
《史记》《汉书》所记汉武帝太初三年光禄勋徐自为北出五原塞“筑城障列亭”，实际上是当时一道通向匈奴“龙庭”的交通障堠之设。即《汉书·王莽传》所谓“北出者，至匈奴庭”。其中“卢朐河”，即今克鲁伦河；卢朐山应即狼居胥山；“头曼城”即匈奴单于所居汗庭。可知这条由“五原”出塞，北行千里至“卢朐河”“卢朐山”的汉代出塞之道，一直达于今东北西北境的草原地区，到黑龙江上游克鲁伦河一带的今蒙古国东境，是为汉魏时北出边塞的重要孔道之一。因其以西匈奴之地大部不在东北亚区域内而考述从略。
汉代北出匈奴左部的另一条“北道”：发自“中山”（今河北定县故中山国），经“渔阳”，出今古北口经辽西，“历平冈”，直向匈奴左部之道。应是经由今中国东北西部的大凌河谷和内蒙古东部的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及其以北地区的草原之道，即所谓“平刚道”。《汉书·匈奴列传》记载：“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4]即指此道。其“汉使博望侯”，指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博望侯张骞，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博望镇”尚存出土有“博望造”封泥。而“李将军广”，即指北驱匈奴的飞将李广。
这条由“右北平郡平刚”北出长城直捣匈奴“左贤王”（左部）的“草原之道”，即是汉魏时由“幽州”北行“上谷”“右北平”而达匈奴“龙庭”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的主干线，其连接北起“卢朐河”和大兴安岭南北的今呼伦贝尔之“丁零”和“匈奴左部”，南逾嫩江、洮尔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进至大凌河西源的“右北平郡”境，系南北纵贯二千余里的重要草原交通道。从其发轫之地开始的重要经由地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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