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有宏大的志向，这可以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看出：“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马克思一生就是对青年时期立志的实践。
如何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呢？马克思一开始就投身于哲学的研究，这可以从他一开始所作的哲学笔记看出：1839年为博士论文，他写了7本关于古希腊晚期哲学的笔记；1840—1841年写了8本关于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等人哲学的“柏林笔记”，以及为了哲学而作的关于意大利、古希腊宗教、文化、艺术的5本“波恩笔记”。1842年物质利益冲突导致他转向对经济的研究，正像他事后回忆所说：“我作为《莱茵报》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2]这主要指三件事，一是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二是摩塞尔地区农民状况同《莱茵报》的论战；三是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这些问题由于没有纳入哲学视野而使马克思苦恼，正像梅林在《马克思传》中所说：“他由于必须谈到黑格尔思想体系所没有考虑过的物质利益而感到为难。”[3]
1843年3—9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开始了国家与法的研究，写下了5本关于国家与法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其中包括《历史—政治笔记》5册、《法兰西历史笔记》1册、《英国历史笔记》3册、《法兰西、德意志、英国、瑞典历史笔记》4册、《德意志和美国历史笔记和国家、宪法著作摘要》5册），并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部分手稿。
马克思于1843年10月底到巴黎，并于12月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同年秋天完成《论犹太人问题》。不难发现，1844年前，马克思思想的重心是在对国家与法的批判，对宗教等意识形态的批判。
马克思的意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得很清楚：“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然而，政治和国家的本质不在政治和国家本身，而在家庭和市民社会，“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真正的原动力”[4]。正是对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解剖，才使马克思深入到历史和经济领域。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1843年10月，马克思到了巴黎，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写下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笔记——9本巴黎笔记，对当时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作了认真的摘录、批注和评论，这些著作包括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色若芬的《雅典的色若芬著作集》，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罗德戴尔的《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舒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布阿吉尔贝尔的《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欧仁·毕莱的《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其中，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给了马克思尤为深刻的启发。
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略早于马克思，1844年2月，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起发表于马克思与卢格一起主编的《德法年鉴》，马克思认真作了笔记、摘录，并在《资本论》中多次引用[6]。
恩格斯的天才在于第一次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私有制，批判了资本主义商业危机，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工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从而为无产阶级新的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正如梅林所指出的：“在所有这些谈论中包含着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茁壮根苗，而且这些根苗是首先被恩格斯发掘出来的”，“他的文章的天才进步在于，指出这种矛盾来自真正的根源——私有财产。这样，他就为政治经济学通向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并且如果恩格斯还未铺平道路，那么他毕竟是能够指出这条道路上最重要的阶段的界标”[7]。
除了这些研究成果，更引起马克思重视的是恩格斯的历史主义的辩证眼光。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相比，恩格斯认为亚当·斯密的体系在当时是进步的，但是，“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演说，也同样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8]。因为它本质上是为世界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辩护。“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整个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是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而已。”[9]
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竞争建立在利害关系上，而利害关系又引起垄断；简言之，即竞争转为垄断”[10]。其结果必然是人民的更加贫困和资本主义的商业危机，恩格斯认为：“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11]
恩格斯的著作不能说是劳动经济学的完成，因为在当时他还没有充分重视劳动价值论，还不能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个过程作出科学的说明，但是他的立场，他的气度，他的视野，他对政治经济学总问题的思考，以及他的历史的和辩证的思想方法，足以引起马克思的共鸣，应该说在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恩格斯功不可没。
马克思巴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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