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市场的困惑

中国知识分子世俗化的过程开始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其世俗化过程的标志。

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提法和论说主要指市场经济浪潮在国内兴起后，人文知识分子面对随之而来的大众文化的兴起、精英文化的式微，其生存地位、话语权利不再居于中心的位置而走向边缘，与知识分子地位和价值相关联的是人文精神、道德理想和社会良知的缺失和弱化。然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仅仅局限于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涵义也是多种意义的。

回顾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历程，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知识分子整体边缘化的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对外开放”等符号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经济体制向市场转型的思想准备阶段。

这一时期的初始阶段是知识分子春天的来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定位，对他们的社会作用、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及其阶级属性作出了重新评价，这也是针对知识分子整体而言的。

重获青春的知识分子对改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支持。他们首先充当了思想解放的急先锋，关于真理标准、关于人道主义、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等讨论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随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一时间，他们似乎回到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并成为大众所瞩目的对象，其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的确不同凡响。此间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对政治、社会、文化的批判凸显出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他们似乎又一次回到了五四时期。

如果仔细分析知识分子支持改革的原因，就不难发现，逐渐与体制疏远开来的知识分子希望在现代化的旗帜下重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利和话语方式；加之知识分子自身对西方社会熟知的背景，使他们坚信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这个阶段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怀和理想，然而，他们对改革可能对自身利益造成的影响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清醒的判断。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型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进入到实践的层面。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的物质财富的极度匮乏，使得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增长变得十分迫切。于是，最先与市场结合的群体是当时处在社会边缘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体，更准确地说是非国营经济的农村，主要是乡镇企业，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而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通过开发当地的资源，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方式或将一亿农民转化为工人，对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成为乡镇企业致富的主要因素，而对知识和技术的需求成为次要的因素。这样一来，体力劳动者由于与市场的结合，使他们首先从市场上获得明显的利益。而处于社会核心层的知识、技术和管理层由于远离市场，而难以获得利益，于是出现了分配中的“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忽然发现自己为之呼吁奔走的市场改革，却反过来使得自身更加贫困，市场化的成果落到了他人的头上，自己反倒成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遭受利益损失的群体。知识分子整体从政治思想文化中心地位（因而也是经济中心地位）一下子变成了经济地位低下的边缘群体。^[8]

及至90年代，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整个社会加速市场化、世俗化。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更加突出。

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市场已侵蚀到社会的核心群体中，产业结构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来单纯依赖资本和劳力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无法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于是，知识和技术逐渐融入，市场开始向高档次产业发展，出现了知识技术层与市场结合的新局面。这时，体力劳动者层面由于无法和知识、技术、管理层相竞争，而处于明显的劣势，相反拥有相关知识和技术的知识分子却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在进入市场后，立即获得了利益。

首先进入市场的这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为拥有实用科技知识的部分，相反，那些做基础研究，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却难以一下进入市场。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育比较完全的国家，这部分人的利益是通过国家的再分配给予补偿的。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相应的制度不健全，这部分知识分子暂时还无法获得相应的补偿，这些难以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在经济利益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

对于人文知识分子而言，经济地位的暂时落后，并非是最关键的。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政治与意识形态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甚至是全部的历史已经结束，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这就意味着，一直生存在政治框架内，依附于政治而获得生存资源并以政治的方式实现自身价值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了生存的根据和理由。

本书在前面曾对非市场经济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及其价值实现方式作了分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点决定了古代政治权利的合法化依据是儒家的伦理哲学而非物质经济，因此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义心性之学居于知识系统的核心，以此为本位的人文知识分子——古代士大夫就成为政治运作的实际掌握者和文化价值的维系者。与政治权利的同构，使之必然成为主流文化的中坚。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曾经有过杰出表现，出现了新型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以对儒家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颠覆为目标的文化批判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革命家”，“是主流文化的颠覆者与占领者一身兼二任”。^[9]其结果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最终导致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立。而解放后30年知识分子无法摆脱政治权利的“高度重视”——“被批判的是被重视的”，仍然居于中心的地位。改革开放后的解放和激情，使他们强化了仍然居于主流地位的信念。然而，这一次的转变是根本性的，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社会生活，使政治革命、思想观念的变革不再成为最根本的需要，甚至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采取“不争论”的态度，以防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歧异，从而干扰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此时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的边缘化了。他们没有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中心落入新的经济中心，而是一下子落入到一个真空的地带，失去了几千年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又没能及时找到新的生存的根基，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及“人文精神危机”成为必然。

与此同时，市场化的变革直接导致了大众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的急剧转型，整个社会文化的根基被撼动。蜂拥而起的大众文化冲击着精英文化并逐渐代替它而跃居主流文化的地位。以市场经济为原则的价值体系和生活理想代替了原有的革命的、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实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等价值观甚嚣尘上。大众似乎更关心现实，更关心物质利益的满足，更需要娱乐消费和感官享乐，而对政治、理想、信仰、精神、灵魂等具有人文价值的超越现实的终极关怀失去了兴趣。文化市场的变化，又使社会各界反过来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社会作用的评价有了改变。以实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知识分子时，具有实用的经济价值的科技知识分子获得大众的青睐，而人文知识分子顿时陷入萎靡和难堪的境地。然而，尴尬并没有结束。在同质社会解体的同时，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不仅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冲突愈演愈烈，来自域外的西方后现代的观念对人文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他们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来自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如利奥塔的理论，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根基是一套关于革命的神话和真理的神话的共同的元话语，它们在后现代多元的语境中，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靠意识形态进行整合的功能在当今的世俗社会中正在逐渐衰弱。知识分子“立法者”（鲍曼语）的身份也受到挑战，社会不再需要“立法者”，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意义上作为“立法者”以构建元话语的知识分子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面对来自现代和后现代的观念的夹击，知识分子彻底失落了，他们从社会的文化话语中心又一次滑向了边缘。

被排挤出中心的边缘化退居，知识分子的表现和反应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归结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自居边缘的一类。他们“远离经济、政治社会主流，甚至远离一切群体性规范，在审美性的自我感悟中把握人生价值意义”。^[10]这些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崇尚的人文主义与理念相当的执著，甚至怀有一种近乎审美的热情。理想与现实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精神挫折感，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精神上的平衡点，又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于是，只能回到自己内心的理念世界去保持纯洁。这主要是一小群避世的艺术家和思想家。

第二种，是“重返学术”的知识分子。这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在极度失落的状态下，返身于象牙塔，远离经济、政治社会主流，不再专注于对社会、人生意义的追求，转而开始反思学术规范和学术史研究的价值体系，进行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的专业化研究。

第三种，在文学创作界“民间”风潮和“新历史主义”文学流派的兴起。“民间”风潮是90年代以来出现在文学界的一种潮流或倾向，即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视角转移到广阔的民间生活，从中汲取精神的养分，并试图以民间生活视角为基点重新构筑人文学科价值体系和人文精神话语。“新历史主义”文学流派是文学界作家一度出现的集体性的创作视角的转向，即“把审美的视野由对纯艺术文本的形式探索或生存现实转向了幽微而诡异的历史世界”。^[11]所谓“新历史”是对历史叙事的当下演绎，加入了创作者个人的主体感受和理解，体现的是现实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尺度，这种注入了“个性”的“历史”在意义上又是针对现实的。这是人文知识分子借历史以逃避现实同时又满足自身精神追求的策略选择。

第四种，与市场相结合的知识分子。90年代后，伴随着市场向文化领域的扩张，消费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需要出版界、媒体、休闲杂志提供更多的文化消费品。“于是，在以媒体为中心的文化市场产生巨大需求的基础上，诞生了一群媒体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作家、艺术家、技术专家、人文学者等等”。^[12]然而，他们与一般人文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与市场的关系极为密切，精通市场的游戏规则，他们所遵循的也不同于一般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文价值原则，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暖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②

严格意义上讲，第四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与前面三种类型不尽相同，前面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远离市场的，要么彻底回避，要么变换方式以求得仅存的意义追求。第四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针对于边缘化的境地而采取主动的救助方式，即没有逃避现实，也无遮遮掩掩的试探和观望，他们采取的是选择市场的方式，迎合了市场的需求，尽管在这背后也许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许是无奈的选择，也许是主动的迎合。无论社会和大众如何评说这一群体，仅知识分子内部就对这些新近出现的新的类型的知识分子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文化、世俗潮流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从而也引发了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的寻思和论争。

从1993年开始，以《上海文学》、《读书》等杂志为阵地，知识界开始了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与国内当时的状况直接相关。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加速发展。在文化界，商业化、世俗化的倾向日益加深，大众的消费文化也取代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占据了文化市场的主流地位。在80年代，由于社会的变革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一直处于社会和公众视线的中心。但在1992年之后，随着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度发展，实践层面的变革成为主导，社会远离意识形态，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主旨的市场化以及相对应的大众生活价值的世俗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面貌。这必然导致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大众文化的兴起，使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退居边缘。以启蒙领袖和精神导师自居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和大众的关系开始疏离，蔡翔在讨论中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大众为一种自发的经济兴趣所左右，追求着官能的满足，拒绝了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13]知识分子由此也从中心走向了边缘。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知识分子队伍中出现了新的变化，以王朔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与市场相结合的新型文人的出现（如上所述的第四种类型，或称之为媒体知识分子），加重了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刺激。于是，由此引发了知识分子关于认同危机、角色危机和处境危机的反思。

那么，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自始至终没有给定一个明确的意义，参加讨论的知识人也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和关注的问题阐述一己之见。人文精神在西方社会是资本主义初期针对宗教神权而提出的，其主旨是从天国、神圣走向人间，从神权走向人权，现代化、世俗化是其倡导的核心。显然，中国语境下的人文精神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定义，它的出现恰恰是针对市场化、世俗化引发的信仰危机、价值危机和道德危机而言的。这次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有一点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人文精神至少是包括这样的含义：即人文精神是关于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是以哲学真理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和终极关怀。正如袁进所叙述的那样：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人文精神更多的是形而上的，属于人的终极关怀，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14]

人文精神是对于人的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是对于时下世俗精神的一种对抗和超越。这里的基本逻辑是：正是由于社会的世俗化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因此，人文学者有必要对自身及其人文学科和人文学科赖以遵循的准则和依据进行重新反思，以便重建人文精神。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这种终极关怀在当下的内涵和具体内容是什么？第二，由市场化导致的世俗精神是不是导致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正相对立的一组矛盾？

人文精神所说的终极关怀，不是新的建构，而是来源于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运动。而80年代的思想启蒙，“是接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条血脉”^[15]，也就是说，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所坚持的大都是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一是人道主义，一是自由思想”①，那么，“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被重新强调，保护私人性、自我指导、自由和解放，这样，由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并投身其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上支持并鼓励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发展，在经济上则开始消解传统的计划体制。这样，在客观上，它所导致的便是现代化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①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终极关怀的内容来源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思想，提倡的正是来源于西方现代化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第二，正是由于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的启蒙，客观上导致了中国现代化、市场化、世俗化的开始。也就是说，80年代的思想启蒙导致的90年代的市场化的结果应当正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在现实当中的实现，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却反而在思想文化层面失去了人文精神，在地位上同时被边缘化了呢？人文学者自己的分析也许更有说服力：“新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精神的先锋作用。观念导引并启动了社会政治上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由此突出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和意识形态功能）。这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从社会实践，而是主要从自身的精神传统和知识系统去想象未来，在这种想象中，存有一种浓郁的乌托邦情节。然而，经济一旦启动，便会产生许多属于自己的特点。接踵而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反而以其浓郁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利。知识分子曾经赋予理想激情的一些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现在得到了市民阶级的世俗性阐释，制造并复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倾向得到实际的鼓励，灵与肉开始分离，残酷的竞争法则重新引入社会和人际关系，某种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正在悄悄确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一种粗俗化的时代业已来临。的确，某种思想运动如果不能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实践，那么它的现世意义就很值得怀疑。可是，一旦它转化成某种粗鄙化的社会实践，我们面对的就是一颗苦涩的果实。”^[16]从这样的概括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想象和理想在实践过程中走了样，并导致了自身话语权利的失去，也就是说，游戏的设计者被自己设计的游戏淘汰出局了。这的的确确是一颗“苦涩的果实”。另一方面，也说明正是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知识分子对实践的结果缺乏必要的经验和判断，一旦结局出乎他们的意料，并且危及到他们原有的中心地位，他们立即表现出强烈的反应，这是一种对现实结果的不适应症。这样的反应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中国而言，市场经济是对几千年大一统专制体制的根本性否定，不仅如此，市场经济在中国语境下的实现与西方样式的市场经济环境不同。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他们的现代化、市场化、世俗化的过程带有自发性，其基础是相对完善的民间社会。而在中国，一是没有形成健全的民间社会，二是市场化（包括文化领域）也不是自发的，相反它是政府行为的一部分。在西方社会，文化的市场化意味着文化活动从教会或政府行为中分离出来，文化活动的权力和文化资源从垄断中解脱出来。文化资源、文化资本、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由市场规律来支配。在西方，市场化意味着经济、文化等活动与宗教和政治的分离，这是文化与知识分子自主性的前提。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的那样：贯穿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部分时间以及古典时代（在法国）的，受外在的合法性资源支配的知识与艺术生活逐渐地使自己摆脱贵族的与教会的保护及其审美与伦理的要求。这个过程是与潜在的消费者共同体的持续增长，以及社会分化——这种分化保证了符号商品的生产者在经济上独立的最基本的条件——的加深相关联的，同时也伴随竞争性的合法化原理的生长。^[17]当然，市场化所带来的自主性不是绝对的，它仍然有着依附性，只是对宗教与政治的依附转移到市场上来，而不是政府计划或者个人意志。与西方国家的经验不完全相同，中国恰恰不存在经济与政治、市场与国家的截然分离。中国的文化市场化受制于原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政府行政体制，市场化战略的实施甚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为的核心。“90年代的文化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过去那种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体制模式，同时也导致原先的价值观念的迅速解体；但同时，这种所谓‘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原先的权力格局与体制模式中运行的。”^[18]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市场化所导致的目前的文化状态和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也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完全不一致。进一步说，中国文化市场化的结果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理论意义上或西方模式的市场化的运作结果。这一点尤其重要，这是因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中国世俗化的负面性和消极面正是同我国所处的特殊社会体制与思想文化环境相关联的，它同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中国社会现存的“道德滑坡”等等现象都归结于市场经济或世俗化，并由此根本否定和拒斥世俗精神和大众文化，进而推断它们是人文精神的对立面，是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当然，也不可将中国语境下的市场化与世俗化看成是完全积极意义的，应当进一步明确中国市场化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和世俗化背景相当复杂，首先，它是在双轨制条件下的生存，一方面是几十年计划体制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是市场体制的初始阶段，两厢混杂，共生同体。其次，文化环境复杂，这其中既有前现代的背景，又处在现代社会当中，还有后现代的文化渗入，几方面交织、重叠，形成的是一套极其混杂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所表现出来的负面现象既包括前现代的诸多遗迹，也内含着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痕迹，正如人文学者所言的大众文化的“粗鄙化”倾向。这表明，不能抽象地认为市场化、世俗化是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或者精神侏儒化、痞子化的原因。西方原来意义上的世俗化过程恰恰是西方现代世俗价值建构的坚实基础。其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于宗教神权文化的消解，同时也是新道德、新价值、新的规范制度的建构。这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的世俗化的意义具有很好的参照作用，也就是说，应当充分肯定其对于旧的意识形态教条和一元文化专制主义的消解作用，同时也看到我们在建立新的世俗文化价值规范与行为规范方面的差距，也许这正是人文知识分子重建人文精神的起点和契机。

以上，我们对知识分子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阶段边缘化的状况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边缘化的原因、边缘化本身蕴涵的意义以及边缘化与知识分子的世俗化的关系作出简单的归纳。

从以上分析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导致知识分子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知识分子边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社会所进行的历史性的社会转型 。以现代化为核心的社会转型的历史意义在于 ，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文化以及以政治为本位的社会结构方式，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方式。陶东风在其《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一书中将这一变化理解为“道德——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转换的过程：“在小农社会或自然经济社会（如传统中国社会）中，这三者的关系表现为道德——政治——经济，道德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社会的整合与规范功能，并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化的依据，而经济则位于边缘受到蔑视（‘桃花源’中的无为而治、以经济的极度落后为基础的公平是这种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式）；而在计划经济社会或政治社会（如从40年代到70年代末的中国），三者的关系则转化为政治——道德——经济，政治入主中心，道德与经济都是政治化的，并为政治服务；到了市场经济社会或现代市民社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向这种社会过渡），经济终于翻身做了主人，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世俗的与物质的诉求成为社会大众的主导诉求。政治、道德则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态势。于是三者关系又调整为经济——政治——道德。”^[19]这一分析使我们看得更加清晰，即中国社会当前的转型是从非经济的方式向经济方式的转变。其实，将道德、政治、经济三者加以区分以说明中心的转移用以形象的分析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以道德为中心的传统中国社会，也仍然是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只不过是政治的形式更多的以道德伦理的方式表现出来（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关于道德修养与政治权利高度统一的典型理念）。在此意义上，现代社会的转型可以说是从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种转变的影响是至深的，这是因为，在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不同于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分子同市场的关系。在政治为中心的社会（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处于极其密切的关系之中，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利同构的最好的说明；而近现代知识分子更是“以思想文化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林毓生语，《中国意识的危机》）；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利和话语方式完全成为政治的话语权利和方式，他们是特定政治文化结构中一个手段性的环节；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表现出知识分子高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热情，并发挥了积极的政治启蒙作用，而此时的知识分子依然处于政治体制之内，并仍然保持其中心的地位。这种同政治的亲和关系，一方面，使得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始终处于中心的地位（包括“被批判的也是被重视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同时失去了独立的思想、身份和人格，他们的存在以依附为前提。

而社会转型到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知识分子同经济和市场的关系与他们同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利为中心的社会形态体现的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现代社会则属于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虽然同“人的自由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相比，这个阶段人的发展受到束缚和压抑，但同第一个阶段相比仍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前者（传统社会）是一种依附性的社会关系，而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契约关系的建立。伴随着依附关系的终结，作为独立个体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均可以自由地支配自身的行为，在社会交往中自主进行选择。契约关系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即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和相互间的平等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以他们独立地拥有某种经济资源并彼此承认对方的这种所有权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原则体现的是自由、独立、公平的竞争关系。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采用自己以为适当的方式来追求个人的利益，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人的发展也相应的从依附型人格向独立型人格转变。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多元化的市场空间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选择的多样性，文化市场的发育，也使得他们在体制外的生存成为可能。然而，习惯于在体制内生存、丧失了独立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由于政治权利的危机所导致的文化价值的危机而失去了自我，他们在面对巨大的市场空间的时候，变得茫茫然不知所措，在失去枷锁的同时，也失去了其中心的地位；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却走向了边缘。

第二，知识与财富的暂时分离，也是知识分子边缘化的一个原因。

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它为社会财富的增长提供便利条件。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由于社会财富的极大欠缺，市场呈现为短缺经济的态势，以经济增长与物质改善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被实施。急于增长和快速致富是当时社会的众生像。从1978年—199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从3624亿元增加到5727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9倍，也就是说，当时我国每年创造财富的能力是1978年的将近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8%，这与当时世界各国同期增长速度相比是最高的。^[20]而在这个阶段，财富的增长的源泉主要不是来自国营经济，而是来自非国营经济。而在非国营经济中，主要来自于农村，在农村中又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成为当时我国财富增长的核心源泉。在当时整个的非国营经济当中（除农业外），包括乡镇集体经济、城镇小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还有外资经济，在1978年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还不到1%，而到1993年已经占到社会总产值的一半，到1995年已突破了60%，并创造了当年经济新增量的3/4。其中，乡镇企业总产值又占到全国社会总产值的35%。也就是说，十多年间，非国有经济几乎是从无到有，并且成为中国经济的“半边天”，其中乡镇企业又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天下。由于我们的贫穷和不发达，导致我国十几年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来自农村。我们在前面曾经分析过，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是资本和劳动的不断投入，以开发本地的自然资源以及一个亿农民转化为工人的方式来发展经济的。技术和专业的知识无法成为主要的因素。当时的十几年间，我国农村涌现出的160多万个乡村企业，绝大部分生产规模很小，专业化分工水平很低，加上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所以少有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他们对非国营经济的发展在最初阶段的贡献率太低了。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实施的开始阶段，知识分子与财富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处于分离状态。包括财富的分配，尽管当时已经有一批敏感的知识分子“下海”或主动放弃“铁饭碗”奔向特区或非国营经济系统，但在总体上，知识分子的“脑体倒挂”现象依然非常严重，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低于国有系统全体职工的平均工资，倒挂的幅度每年不尽相同，大致在每年6—7%左右。而此时国有经济的职工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为4.5%，远远低于全国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年增速为7.6%），更低于非国有经济系统。

以上是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角度分析了知识以及知识分子与财富分离的情况，从知识本身的特点来分析，同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从知识体系本身来划分，它包括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在知识体系内部，这两类知识全无优劣之分，而在它们同财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等级关系。大致来说，一种知识工作的性质越具体、实用，它实现市场化容易；相反，越是抽象和深奥，被市场所接受的程度也就越差。市场的功利性导致对不同知识类型的选择的差异。那些直接服务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小发明、小窍门，实用的通俗读物、通俗文艺以及各种实用的科技知识，普遍受到市场和大众的欢迎，人们不再到哲学、物理理论、数学定理和那些经典的文学艺术等严肃作品中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其实，社会对知识产品需求层次低的现实，也反映出知识与财富增长之间的市场规律。我们的实际情况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就意味着财富资源的分配由原来的大一统的国家计划分配向全新的市场机制和原则进行过渡，而这个过程不是在社会的所有层面同时进行的。（比如，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始，接着是非国营经济部分的崛起，国有企业的改革随后才逐渐开始。）知识阶层进入市场的时间相对滞后，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成对一个文明社会的重构，需要自下而上、由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相当长的过程，而市场对抽象和高深知识的需求程度，总是取决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发育水平，取决于这种转型和重构的进程究竟深入到哪一个层面。另一方面，相对于物质产品而言，文化产品需求的滞后性，也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知识分子，相对于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阶层，也相应地与财富的结合暂时的处于分离状态。

所以说，知识与财富的暂时分离是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又一个原因。

导致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也包含知识分子自身的一些原因，而归根到底，上述两个原因是造成知识分子边缘化最根本的因素。那么如何评价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同世俗化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

首先，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标志着其独立的地位的获得。边缘化是相对于其过去中心化的地位而言的，过去居于中心的地位得益于与政治权利的紧密关系，由于与政治权利的高度整合，地位固然十分显赫，而代价是丧失自己独立的立场和人格。随着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转移，与政治同体共生的知识分子也从政治的“神坛”上走下来，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中心，他们需要在经济的社会中重新寻找定位，还自己以自由的身份和独立的人格。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长期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在社会中从未获得过真实的独立地位，毛泽东在全国反右高潮中，阐述了他著名的“皮毛理论”，将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地位描述得十分清晰，他说：“中国有五张皮。旧的有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的命，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在了。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那五张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知识分子还看不起这张新皮。”^[21]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始终是一种寄生物，离开所依附的“皮”，他们将无法生存；即使生存，也是被动和不自主的，“一个阶层没有能力和胆识去认识自身，去获得一种觉悟，该阶层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要由掌权者告知，这是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的特征”。^[22]在这样的处境中，知识分子何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品格？知识分子需要的是找寻自己的位置，获得独立生存的依据。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有两条路可走：（1）加入两个或几个阶级中的一个；（2）寻找自己阶层的社会位置，完成促进整个文化知识阶层自身利益的使命。他还说，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各个阶级自身阶级意识的觉醒，知识阶层才逐渐也具有了自己阶层的意识。^[23]即只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才能够成为独立的阶层，他们的主张才不依赖于其他阶级的需要而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反映出市场化带来的世俗化消解了准宗教的专制和教条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意识形态，从而使社会生活获得了世俗化的合法的依据，这也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获得了独立、自由的地位，在市场面前，他们同其他劳动者一样，具有了平等的劳动和创造的机会。

其次，边缘化促使知识分子反观自身，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地位、价值和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过程中，知识人应有的位置和话语方式。

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知识分子摆脱了依附和束缚，在获得独立的同时，面对市场、面对世俗他们反而不知所措，边缘化固然有其客观原因，然而，在市场化、世俗化的滚滚洪流席卷而来的时候，知识分子自身的缺失和不到位是其边缘化的主观因素。于是知识分子反躬自问，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价值到底何在？

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过去的话语权及其价值表现由于与政治之间无法分割的联系，使得知识分子自身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反而弱化，新的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尽快适应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变，认识到边缘化本身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机遇，同时要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定位，以应有的方式实现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位，知识界各抒己见，尽管观点各异，但关于“道统、学统、政统”的讨论却具有代表性。这种观点认为，在过去的中国文化传统当中，有三种传统，即道统、学统、政统。对知识分子而言，道统是最高的，学统、政统都要受此制约、为其而存在。所以，中国历史上既没有独立的政治传统也没有西方式的独立的学术传统。一旦意识形态化的道统意识淡化，学统的意义凸显出来，政统也开始按照世俗化的方式进行重建，对道统而言，其自身的意义反而更加纯正，不再干预学术和政治，在自身形而上领域为这个世俗化的社会提供超越性的精神和道德资源。^[24]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应该解构传统的道统中心，让学术从意识形态束缚下独立和解放出来，让人文精神具有超越政治功用的独立意义。在一个多元社会里，道统、学统、政统虽然在结构上各自独立，但不是彼此毫无联系，而是在新的理解中重新整合，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积极和互动的，“人文精神为系统世界提供终极性的合法化资源”，而政统“又以制度化、体制化的形式保证人文理想在现实中有条件地实现。人文精神同样促使学者在学术工作中不致堕入纯粹的技术主义，在知识关怀的同时依然保持人文关怀，而学术工作又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充足的知识资源”。①也就是说，要改变过去道统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使道统、学统、政统各自分殊，在独立的前提下实现三者之间关系的正常的良性互动，以平衡的态势促进社会发展。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涉及到知识分子的概念的再认定，中西方学者的观点均有可借鉴之处。余英时先生认为：“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25]余英时先生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在社会分工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此意义上与社会保持相对的隔离状态；二是同时又必须关切整个社会的公共事务，能够在超越个人功利的宏观立场上发挥社会良心的作用。这对于今天在政治意识形态退却后，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被边缘化的的知识分子尤其适用，使之能够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凭借自己的超越性的思考和敏锐感受提出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途径，仅仅如此而已。我们不可能直接改变现实，只能通过我们的话语，构建公共话语，影响人们的思维，间接地参与社会进程。知识分子通过对生活世界具体现象的创造性解释，体现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生存状态的理解和批判，从而以话语构造另一个超越世俗社会意义的世界。”^[26]余、许二人的看法包含一种共同的认识，即知识分子的普遍性和超越性，这使人不禁想到西方学者的观点。关于普遍性，是指知识分子超越了专业知识范围而承当着普遍价值与启蒙责任，他们的角色、使命与话语均有普遍的意义。利奥塔称之为“普遍主体”，福柯称之为“普遍的知识分子”。超越性与普遍性是相关联的，曼海姆认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某一社会集团可以比其他社会集团更深刻地认识历史和现实，从整体上把握真理。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认识必然和阶级利益相联系，并且否认真理的认识从属于某个阶级

（比如像卢卡奇所说的无产阶级）。那么，完成这一任务只有一个特殊的、它本身并不从属于特殊利益集团的社会阶层才能承担。这个阶层就是知识分子阶层。曼海姆用他的“漂流阶层”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所谓“漂浮阶层”是指在现代社会广泛的民主化进程使得知识分子能够从受国家机构的庇护并对它的依赖状态中解放出来，形成一个“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漂浮阶层”不依赖于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是一个相对无阶级的阶层。它在智力上是“自治”的，在结构上是开放和民主的。它并不具有一种统一的世界观，但它所处的“边际性的社会地位”使它能够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待现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问题，通过“批判的对话”从不同角度参与社会实践。因此，曼海姆认为，“这些不属于任何集团的知识分子是典型的起倡导作用的哲学家、理论家；他们可以为他们可能碰巧参加的政治事业寻求理论支持，但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又使他们不受任何事业的约束。不过他们对一切政治和社会思潮都具有一种极其敏感的意识。”^[27]可以看出，曼海姆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特作用，特别是把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怀疑和批判看成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社会职能。这使得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也具有了超越性，能从普遍的、综合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普遍性与超越性正是知识分子的根本特点。

这些观点对于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启发性意义在于，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一方面，作为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者和拥有者，要积极投入社会实践，并为现代社会建构相应的价值规范和准则；同时，知识分子还必须具有超越意识，从人类存在的道德本体意义上批判地审视科学、技术、理性的价值及其在人类行为中的地位，批判地考察社会和人类的全部生活，这在当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市场化、世俗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时候，显得尤其重要。

再次，以上我们是从积极的方面来评价边缘化对于知识分子世俗化、对于知识分子的历史性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然而，对知识分子而言，上述的积极意义固然正确，但它却是深层次的，边缘化本身最直接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原有地位和作用的弱化。我们在充分肯定市场化、世俗化在消解神圣、消解一元社会结构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它所带来的消极和负面的影响；同时，知识分子所面对的还有来自非市场经济（即前市场经济）时代遗留和延续下来的沉渣，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和观念的同时夹击；还有，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不同于西方，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体制，计划经济的退出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等等。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问题，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同西方知识分子在本质上，甚至在许多方面具有同一性，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因此，在评价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时候，不能简单地按照西方学者关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观点来一一对照，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自我评价过程中，更不能简单地参照西方学者的观点，从而忽视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现实，得出极端化的结论，而误导实践。除认识层面的误区外，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本身在实践层面也具有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对知识分子而言，边缘化的地位和处境容易在思想上情绪上甚至行为上出现偏差，导致对知识分子自身价值的否定，进而在实践中放弃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对社会而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使得在一定阶段内和一定程度上对大众文化的导引功能的缺失，对民间社会关注的不在场，对人文精神、精英文化信心缺乏而致的退出和避让，而这样一来，客观上又使得大众文化对社会的侵入更进一步加剧了。

综上所述，我们说，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历史现象，有其必然性及合理性，它是知识分子面向市场、投身世俗的开端和起点。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边缘化应当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随着市场经济转轨的成功和市场发育的逐步成熟，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觉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会自行消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将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