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是国家和民族革命的重要部分

整个中国近代史里面，中国女性的解放运动史就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女性的解放运动都是作为国家和民族革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终极目标是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是纯粹立足于女性本身的利益^[41]。中国的女性运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整个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国女性所受的压迫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对女性的压迫，中国女性要解放，首先要推翻这三座大山，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全体人民面临的紧迫任务。妇女解放必须是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前提下。获得妇女解放的前提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女性的利益更多地置于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中。妇女的革命对象就是整个社会革命的对象，而整个社会革命的对象就是妇女的革命对象。只有在提到社会革命时才会想到妇女运动，强调女性要加入到社会革命当中去，在社会革命中追求女性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逐渐认识到妇女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基础上，毛泽东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42]只有民族民主革命战争才能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女性命运和国家民族命运系在一起。毛泽东将中国社会的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具体化为四权压迫，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束缚中国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它们“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43]既承认在中国男性和女性遭受压迫的共性，又承认女性遭受压迫的特殊性——夫权的压迫（性别压迫）。既在共性中区分了特殊性，又在特殊性中把握住了共性。中国女性受压迫不仅是封建宗法社会父权、夫权思想长期统治的必然结果，还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对女性遭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做出全面深刻的揭示，指明只有把中国的女权运动融入到社会革命当中去，女性的利益服从于国家和阶级的利益，才能改变妇女自身的命运，实现彻底的解放。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妇女则从家庭厨房中解放出来，成为和男性一样的光荣的社会劳动者和建设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与社会革命同行，成为国家和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女性解放与国家和民族安危息息相关，在许多危难的历史关头，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总是带有与主流社会合拍的忧国忧民色彩。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和阶级解放相连，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不同之处。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占世界妇女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妇女获得了解放。中国的妇女问题从来没有作为独立的问题从社会革命中区分出来，所以严格地讲，中国从来就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女权主义运动。这不仅是因为东西方历史渊源、文化背景的差异，更因为中国女性一直都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中，女性的命运从始至终是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是由整个中国的社会运动而不是独立的女权运动带来的。在国外，妇女解放是妇女自己的事情，女权运动也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状态，进入不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流。而在我们中国情况则相反，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妇女解放始终是国家提倡和领导的，是作为政治性的社会运动成果，是国家和民族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