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的终结

蔡士章于1802年去世，没有材料能证明谁接任了甲必丹的位置。1804年8月，曾有亮为宝山亭写了“慈悲普济”的匾额，落款头衔是“特授甲政”。^[30]在1809年2月时他还又写了“以承祭祀”的匾额，头衔是“甲政”。^[31]1809年11月，他为青云亭写了“观世自在”匾，落款头衔是“知六甲政事特授甲必丹太”。^[32]“太”同“大”。由此学者多认为蔡士章去世以后，曾有亮接任了甲必丹。在1819年，在英文材料里也发现了甲必丹曾有亮的名字。^[33]但是一直到1826年，甲必丹的头衔才在青云亭再一次露面。^[34]在30年内，马六甲的归属发生了很大变化，控制权在荷兰与英国手中反复数回，已见前述。直至1824年5月17日，英荷条约签订，荷兰正式割让马六甲于英国。条约于1825年3月1日生效。马六甲在英国和荷兰手中频繁更换，对华人社会有无影响，笔者未看到材料证明。但事实上，甲必丹在青云亭出现的次数已经很少了。

学术界有1825年^[35]、1828年^[36]废除甲必丹的观点。从碑铭可知1826年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还存在，那么一般认为1824年英军占领马六甲后废除甲必丹的说法则为错误的，青云亭亭主制度也就不是此年建立，同样，1825年的说法也不正确。今崛诚二先生认为：“1807年英国破坏了马六甲的公共建筑物，欲赶尽残存的居民。当时青云亭被毁，三宝山公塚荒废，骷髅遍地，举目荒凉，是时侨长梁美吉为青云亭主，曾尽力抗争以挽回残局，并加强商业基尔特的组织以保全设施。”^[37]细绎文意，似乎今崛先生认为梁美吉在1807年后即任青云亭亭主。上述1807年英军侵占马六甲，1814年维也纳会议英国将马六甲交还荷兰，1824年最终荷兰将马六甲割让英国。甲必丹原为荷兰人所任命，在英军占领之后必定听命于英军，但从曾世芳在1826年尚在甲必丹任上，说明英军是利用了原有的甲必丹。从“等级授权制”下获得权力者，必然效忠于权力授予者。因此在英军占领马六甲后，原来的甲必丹必定唯英军马首是瞻。其实英国人并未任命过任何甲必丹，曾世芳只是荷兰人任命的甲必丹为英人沿用而已。

如果说1826年以后甲必丹就被废除了，也不确。据庄钦永先生考证，曾佛霖即曾世芳、曾振耀。且英军1825年正式占领马六甲，1828年6月东印度公司才正式终止了甲必丹制度，但分发养老金给曾世芳。^[38]虽然曾佛霖(世芳)失去了甲必丹的权力，但是仍沿用甲必丹的头衔。三十、四十年代他常与青云亭第一任亭主梁美吉、第二任亭主薛佛记等人出任马六甲陪审团成员。^[39]1848年，青云亭整修清华宫，捐款人中就出现了“甲必丹曾佛霖官捐金弍拾元”，加之捐款较少，排位已经在亭主、会馆主等等之后了。但十几年后的1864年吉黎望玉虚宫的捐赠名单中他就不再使用甲必丹头衔了。^[40]

但事实上，在英荷政权不断更替的过程中，华人甲必丹在华人中的影响力也迅速减弱了。主要表现就是最后一任甲必丹曾佛霖被英国殖民者终止权力以后，华社并未自发推举他为青云亭亭主。其中缘由颇耐人寻味。由于资料的局限，学者皆未论及。我们先看早期马六甲华人人口的变化(见表4)。

表4　早期马六甲华人人口一览表^[41]

从表4中，大致可以看出马六甲的华人人口有几个重要变化的时间点。首先是1675～1678年间华人人口从160突然增加到了426。这其中反映出南来华人有一些增加。这个时间点，正好是清朝政府军队与割据台湾的郑经在漳州和泉州一带进行拉锯战期间。如甲必丹曾其禄，据神主牌，知其出生年为崇祯癸未年(1643)，并且为“避难义士”。^[42]1644年3月，李自成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在煤山。但是当时江南各地依然还是处于明朝地方官员的管辖之内，4月底、5月初崇祯皇帝的死讯传到江南，引起骚乱，直至5月15日弘光帝朱由崧在南京登基，方才稳定下来局势，江南半壁依然还在明朝手中。由此开始了南明各个小朝廷与清军对抗的历史。1645年5月，清军攻克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同月，隆武帝朱聿键在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支持下福州即位。而后郑芝龙投降清军，隆武政权结束。郑成功则固守厦门、金门与清军对抗，直至1661年横渡海峡驱逐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1674年，郑经陆续接受泉州、漳州、潮州的投靠，但两年后退回厦门，1680年最终退回台湾。^[43]曾其禄南来应在成年以后，大致在1661年至1680年之间。郑成功和郑经都奉南明永历皇帝正朔，因此，曾其禄南来的背景，是清军先后占领漳泉和台湾，他不肯投降清朝，因而被称“故明显考”，恰如其分。因此这个时间是马六甲华人人口第一个小小的快速增长期。总得来看，1688年以前，马六甲华人始终保持在400左右浮动。正因人口基数太少，所以留下的墓碑数也很少。

其次，1688年到1750年间，马六甲华人人口突飞猛进，从293人增长到2 161人，接近10倍。如果单纯从人口自然繁衍的角度来看，绝对无法达到这一数量，况且当时华人女性南来者极少，一些华人和当地马来人通婚，但也无法达到这一生育速度。应该说是这个时间之内，清朝放松了对沿海居民南来的控制，致使华南南来的华人大量增加。乾隆十二年(1747)以后，清政府正式允许和奖励华侨商人、国内商人在国外造船运粮回国。首先出现的侨乡是海商最活跃的安海港一带，及马六甲侨生集团五大家族中陈、李两大家族的故乡——永春县桃城镇。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684～1820)，安海镇出国谋生卒葬国外的，仅见之9部族房谱的就有141人。^[44]乾隆年间(1736～1795)永春县桃城乡在陈臣留牵引下，仅丰山村往马六甲谋生者达到数百人。他的孙子就是著名的青云亭亭主陈金声。^[45]

再次，1750至1766年间，人口突然从2 161剧减到1 390，几乎减少近30%。减少的原因可能是荷兰人与武吉士在雪兰莪开战，两股势力长时间的对抗，摧毁了当地贸易，引起大量人群逃离港口。^[46]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欧洲人等族群。

第四，1817年荷兰人统计数字中，华人有1 006人，这是从1766年以来的继续降低。这中间除了1786年槟榔屿开埠，部分代替了马六甲的功能，致使马六甲人口减少。还有就是马六甲政权在英国与荷兰人之间辗转更替，政策不稳，也是人口数字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是在荷兰人统治的最后一年1824年所作的人口统计中，华人人口又增长了2倍之多。缘于1818年英国将马六甲归还荷兰手中，局势稳定后，那些初次南来新加坡的华人也会辗转到达马六甲寻找机会。1826年英国殖民者第一次对马六甲作人口统计，短短2年间华人人口就增长到4 478，增长1．6倍。这是因为马六甲与新加坡同属英国统治后，人员往来更为便捷，部分华人劳工从新加坡迁移过来。

总而言之，无论人口增长快或慢，华人族群内部的方言群竞争从18世纪末期也开始出现。早期华人出海南来多是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因此出海者多广府人或客家人。但是在1825年英国正式接手马六甲之后，华人多来自福建。^[47]在华人人数较少的时候，“差序格局”的接受范围就比较广。随着华人人口的不断增长，加之籍贯认同的层次化，华人内部的帮群观念就与日俱增。^[48]

最后两任甲必丹是曾专一(号有亮)与曾佛霖(号世芳)。前者出生于1771年，担任甲必丹时方32岁，1822年去世;曾佛霖出生于1793年，任甲必丹时方29岁。两者关系无从查考。但是事实上，两者在华人社会中的威望在递减。这从蔡士章时期的修建三宝山祠坛和重修青云亭的捐赠者名单上可以发现，尽管曾氏也多次参与，但数量和人数都极少，皆作为配角而出现，根本无法进入领导层。1802年，蔡士章去世后，曾有亮凭借什么因素继任甲必丹，现在已不可知，但确实有无法解释的层面。因为作为华人领袖，一般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华人中享有威望，另一个是殖民当局的认可。如果没有前者，自上而下的“等级授权”也可给予甲必丹以权力。笔者猜测曾有亮继任甲必丹可能是与英国东印度殖民当局的支持有关。而获得殖民当局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要效忠。甲必丹是任命制，所以必须拥护殖民当局的政策，维护殖民当局的利益。这种立场必然要损害到华人社会的利益，必定会被华人社会所唾弃。因此尽管1822年曾佛霖继任甲必丹，但在1828年终止甲必丹制度后，青云亭并未推举曾佛霖为亭主，显然是他已经不能代表华人社会的利益了。由这个结果，大致可以发现19世纪初马六甲华人社会领袖权威的转移。^[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