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师爷邬先生的生平事迹

绍兴师爷_古韵流淌：安昌古镇研究

二、绍兴师爷

（一）绍兴师爷的兴衰历史

绍兴师爷究竟起源于何时？史载阙如，也难作明确论断。一般认为，绍兴师爷滥觞于明朝中晚期，但相关的史料很少。安昌平家溇人平步青在所著《霞外捃屑·幕友》中推测说：“幕友，不知始于何时，意者明末国初。”认为始于明末清初。而王阳明则说：“凡荐贤于朝，与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权度在我，故虽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²⁵⁾按当代明清史家郑天挺的解释，王阳明所说的“自己用人”，指的是具有绍兴师爷内涵的幕府人才。⁽²⁶⁾也就是说，在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即明朝中期，已经有了绍兴师爷。在此还有一个实例可佐证，就是明嘉靖年间的书画家徐渭。据《明史·徐渭传》》记载，徐渭是浙闽总督兼浙江巡抚胡宗宪幕府的“书记”，即负责起草文书奏牍等工作。他曾为胡宗宪起草过上嘉靖帝的奏表，嘉靖帝阅后龙颜大悦，更加宠信胡宗宪，而胡宗宪也更加倚重徐渭。“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与歙余寅、鄞沈明臣同管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学士，择其尤上之。学士以渭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以致“幕中有急需，夜深开戟门以待。渭或醉不至，宗宪顾善遇之”。⁽²⁷⁾从上述史料看，徐渭以一介书生佐官办事，掌理文牍，已具备了绍兴师爷的一些基本特征，可视为早期的绍兴师爷。郑天挺在《清代的幕府》一文中提到明人张萱所著《西园闻见录》中有“幕僚”两字，且认为此“幕僚”即绍兴师爷。幕僚未必一定就是绍兴师爷，可能指绍兴师爷，也可能指佐官办事的智囊，但如果把这条史料提供的年代与徐渭入幕的年代结合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到，嘉靖年间即明中晚期，已有了不少徐渭式的绍兴师爷。

绍兴民间有一种相传日久的说法，即把邬先生视作绍兴师爷的祖师，“邬先生是绍兴师爷的祖师，这是越中老幕友所公认的”。⁽²⁸⁾然而关于邬先生的生平事迹，却鲜有记载。揆诸实际，邬姓是浙东宁波、绍兴一带的著姓，但邬先生的生平却不见于绍兴地方志，即使在大量记载绍兴师爷史料的《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中，也找不出有关邬先生的片言只语，所以平步青认为，邬先生的传说是“齐东野语，无可取证”。不过，若从人物及其生平事迹所反映的文化现象来看，仍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同治末年开始，一直佐云南巡抚岑毓英幕的绍兴人全庶熙，根据前人传说，将邬先生的生平事迹详细笔录于日记中，“邬先生名思道，字王露，以字行，绍兴人。自幼好读书，科举不得意，家贫，以游幕为生，寓居河南开封。当时河南巡抚田文镜慕名聘请邬先生入幕……”云云。⁽²⁹⁾后来，《清稗类钞》、《虞初近志》、《春冰室野乘》等都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基本相似。

据说，邬先生名思道，字王露，以字行，一说绍兴人，一说宁波人。⁽³⁰⁾自幼喜好读书，怎奈命运多舛，屡困场屋，又因家境贫寒，不得不外出游幕，遂“习法家言，人称之为邬先生”，寓居河南开封，被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罗而致之幕下”，承办一桩棘手的案子。邬先生果然出手不凡，他承办的这桩案子，上报后顺利通过了刑部的审查，不再像以往那样屡遭批驳。于是得到了田文镜的极大信任。

有一天，“邬先生谓文镜曰：‘公欲为名督抚耶，抑仅为寻常督抚耶？’文镜曰：‘必为名督抚。’曰：‘然则任我为之，公无掣我肘可耳。’文镜问将何为？曰：‘吾将为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见，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镜知其可恃也，许之。则疏稿已夙具，因署文镜名，上之。盖参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是满洲镶黄旗的佟佳氏，康熙帝孝懿仁皇后之弟。康熙帝临终时，他正担任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武力。康熙帝驾崩后，他即宣布遗诏，让身为四阿哥的雍正即位。雍正即位后，他被封为总理事务的四大臣之一，官至吏部尚书，加太保，位极人臣。不过，由于隆科多曾参与雍正争夺皇位的斗争，早为雍正所猜忌，加上“恃功不法，骄恣日盛”，根本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因此，雍正很想剪除他，只是“中外大臣，无一敢言其罪”。此时，“邬先生固早窥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结果雍正借刀杀人，即把奏折发交六部大臣核议，经过查核，所弹劾的罪名事事属实，“隆科多果获罪，而文镜宠遇日隆”，成为雍正的三大心腹之一（另两人是李卫、鄂文泰）。不久，雍正获悉邬先生在田文镜幕中，常常在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批语“朕安，邬先生安否”？邬先生因此而闻名遐迩。

后来，邬先生因某事与田文镜发生龃龉，田文镜“渐不用其言”，邬先生“愤而辞去”。从此，田文镜诸事多不尽如皇上心意，屡遭谴责，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再次求助于邬先生。邬先生大摆架子，不仅乘机要求每日馈银50两，才肯就聘，而且从此“不肯居抚署中，辰而入，酉而出。每至，见几上有红笺封元宝一铤，则欣然命笔，一旦或偶阙，即翩然去”，⁽³¹⁾不再起草任何奏折或文件。对此，素以“驭属吏苛急，待士尤虐”的田文镜，竟也一筹莫展，唯有一一满足邬先生的要求。⁽³²⁾

邬先生著有《游梁草》，又将在田文镜幕中所撰的公文案牍，汇辑成《抚豫宣化录》，以田文镜的名义刊行。这部书被绍兴师奉作圭臬。邬先生没有妻妾儿女，每天所得的50金，不是赈施贫乏，就是到青楼中追欢买笑，从不留下一文钱到第二天。田文镜去世后，“邬先生去大梁，他督抚闻邬先生名，争以厚币聘之”，却不知邬先生所在。过了很久，听说邬先生已被召入宫禁了。⁽³³⁾

叙述完邬先生的故事，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疑点，比如，田文镜得宠于雍正，是在他做河南山东总督以前，因受命祭告华岳，归京直言山西灾情而引起皇帝的注意，并非在任河南山东总督以后；又如，田文镜做河南山东总督的时间，当在雍正六年（1728）五月，而隆科多事发生在前年闰月；再如，隆科多罪多犯在朝廷京师，外省即使有所耳闻，也不能越俎代庖进行参劾。不过，这也许并不怎么重要，因为在邬先生以前，早就有了绍兴师爷沈文奎。沈文奎何许人也？据《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记载：

沈文奎，字清远，为明崇祯会稽邑庠生。家贫如洗，又值世乱年荒，于是北游满洲。时满伐蒙，大营驻磐石，竟投满营，充教授经年者中文，兼行营文牍。蒙古平定，满军凯旋，建都奉天，开科取士，得连捷第一甲第一名，赐进士及第，入汉军镶白旗籍。

“兼行营文牍”，就是充当绍兴师爷之一的奏折师爷。试看沈文奎的作为：

天聪六年（1632）八月，皇太极召见沈文奎、孙应时、江云深、李栖凤、杨方舆、高士俊等“江南八九秀才”，赐以肉食，当廷询问对明讲和等国政大事。沈文奎奏曰：“汉人以宋辙为鉴，俱讳言和。虽以圣主好生之意，不忍明国生灵涂炭，欲安息待时，而汉人反以我可欺。边塞小臣，区区盟誓，安足信哉？但彼既民穷财竭，盗贼蜂起，且去年大凌河陷没，人人胆丧，当此危急之际，幡然悔祸，则允其和议，实明国之幸也。不然，以圣主之威武，乘中原扰乱之秋，率兵直入，黄河以北，非明有矣。”⁽³⁴⁾皇太极颔首称是，对他刮目相看。

后来，他还提出一些守土治民的策略。

一是提出治国问题。针对满洲诸多谋臣在治国手段上局限于具体策略而很少触及根本的情况，沈文奎说：“臣自入国以来，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表，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认为皇太极平时爱不释手的《三国志》等书，只不过是“一隅之见，偏而不全”，依靠《三国志》治国平天下，乃舍本求末也，“汗虽睿智天成，举动暗与古合，而聪明有限，安能事事无差？”在他看来，真正的治平道路是“微妙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

二是提出人才问题。天聪七年（1633），沈文奎在一次上书中指出：“我国不乏冲锋破敌，战胜攻取之人耳，但虑得人得土之后，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守之”，因此，除科举取士外，还应广开才路，“汗宜恳切出一明谕，不拘俗类，不限贵贱，不分新旧。令有才能者，不妨自荐，有熟知者，许令保举”，“实有技能者，更应超录……奴隶工商，片善必取”，将大批“公足以服众、廉足以持己、干足以御变、智足以烛机，真有抚近怀远之略者”选拔出来，参与国家政务，如此一来，“天下固无不可为之事矣”。

三是提出禁革措施。顺治元年（1644），针对畿南地区所属府县仍然沿袭明末旧制，官宦乡绅之家“优免太滥”，赋税亏欠者，多向百姓分摊索派的弊端，沈文奎上疏请求“严加禁革”，并请整顿驿递事务，以杜绝“奉差员役需索之弊”。⁽³⁵⁾

应当看到，绍兴师爷始于明末清初，固然有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也与明清鼎革之际满人不熟汉俗、不谙民情、不悉政务相关。《蕙乡漫录》就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乾隆年间，内务府司员某外任扬州盐院，时值丁祭，胥吏循照旧例预先提醒主人。某曰：“何祀？”对曰：“祭孔夫子。”某不解，以问塾师曰：“孔夫子何人也？”师曰：“孔子，圣人也。”仍不解，以问奏折师爷曰：“孔子曾居何官？”奏折师爷曰：“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愈不解，奏折师爷因晓之曰：“即今之刑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耳。”某恍然大悟，召胥吏和塾师责备道：“何物夫子？何物圣人？宁孔中堂而不知耶？”

这当然是时人杜撰的一则笑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满人因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不得不依靠汉族文人。而要依靠汉人，又不授予重权，的确是件伤脑筋的事。如何妥善处理这对矛盾？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倚重无职衔官品的胥吏或绍兴师爷。顺治帝亲政的当年（1651），即多次下诏要求整顿吏治，他在闰二月丙辰的上谕中，说州县不少官员都是“不识文义之人，益不胜任，文移招详，全凭幕友代笔”，故下令吏部必须对应选官员进行考试，“优者选用，劣者除名”；而各省督抚也要对下属州县官员详加甄别，淘汰“不识文字，听信吏役害民，不堪为民牧者”。⁽³⁶⁾既然满清官员素质如此低下，就得延聘绍兴师爷佐官为治。又据《清实录》记载，雍正元年（1723）三月乙酉谕吏部：“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下令此后总督、巡抚延聘幕宾，必须挑选“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并将姓名具题上奏。这样一来，既有汉族文人处理政务，又不至于太阿倒持，让汉人掌握太多的权力。绍兴师爷的大量出现，应当与清朝建国前后这种民族心理相关。

就这样，绍兴师爷登上了历史舞台，全盛于有清一代，整整活跃了二三百年。他们不仅在官场上“佐官为治”甚至“代官出治”，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连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打上了“无绍不成衙”的历史印记，如《儒林外史》中的师爷牛布衣是绍兴人，《官场现形记》中的账房师爷何顺是绍兴人，《歧路灯》中的两个师爷荀药阶与其表侄莫慎诺是绍兴山阴人，《梼杌萃编》中的师爷龙钟仁是绍兴萧山人，《文明小史》中的师爷余豪是绍兴会稽人，《如此官场》中的师爷宋锦诗是绍兴会稽人。那么，清代究竟有多少绍兴师爷呢？根据粗略推测，清代各级地方官员，上自总督、巡抚，下至知府、知县，一般都要聘请若干绍兴师爷帮助自己处理各项公务，就各种大大小小的衙门而言，清代全国共有1358个县、124个州、245个府与18行省的布政司、按察司、巡抚、总督等地方衙门，以及朝廷六部、大理寺、理藩院、詹事府、都察院等中央机关衙门，每一处的绍兴师爷少则二三人，多则十数人，合计全国绍兴师爷的总数当有数万人之多，并不少于正式品官的人数，且“随着官员在省一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重，‘幕友’的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18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7500人。虽然没有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但可以假定他们的人数在19世纪继续有所增长”。⁽³⁷⁾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绍兴师爷又有了新的发展，“这部分地是由于当时的行政危机，由于国内秩序混乱和西方的入侵，由于太平军叛乱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省一级政府承担了新增加的财政、军事与商业责任之后，不得不对地方官员提出过多的要求而造成的”。⁽³⁸⁾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动用16艘军舰、540门大炮、4000名士兵，强行敲开了拥有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长期闭关自守的清帝国措手不及，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中外之间的通商、外交，西方文化的东渐、融合，军兴以来的厘金、捐输，洋务时期的“自强”、“求富”……为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政”，官员们纷纷招揽具有一技之长的绍兴师爷，为己效力。比如，张之洞还在担任山西巡抚时，就希望通过延聘绍兴师爷的办法，组建一个强大的幕僚班子，他在致属下各司局的札中表示：“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器诸端……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名艺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才委用。”⁽³⁹⁾曾国藩也是如此，他“致力延揽，广包兼容，持之有恒”，至咸丰、同治时，“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且分成四大类：第一类是“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画者”；第二类是“邂逅入幕，或骤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第三类是“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第四类是“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⁴⁰⁾

清末民初是绍兴师爷没落、衰亡的时期。张之洞于湖广总督任上废除刑名师爷，在署中设立刑名总文案处，作为督府的正式机关，同时委任官员担任事务，以国家的经费支付酬金，是绍兴师爷走向衰亡的重要标志之一。文案原称“文案委员”，是指临时委派的监督或调查人员，本身还有他自己的本职工作，原来相当于绍兴师爷里的文书或书启，现在性质和地位都变了：主官与绍兴师爷，原来是宾主关系，现在成了上下级关系；绍兴师爷之间原来彼此平等，现在上面加了领导，有了等级；绍兴师爷原来是礼聘的，现在换了札委；绍兴师爷原来是私人的助手，现在成了正式官员；绍兴师爷原来只是一种名义，现在要负实际责任；文案最后该如何决定，取决于主官。对此，刘禹生说：“张之洞莅鄂，第一改革，不聘刑名师爷，署中只有教读一人准称‘老夫子’，另设刑名总文案。司、道、府、县效之，皆改设刑名为科长。各省效之，绍兴师爷之生计，张之洞乃一扫而空；衙门从此无商榷政事之幕宾矣。”并批评道，绍兴师爷是幕友，好就好在“友”的身份相当特殊，可以做“官之诤友”，替官员表达“外情”，甚至劝谏批评，而张之洞化友为僚，“幕宾制度永除，幕僚制度流行矣”。从此，“学者只钻营一官，僚从则唯诺事上，贤者尚不敢妄为，狡者得专行己意”，官员得以任意胡为，腐败之风积重难返。⁽⁴¹⁾不过，这项起初仅在一衙、一省实行的改革，很快波及全国，成为绍兴师爷走向衰亡的先声。

绍兴师爷何以退出历史舞台？

其一，体制使然。绍兴师爷是官场“佐官为治”政治需要的产物。由科举而来的官员因无法应付处理繁杂的事务，必须依靠熟悉衙门游戏规则的专门人才，而那些屡困场屋的读书人因“救贫”或“济学”所需，不得不另谋生路，寻找栖身之地，恰好成为这类专门人才的来源。然而，似僚非僚、似师非师、似宾非宾的绍兴师爷能化解官场“佐官为治”的矛盾吗？能触动清代地方政治的体制吗？对这一相当敏感的问题，许多“仁人志士”有所认识，有所反思。1895年初，《时务报》发表《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一文，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同时，就绍兴师爷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如包世臣指出，地方佐贰官与首领官应当用为“幕僚”；⁽⁴²⁾冯桂芬提出应当把胥吏与绍兴师爷合并，设为“幕职”。⁽⁴³⁾触动体制，殊非易事，而且，这些建议也不是什么创新，无非是欲恢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旧体制而已。不过，对死气沉沉的官场来说，他们的建议多多少少总有些影响，张之洞分别给幕府人员一定职称，明确上下级的统属关系，四川总督岑春煊裁去绍兴师爷，改委文案委员等做法，除去晚清地方督抚权力过度膨胀的因素外，说明官场“佐官为治”的体制已渐渐落后，再难适应清末民初中央与地方之间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格局。

其二，幕风使然。清代的吏治以乾隆朝为界线。乾隆初年以前，吏治清明；乾隆中期以后，江河日下。“……伏查乾隆三十年以前，各省属员未尝不奉承上司，上司未尝不取资属员，第觉彼时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良由风气淳朴，州县于廉俸之外，各有漏规，尽足付公私应酬之用。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成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侈斗靡，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贵”。⁽⁴⁴⁾

吏治每况愈下，直接导致了幕风的腐败。汪辉祖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著《学治臆说》时回忆道，在他二十二三岁，即乾隆十六年（1751）左右开始习幕时，那些刑钱师爷都俨然以官员的宾师自居，常常日夜伏案工作，既不博弈游戏，也不应酬谈笑。为了公事，敢援引律例与官员反复辩论，如遇上司驳诘，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会毫无原则地迁就逢迎上司。对官员也只是礼貌相待，如意见不合就毅然辞馆而去，决不拖泥带水。偶遇一二位不自重的绍兴师爷，大家都瞧不起他们。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他二十七八岁，即乾隆二十一年（1756）时。那时，风气大变，大家开始视严守正直的绍兴师爷为迂腐，“江河日下，砥柱难为”。不少绍兴师爷甚至收受贿赂，为当事人打通关节，并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端方之操，什无二三”。⁽⁴⁵⁾另一位绍兴师爷金安清也说乾隆末年吏治尚好，主要因为各地衙门中还有“三老”，即老吏、老幕、老胥，尤其那些“老幕”，都是“通才夙学”，“品学俱优，崖岸尤峻”，官员咸“尊之如师”，不敢有非礼非义。倘若官员礼数稍有不周，这些“老幕”就会“拂衣而去”，通省上下也会舆论哗然，一致谴责官员。可是道光以后，“三老”变为“老贪、老滑、老奸”，“国家二百年纪纲法度皆失传矣”！⁽⁴⁶⁾

这样一来，绍兴师爷也就成了众矢之的。首先，有来自朝廷的整治，规定各级衙门延请的绍兴师爷必须5年一更换，并不准延请本省及邻省500里以内的读书人做绍兴师爷。更有“仁人志士”口诛笔伐，大加鞭挞。本来应该“佐官为治”的绍兴师爷，早成了反面角色，只得以“蠹治”而告终。

其三，改革使然。自1901年始，清廷陆续颁布了改革的“新政”：废八股文章，要求使用更清楚地解说“四书五经”以及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学术的文章；废科举制度；改书院为西式学堂，同时，为吸引学生进入新学堂，同意给予新学堂毕业生文官候选人的待遇；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特别鼓励到日本去留学。⁽⁴⁷⁾这些措施，使创办学堂和出国留学蔚然成风。国内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以及海外留学人员的归国，构成了一个新的读书人群体，他们用在国外或新式学堂学到的知识武装自己，显示出参政议政的巨大活力，极大地冲击了绍兴师爷传、帮、带的传统教育模式，占据了其存在和活动的部分空间。同时，清廷还相继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太仆寺、光禄寺等属“大九卿”的衙门以及督抚同城之湖北、云南、广东的巡抚衙门，减少了一些重叠和虚设机构，冗员成灾官，不下数万人，曾风光一时的灾官们一夜间丢了饭碗，群情惶惶，不知所措。

岗位的取消，机构的裁撤，体制的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就业的机会与场所大大减少，迫使那些借官府谋生的官员自然也包括绍兴师爷大量离开政府衙门，另谋出路。

同时，清廷为了标榜各地“司法独立”，在京师设立大理院，在各省设立高等审判厅，在各府县设立地方审判厅，审理讼事逐渐向由法院专任其职过渡，从而动摇了刑名师爷垄断司法审判的根基。不拘一格地起用归国留学生和各地法政学堂、法政速成班、养成所的毕业生，新陈代谢，用新型的法律知识代替绍兴师爷传统的审判方式，以新型的法律专门人才取代刑名师爷。而且，由于此类法政学堂、速成班、养成所，除教授法律知识外，还附设有经济、财政、会计、统计等课，让财经知识慢慢地传播开来。民国时期，社会上又逐渐兴办了一些财经学校，使过去绍兴师爷师徒相授的钱谷秘诀，无人问津，归于淘汰，而这些学堂、学校培养出的大批新型财会人才，也逐渐取代了原来的钱谷师爷。刑名、钱谷师爷是师爷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的先后消失，标志着明末清初以来活跃了数百年的绍兴师爷消亡了。

不过，历史的余响尚未结束，绍兴师爷仍在官场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并继续与官员维系着相对平等的宾主关系，例如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因慕安昌娄春藩佐治之能力，特地延聘其次子裕熊为绍兴师爷，并优礼之。娄春藩字椒生，祖父娄德鉴用经商所获之财产，广施冬衣夏药，被称为“娄善人”，父娄树年是安昌有名的士绅。娄春藩历佐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裕禄、袁世凯、杨士骧、端方和陈夔龙，前后长达23年，尤其在李鸿章幕府做绍兴师爷时，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凡折奏、刑钱、河工、盐务等一人独揽，“自鸿章延入直幕，先后垂三十年……虽不乐仕进，未亲吏治，而论治佐政，留意民生，各郡县皆奉为圭臬”。⁽⁴⁸⁾期间，几乎一刻都没有离开过直隶督府。光绪、宣统年间，内忧外患，直隶总督如走马灯般不断地更调，但娄春藩依然故我，雷打不动，等着一任接一任的直隶总督。191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督署同僚皆闻风而逃，唯他独留不去，“夙夜筹虑，独为地方谋平安”，庚子和议后，李鸿章拟保奏他任京官，坚辞不就。即使在1927年国民党确立统治地位以后，中国官僚体制“佐官为治”的这一特色仍然遗留下来，例如，胡次威任浙江兰溪实验县县长时，就聘请绍兴县财政科长韩钺做绍兴师爷，委以实验县政府秘书的职务。

（二）师爷笔下的师爷生活

——许思湄《秋水轩尺牍》解读

由于做绍兴师爷者多无功名，而系科举名落孙山之人，时人或后人很少替他们树碑立传，以致几乎不可能获取绍兴师爷的具体数字。然而，与生俱来的职业排他性和垄断性，却使绍兴籍读书人成为师爷群体的主流，也是不争的事实。安昌并不例外，如后面即将详细解读的安昌名幕许思湄，即有8个哥哥、1个侄儿、1个外甥、1个女婿以及伯父、表舅、本家、亲戚等在直隶、山东一带游幕。此外，娄氏家族、徐氏家族分别有6人和5人在外游幕，说明安昌做绍兴师爷者不乏其人。兹以许思湄及其所著《秋水轩尺牍》⁽⁴⁹⁾为例，探究绍兴师爷的游幕生活和情感世界。

关于许思湄的生平事迹，资料甚少。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芸香堂《秋水轩尺牍详注》中，有咸丰己未年（1859）冯璞山所作的序文。序曰：“吾乡许葭村先生，少负才名，群推伟器，惜家贫无以自存，因舍孔孟习申韩，橐笔游燕南，非素志也。乃其秉性慈祥，持躬谨慎，遇大疑，治大狱，明决如神，以故四十余年殊无虚席。初则邑宰、州牧拥筹争迎，继而大吏倾心，遇隆师视。”许思湄字葭村，安昌诸家溇人，父亲早逝，仅靠母亲一人抚养长大，一生作幕54年，近80而终。所著《秋水轩尺牍》计229篇，分叙候、庆吊、劝慰、请托、辞谢、索借、允诺、戏谑8大类。“或自述生平，或．言事理”，形象描写了绍兴师爷的心路历程。

1．漂泊颠沛，一路风尘

绍兴师爷是一种漂泊颠沛的职业，佐幕者与官员之间并没有长久而牢固的关系，不可能“从一而终”，旧主一去，就得另觅新主，一个长期或终身从事幕业的绍兴师爷，将经历无数次的“失馆”和“觅馆”，故同道人将做绍兴师爷称作“游幕”，很形象地反映了这一职业漂泊颠沛的特点。所谓“游幕”，就是远离家乡，抛妻别子，随官赴任，周游各地衙门。许思湄也如此，“萍踪远托”，⁽⁵⁰⁾曾在直隶天津府天津县（即今天津市）、静海县、盐山县（今属河北），顺天府北平（即今北京）、大成县，保定府清苑县（即今保定市），永平府卢龙县，以及山西省大同县（即今大同市）和辽西等地做师爷。

绍兴师爷依靠幕脩维系自己及其家人生计，一旦“搁笔”失馆，就意味着中断了养家糊口的生活来源，因此，时时面临着“觅馆—失馆—觅馆”的心理压力。

春鸿绝影，芳讯稀通。顷晤香度，始知塞上青油，已安徐榻。前以一饼金，函致省寓，度在文旆启行之后，祈急取之无失。此间瓜代有期，行将解馆，恃足下高居首要，一推一挽，不复属望他人矣。⁽⁵¹⁾

这是一封许思湄托朋友杨樾庵为自己觅馆的信。从信的内容看，杨樾庵大概已做了直隶北边某府或某县的绍兴师爷，而自己则因为主人调任已有确切时日，不久即将交卸馆事，为免失馆可能带来的窘迫，他很急切地拜托杨樾庵为他向各地衙门推荐，一旦觅馆成功，无论何时何地，都将勇往直前。

旅途跋涉，艰难险阻，当然是“游幕”的一大苦况。那时交通不便，万水千山，道路崎岖，绍兴师爷赴馆就幕，还须克服旅途中的种种困难。许思湄感叹道：“半担琴书，一肩风雨，作东西南北之人，每自寻思，不胜感慨！”⁽⁵²⁾这一年春节，许思湄刚刚换了馆地，只得顶着漫天的飞雪，担着一肩的行囊，风尘仆仆地赶到几百里外的直隶盐山县。这是滨海的一个荒僻小县，也就是当年林冲发配所至的沧州附近，此时此刻，他仰天长叹道：

此地濒海而居，白沙红草，一望弥漫，唯有独拥寒毡，卧听满城爆竹声耳。⁽⁵³⁾

在本应阖家团圆的新春佳节，自己仍在荒陬僻野蹒跚行走，为谋生而奔波，比那发配充军的林教头也好不到哪里去！

许思湄算是幸运的，总能马上寻到馆地。有些绍兴师爷相当倒霉，不仅没能找到馆地，而且旅囊告罄，连回家的盘缠都耗尽了。在19世纪前叶，滞留保定一时不能回家乡的绍兴师爷，大约有100多家，有些金尽裘敝，客死异地。根据《萧山来氏家谱》记载，还在万历年间，就有一些游幕的绍兴人由于一事无成、一无所处，最后客死异乡，亲友扶携着死者的灵柩返乡，往往运至绍兴府的西兴镇，就扔在路边，然后通知死者家属。有时丧家不能及时赶来，尸首任凭风吹日晒。少年浪迹，异地招魂，实在可怜！到了清代，这种境况更为普遍。绍兴师爷龚萼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有位绍兴师爷携带12岁稚子来粤谋生，还没等他找到馆地，自己就因患病一命呜呼，留下茕茕幼子，孤苦伶仃，无以为生，只得沿街乞讨。大家一起凑些银两，才葬了他的父亲，并送可怜的孩子回家乡去。

因此，依栖他乡的绍兴师爷除讲求血缘、婚姻、师徒等关系外，更盛行互相间结拜兄弟。在《秋水轩尺牍》中，保留有许思湄与龚萼间的“换帖”，与黄馥堂、秦云阶辈的“订盟”，与周松涛的“叨附兰谱”3份换帖结拜的尺牍，“莺啼红树，求友声殷，喜萍水之乍投，即金兰之交契”，⁽⁵⁴⁾据此勾勒出的拜把子名单，颇耐人寻味。

　　与许思湄结拜兄弟排行名单

　　排行名单　　　　　　结拜兄弟

　　大　兄　　　　徐养安、世大兄、杨大兄

　　二　兄　　　　单德栽、王儆之、二世兄、沈孟养、方秋槎

　　三　兄　　　　邓三兄、叶三兄、张兰奏

　　四　兄　　　　金四兄

　　五　兄　　　　沈一斋、邓馨圃

　　六　兄　　　　邵南湖、吴六兄、宋柱川

　　七　兄　　　　沈七兄、陈七兄

　　八　兄　　　　陈松亭、陈百泉

表中有两点很引人注目，其一，“五兄”、“七兄”、“八兄”有两位，“大兄”、“三兄”、“六兄”有3位，而“二兄”居然多达5位，说明结拜兄弟面广人多，并不仅仅局限于表中这些结拜兄弟。其二，许思湄与龚萼“极声气应求之类”，早早结拜成兄弟，但他的名字并不见于表中，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秋水轩尺牍》所收信件还相当有限，并不完整。二是龚萼还另有结拜兄弟的网络，从《雪鸿轩尺牍》⁽⁵⁵⁾可知，他称沈聚亭、沈慕堂“大兄”，沈小如、朱堂轩、秦载光“二兄”，周丹文“三哥”，谢丙南“四兄”，章又梁“九弟”，这些人同样不见于上表。而结拜兄弟的基础是同乡师爷，公事余暇，漂泊颠沛、一路风尘的绍兴师爷，于客馆寒灯之下，斗叶联吟，和泪赋诗；在故园绽菊之时，登山临水，朝歌夜弦；在往来信函之中，互诉衷肠，增进情谊。为使这一以同乡师爷为基础的结拜关系固定化、合法化，有绍兴师爷因落魄同乡师爷时时依附自己，遂倡议并出资创建浙绍会馆，而使落魄“搁笔”者有个容身之地。清代在北京虎坊桥以东，建有浙绍会馆，借以联络同乡戚友间的关系。许思湄在《致在直同乡官募捐资贴团拜经费》中曾说过，会馆团拜，就是按照古代乡饮联络桑梓情谊，并通过组织活动，加强内部团结，应对激烈的外部竞争。⁽⁵⁶⁾

2．深居简出，孤灯相伴

《清稗类钞》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雍正初年，会稽县徐某正好“搁笔”在家。一日，有人来招聘，幕脩非常可观，但对幕主的姓名却讳莫如深。徐某很诧异，问：“尔主为何人？为何官？聘我往何处？”来人答道：“先生毋详诘，至后自知之，决不有负先生也。”徐某犹豫再三，才与他约定日期同行。到了幕馆，来人在前面带路，过了数十重高堂大厦后，在一处停下，对徐某说：“此即先生室也，服御饮食，有人司之，但不可出某处之门。主人事忙，暇时自来相会，毋亟亟也。”徐某满腹狐疑，询问下人，都搪塞含糊，一问三不知。几天以后，有人送来案子办理，都是各省重案。1个月后，原先的来人让他写封家书，注明银两居址。于是，徐某按照他的吩咐，写了一封信交给他。此后，徐某家中有信来，下人也原封不动地送来给他。就这样，转眼过了1年多。徐某整天“囚”在办公场地，连走出房门一步都不能。有一天，看到院墙边倚着一把木梯，就缘梯而上，想看看墙外的风景，恰巧看到了隔墙院中自己的一位熟人，急忙呼叫他。熟人吃惊地说：“马上下来，此时不及细谈，晚餐后当来也。”黄昏时分，熟人果然如期而至，对他说：“此事无须更言，子当知之。且子之来，出余之荐，实欲藉子相助为理耳。”徐某说：“子岂不知余无昆季，有老母，奈何？”熟人怅然若失，沉吟良久：“吾固无还乡之理，若子则尚有可望，但须缓图。”随后离开。又过了半年多，熟人再来徐某处，说：“子事谐矣，但须慎密，不可漏言，更不可就他人聘。速摒挡一切，自有人来相送。”过了几天，果然有人替他整理行装，送归故里。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当年遣使聘请他入幕的原来是雍正帝。

传说添油加醋，倒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绍兴师爷一般有自己的办公场所，或称“幕馆”，或称“幕斋”。清代地方衙门，无论督抚或司道或府州县，规制基本相同，在空间布局上，一般都是三进式建筑，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先后排列在中轴线上：一进是“大堂”以及两边的厢房，二进是“二堂”、“花厅”（签押房）以及两边的厢房，三进是主官的住宅。所谓“衙门”或“官府”，严格说只包括一进、二进两幢房子。这两幢房子在当时叫“衙署”，简称“署”。有意思的是衙署又分内外，外署在一进房子，内署在二进房子。在外署，“大堂”是最主要的办公场所，主官处理重大案件就升大堂；“大堂”两边的厢房是“六房”、“书吏”、“三班”差役的办公场所；内署是主官处理例行公事以及非关紧要事务的场所。“幕斋”就是绍兴师爷的办公场所在内署。衙署之所以一分为二、内外有别，目的性很明确：一是为防止绍兴师爷等内署人员随意进出衙门，或狐假虎威，或拈花惹草，有失衙门的威严，有损官员的体面；二是为杜绝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的漏洞，少让或不让绍兴师爷等内署人员抛头露面，结交地方三教九流，以致政以贿成。

“侯门深似海”，这话一点都不假。如此一来，在庭院深深的衙门里，绍兴师爷虽然不至于像徐某那样不能越雷池一步，只因自晓至暮，常常据几案治理文书，无博弈之娱，无应酬之费，深居简出，孤灯只影，便有了如泣如诉的情感宣泄。而每当节假日，衙门中的其他工作人员纷纷回家与家人团聚，偌大个建筑物空空荡荡的，绍兴师爷流落异地他乡，无法与亲人共享天伦之乐，内心的孤寂更加强烈。许思湄在《与王沧亭》信中写道：

月未一圆，地经两易，风尘仆仆，无非芸人之田，自怜亦堪自笑。比值同人归里，馆中唯我独居，加以清磬红鱼，直是修行古刹！⁽⁵⁷⁾

浴兰节近，作客者非无家室之思，无如笼鸟依人，每多牵絷，三春虚掷，重午空来，艾绿蒲香，唯有引觞独醉耳。⁽⁵⁸⁾

绍兴师爷对自己捉刀代笔的职业简直忍无可忍，足不出户庭，人不离几案，极少与人谋面、沟通，真如古刹修行之老衲，可怜又可笑。

3．桑梓情深，无以表达

流落他乡、身为异客，就永远无计消除对故土亲人的眷恋，这是人之常情，更是游子的乡愁。许思湄在与友人的信中如此叙述自己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弟去国八年，萍踪远托；白云亲舍，魂梦为劳，只以鸡肋縻人，遽难割弃，唯有日诵“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句已耳。⁽⁵⁹⁾

况离人去国，愁听短笛之梅；游子思乡，魂断长亭之柳。每低徊于当境，恒抒写其无聊。情之所深，诗何能已？⁽⁶⁰⁾

“情之所深”，仅用吟诗作词，自然驱散不了心中的阴霾。此时此刻，那生他养他的严父慈母，那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那牵肠挂肚的妻子儿女，那朝夕相处的邻里乡亲，正在做什么呢？他在《复龚未斋》信中写道：

弟读书读律，窃愧无成，自东自西，徒劳何补？倚闾有白头之老，谁修定省于晨昏？争梨失黄口之儿，空听笑啼于梦寐！加以陌头柳色，丝丝牵少妇之愁。因而枝上鹃声，夜夜起王孙之感。无如一囊秋水，顾影生寒，徒使万缕春云，登高雪涕，爰思完聚，极意经营。凭寄南金，冀共鹿车之挽；迎来北辙，用伸鸟哺之私。⁽⁶¹⁾

的确，孤寂落寞的游子，最怕听见短笛中《梅花落》的曲调；他乡异客的师爷，最怕看到长亭边杨柳叶的青颜。耳畔时时响起杜鹃的啼声，脑中夜夜生发归家的念头。怎奈囊中羞涩，纵是归心似箭，反枉教人心绪纷乱，不觉潸然泪下。若闻家乡亲人生活窘迫或是不幸亡故，绍兴师爷更生绝望。许思湄一闻知母病子殇的噩耗后，许久都无法从悲哀的打击中解脱出来，只因幕主的坚决挽留，以及没有回家的盘缠，竟不能成行，他写道：“近得家言，知小儿夭殇，天涯只影，似续萦怀。……本拟束装归里，因居停维絷甚坚，勉待岁阑，再定行止。或明春接眷北上，免作苦行头陀。”⁽⁶²⁾“今岁晋省者三，晋郡者六，因人成事，何敢言劳？讵秋间母病子殇，事多拂逆，急拟治装南返；而空囊羞涩，素手难归。”⁽⁶³⁾因此，每每看到老乡踏上南归的路途，歆羡之余，情不自禁涌上一股难言的惆怅，在《与黄封三（羡其南返）》一信中，许思湄说：

老表兄决计南归，长行在迩，二十年食奔衣走，今得稍蓄余囊，息肩乡里，于以开五亩之宅，树十亩之桑，朱履青衫，幽然自适，此暮年之乐境，实吾道所难期。……而千里蓬飘，一家萍寄，盲人瞎马，前路难凭，不知何时揽辔言旋，得追陪于稽山镜水间也。⁽⁶⁴⁾

既然回乡一时很难如愿以偿，身在异地的绍兴师爷很希望找一个离家乡较近的地方继续游幕，“湄游历燕赵，几及卅年，先人未奠松楸，后嗣尚虚襁褓，久离乡井，计实非宜，且上谷人情，近尤恶薄。来春若能摆脱，准拟弹铗而归，不复作浪花风絮矣。唯是家无绿壤，囊乏黄金，则返岫闲云，终当复出。所冀红依绿泛，得与西子湖光，左右映带，庶免远道依人之虑。而浙中僚幕，素乏声援，汲引之阶，尚有藉于援手耳”。⁽⁶⁵⁾原任直隶清河道的某官到浙江做巡盐御史，许思湄与他素有交情，关系不错，马上写信托他为自己寻得馆地。

游幕的漂泊颠沛以及对故乡亲人的眷念，使绍兴师爷归心似箭，可毅然摆脱幕业毕竟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因为“唯是家无绿壤，囊乏黄金，则返岫闲云，终当复出”，欲罢不能。于是乎，“纳妾”、“挟妓”、“狎优”成了绍兴师爷私生活的重要内容。

“纳妾”、“挟妓”、“狎优”本来是中国社会古已有之的普遍现象，各阶层都有，不独是绍兴师爷。且不说唐代白居易到老仍然多蓄歌妓，“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今夜还先醉，应须红袖扶”，⁽⁶⁶⁾就连为君臣大义“苦忍十九年”的汉朝苏武也未“苦忍”自己，有了与“胡妇”生的儿子。到了明代，神州大地又出现了一股反拨中国封建王朝“存天理，灭人欲”正统观念的潮流，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李贽，他结合释道思想说：“成佛征圣，唯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⁶⁷⁾至于市井绅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一味追求享乐而已，像《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就是这一潮流被放大到极端的文学形象。此后，这一反传统的潮流历整个有清一代，一直弥漫至民国初年。应该看到，绍兴师爷之所以“以风流自赏”，与“游幕”的特点密切相关。绍兴师爷游幕四方，远离家乡，有妻者多不能挈妻随行，无妻者又不愿异乡娶妻，于是就有了性饥渴和传宗接代的矛盾，而纳妾、挟妓、狎优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对此，许思湄在一封奉劝牛姓绍兴师爷纳妾的信中说得很明白：“唯思足下食奔衣走，滞迹遐方，既不能接眷而来，又不获依时而返。膝前兰桂，似不宜迟。”⁽⁶⁸⁾

纳妾称作“莲幕藏娇”，是绍兴师爷私生活中的一桩乐事。某位绍兴师爷纳了妾，他的同行朋友纷纷向他道喜祝贺，像《秋水轩尺牍》中就有许多祝贺同行朋友纳妾的信函，例如，祝贺陈笠山纳妾：“莲幕藏娇，其人如玉；倚香偎翠，乐何如之？”⁽⁶⁹⁾祝贺黄舜音纳妾：“顷晤灿亭，道足下抱衾有宠，以莲幕而作鸳帷，此乐当难名状。”⁽⁷⁰⁾祝贺左宇眉纳妾：“闻足下薪纳专房，值此绣帷凉月，正好睡稳鸳鸯，而杨柳蛮腰、樱桃樊口，自必大如所愿，风便略寄数行，不仅志喜，且卜宜男也。”⁽⁷¹⁾少数大牌绍兴师爷席丰履厚，姬妾成群，大弦嘈嘈，小弦切切，闺阃之争在所难免。对此，许思湄传授经验说：

吾侪身处其境当知兵法所云：“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乃能调停于闺阃之间，而泯其猜嫌之迹，若不小施权术，则慑以河东，隔花人远矣。⁽⁷²⁾

妻妾成群，儿孙绕膝，固然是人生的乐事，但身世飘零的绍兴师爷多数不能如愿以偿。这时，他们最需要可以一倾情愫的红粉知己。而追欢买笑、逢场作戏，也成了家常便饭。传说中被绍兴师爷奉为祖师的邬先生，拿到幕脩以后，总是用于花天酒地，豪嫖滥赌，不把每天所得的50金悉数花完不罢休。《梼杌萃编》第18回生动地描述了刑钱师爷高竹岗以妓为伴的腐朽生活：“他在上海讨了一个出色的野鸡，名字叫做祝眉卿，绰号叫烂污阿眉。生得两汪秋水，一捻纤腰，那一双莲瓣真是又小又窄，脱下那两只绣鞋，放在三寸碟子里头还盛不满，所以最中这高竹岗师爷之意，到处带在身边，刻不能离的。”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一回写到一个藩台的劣幕，初到广东就馆便去嫖妓，在妓船上请客时，“不知怎样，妓家得罪了那位师爷，师爷大发雷霆，把席面掀翻了，把船上东西打个稀烂，大呼小叫的，要叫河泊所来办人。吓得一众妓女，莺飞燕散的，都躲开了。一个鸨妇见不是事，就硬着头皮，闪到舱里去，跪下叩头认罪。那师爷顺手拿起一个茶碗，劈头摔去，把鸨妇的头皮摔破了，流出血来”。

至于狎优，也不乏其人，汪辉祖在《佐治药言》里说的“嬖优童，狎娼伎”，⁽⁷³⁾就是指绍兴师爷除了嫖妓，还有狎像姑的陋习。像姑又称相公、龙阳，俗称兔子，就是男妓，出色者大多在20岁以下，称为娈童、优童。根据清人笔记记载，陕西巡抚毕沅幕中的绍兴师爷大多有狎像姑的癖习，一日，他忽然说：“快传中军参将，要鸟枪兵、弓箭手各五百名，进署侍候。”众人迷惑不解，问为什么？毕沅答道：“将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⁷⁴⁾毕沅的话显然有些夸大其词，但从他要动用1000名军土驱逐“兔子”来看，绍兴师爷狎像姑已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

绍兴师爷有纳妾、挟妓、狎优的嗜好，人人皆知，以至于《越谚》把它归纳为一句顺口溜：

苏州头，扬州脚，杭州好穿着，绍兴出嫖客。绍兴出嫖客，颇有知名度。为此，范寅谆谆教诲世人：酒是穿肠毒药，色如刮骨钢刀，千万不可染指。汪辉祖更进而指出，世人受牵累的东西有四样，即酒、色、财、气，对绍兴人而言，财、色两点尤其难过，遂别出心裁地作有“财箴”、“色箴”两条。前者认为钱财聚散，应当来去正当；后者告诫不可纵欲，否则倾家荡产。

4．费尽心计，谋求功名

在中国，个人的尊卑高低、家庭的荣辱兴衰往往取决于其政治地位的升降沉浮。一朝为宦，即使一时并无实职，也可穿官服，交结上流，被人高看一等，到处受尊敬，并可参与公共事务，分享社会权力等等。因此，许思湄做了绍兴师爷后，即使所赚的幕脩并不少，比起塾师来，要多数倍或数十倍，但因为他人作嫁衣裳，仍喋喋不休地怨天尤人：

弟初客辽西，旋游津淀，今春复有平舒之役，年年压线，依旧帮佣，良由村女蛾眉，难为时赏耳。⁽⁷⁵⁾

至于入仕做官，有“正途”和“杂途”之分。所谓“正途”，是指经过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举人以及贡生、荫生和监生中的恩监、优监；由保举做官的，也被视同“正途”。其他各项以及捐纳而做官的，叫做“杂途”。正途科甲出身的官员，认为自己饱受读书生活的“苦难”，根本瞧不起用银子买官的捐纳人员；而杂途出身的官员也自觉低人一等。不过，既然正途出身的希望显然已相当渺茫，但捐纳条例的颁布，又燃起了内心潜在的期望：

至若援例加捐，有志者自应尔尔。异曰干霄直上，为仕途中第一流人物，较之仰人作茧，傍户营巢，不几有天渊之别欤？⁽⁷⁶⁾

入幕者抛开书本研习刑名，正途出身的希望早没有了，好在国家颁布了有关捐纳的条例，使做官仍有路可通。与其做绍兴师爷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终不如“自营一窟”，谋得独立的一官半职来得好。当他听说友人沈一斋得官时，在《贺沈一斋得官》函中，不无歆羡地写道：

足下荣选在迩，指日弃毛锥绾尺绶矣。弟事尚须集腋驽下之才，敢不让骅骝先步耶！贺！贺！⁽⁷⁷⁾

敬贺之余，顾影自怜，难免自叹身世飘零。蓦然间，回想起在东昌做绍兴师爷时，每当念及高堂垂暮，常常觉得自己应该早些做官。早年理想的魂牵梦萦，亲朋好友的入仕做官，无形之中，成为强大的压力，使他殚思竭虑地梦想捐得一官半职：

近以仕途已开，妄思取进，无罗求雀，自知想出非非，不过抱此隐衷，勉尽人事，成否未可定也！⁽⁷⁸⁾

清代实行捐纳制度，使不少有钱人分享官宦特权这一以往难以实现的愿望成了唾手可得的事情，但对绍兴师爷来说，却非易事，仅从捐纳的流程看，时时要用钱，环环需花费，屈指算下来，得一大笔钱，如捐个道员，至少得数万两不可。绍兴师爷一生清苦，花钱买官，几乎不太可能。许思湄在《与陈天度》信中，诉说了自己的窘况：

枌乡硕望，久切心仪，顷自永郡寄诵诲言，快同亲炙。承示弃书读律。窃以吾丈机云才藻，燕许文章，鲲化鹏游，得时则驾，何遽无心青紫，转作抱牍依人计耶。湄浪迹六年，自惭驽下，不能作昂昂千里之驹。屈指辛亥之冬，就食辽西，去夏至津门，今春晋省，阅四月，始就平舒。数年来馆不过副席，俸不过百金。内而顾家，外而应世，探我行囊，唯有清风明月耳。读所寄舅氏书，责以捐职之命，迟迟未报，咎何能辞？念自家道中落，承舅氏逾格矜怜，蛇雀有知，岂敢忘德？所以迟之又久者，限于力，非盲于心也。一秩清衔，矢报有日。尚祈吾丈婉曲言之，俾不至开罪尊亲。幸甚！⁽⁷⁹⁾

我浪迹在外整整6年了，不能作昂昂千里之驹，自惭无用得像匹驽马。做绍兴师爷几年了，还是副手，一年幕脩不过百两银子，内要维持家用，外要应酬社会，说到积蓄，只有清风明月罢了。读你寄来舅父的信，责备我耽搁了捐官的事，这一过失，我岂能敷衍了事呢？回想家道中落，承蒙舅父格外垂爱，伸出援助之手，蛇雀尚知报恩，何况是人？之所以耽搁很久，实在是因窘于财力。

为了不辜负亲人的殷切期望，只得四处筹措资金，“前以援例，不待将伯之呼，即荷玉成之雅，在大君子乐成人美，加惠无穷，而弟屡沐厚施，未免受之增愧，以云投赠，所不敢当。唯需项过多，虽集千羊之皮，尚少一狐之腋。既蒙眷爱，敢借一元，来年秋以为期，必使连城返赵也”。⁽⁸⁰⁾因为“需项过多”，又在顺德府同知李某主动资助后，再乞借银，李司马倒是非常重交情，慨然解囊，“今弟为贫谋仕，阁下不责其非分之干，而有求必应”。⁽⁸¹⁾但他颇有自知之明，在《与家芳谷》信中写道：

念弟自戊申北上，垂十四年矣，风尘浪走，无非藉不律以谋生。前岁川楚例开，谬捐未入。今岁签分陕陇，关山戎马，难以远行，遂于六月内乞假回盐。九月初又开新例，强弩之末，无力过班，弃之食之，徒深鸡肋之叹！⁽⁸²⁾

事实也是如此，许思湄折腾了半天，弄得债务缠身，竟连候选这一关都没有通过，只好断绝了做官的念头，他心灰意懒地说道：黄绶青袍的官服，本来就不是我们这种命运低贱的人所能希望侥幸的！他的亲戚章槐卿，把做绍兴师爷所赚的幕脩都花在捐官上，死时留下的，不过几十两银子，上有白发老母，下有年轻妻子、弱女孤儿，境况之惨，令人唏嘘再三。龚萼害怕“宦游异地，最凄凉两袖清风；客死他乡，真悲惨一棺暴露”，而自比“黎园旧脚”，不再异想天开地指望被捧成名旦，受人追逐，穷老衰年之时，再也没有高歌大江东去的豪情，只能面向偏街僻巷，唱几段莲花落，“藉作下场声调”。⁽⁸³⁾

5．妙笔生花，处世圆滑

“幕虽小道，非洞达世情，周知利弊，焉能出而佐人。”⁽⁸⁴⁾绍兴师爷身处官场漩涡，前途叵测，人心狡诡，必须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方能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各种关系。对于父母之官，他们如履薄冰，小心谨慎，自不必说。即使在私人交往上也是讲求处世圆滑，轻易不得罪人，所谓“凡事不求有功，但期无过，只担迟延，不担错误”的观念，深入人心；“工于弥缝，巧于趋避，妙于抑场”的技巧，见诸文字。⁽⁸⁵⁾绍兴师爷陈笠山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个肥硕的麻子为妻，一直闷闷不乐，难免向朋友吐露自己的烦恼。许思湄则不以为然，很巧妙地回答：

殊不知麻姑为天上之仙，健妇乃女中之隽，然则麻与肥不足为病，且足为喜，何以此咎蹇修哉？

麻姑是天上一位美丽姣好的天仙，肥硕的女子即“健妇”，为女中之俊秀，黄山谷不是有“健妇亦胜大丈夫”的诗句吗？所以麻子与肥硕不仅不应该烦恼，而且还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你为什么因此而埋怨媒人呢？接着，又提醒陈笠山：

吾恐阃内者，正以足下为不如城北徐公耳。

引用《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城北徐公”是战国时齐国的美男子，邹忌远远不如他漂亮。言下之意是你的夫人可能还嫌你不够英俊潇洒呢，阁下就不必过于苛求了！⁽⁸⁶⁾妙语连珠，说得对方如沐春风。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生男固然可喜可贺，生女未免有些遗憾。某人生了女儿，作为朋友，理应写信祝贺，但该怎么措词呢？许思湄自有高招：“雏凰之降，即以开么凤之先，谢氏乌衣，不可无林下凤以济其美，正不必谓梦月之不如梦日也。”⁽⁸⁷⁾也就是说，先开花，后结果，生了女儿，就是生儿子的预兆；红花需要绿叶陪衬，东晋谢安家生了儿子，不能没有好女儿点缀，所以不应为生女而遗憾。古代生儿叫“弄璋”，生女叫“弄瓦”，许思湄说：“休嫌一片瓦，珍重亦千金。”把“弄瓦”和“千金”两个典故巧妙地嵌入诗内，让人欢喜。⁽⁸⁸⁾

有了小孩，并非人人都能长大成人，许多儿童很早就夭折了。某人丧女，许思湄安慰说：“留得母珠，不患无掌中明月也。”⁽⁸⁹⁾母蚌仍在，何患没有掌上明珠？相当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意思，这么一说，倒显得煞有介事！多少安慰了受伤的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