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客体的真实性的两种样态

一、客观的真实与建构的真实：旅游客体的真实性的两种样态

（一）客观的真实（Objective Authenticity）

博物馆学家和历史学家伯斯廷（D.Boorstin）指出，大众旅游过程造成了文化商品化和旅游经历均质化、标准化，使得旅游本身成为一个“伪事件（Pseudo Events）”（D.Boorstin，1964）。旅游者很少喜欢当地真实的文化，他们只有狭隘的期望，容易满足于虚假的旅游吸引物。

这就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如果现代旅游本身是假事件，那么真实的语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布鲁纳（Bruner E.）曾经解释了真实性的四种含义：一是本真，是绝对意义的真实，不可复制；二是历史准确和完美仿真，其真实性因忠实本真、尊重本真而获得承认；三是历史逼真，它对历史本真的模拟和复制看上去是可信的；四是权力认定的真实，是通过某种资格认定或法定的真实（M.Bruner，1994）。这就分别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对真实进行了界定。本真是超越主观意识的，第二种含义是对本真的复制，因而也是超越意识的。然而布鲁纳的问题在于“本真”过于抽象，无法把握。与布鲁纳相对应的是崔林（L.Trilling）的观点。崔林认为真实性最初用于博物馆中，含义是“人们可以对艺术品进行专业评判，从而确证它们是否如看起来或所宣称的那样，以及是否因此值它们所要求的价格。或者，如果已经付了钱，是否能够获得相应的赞誉”（L.Trilling，1972：93）。在这里，真实性一方面表现出实用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有赖于“专业评判”，即真实性依赖于知识，是作为知识的“真实性”。早期的旅游研究将博物馆语境下的真实扩展到旅游中，演变为对旅游产品的评判。例如艺术品、节日、仪式、烹饪、服装、房屋等，通常根据是否“由当地人制作或表演”作为标准来界定其为“真实”或“不真实”（N.Wang，1999），“真实性意味着传统文化和本源，一种原生、纯正或唯一的意义”（R.Sharpley，1994：130）。同时，这样的真实也被广泛地称为“客观的真实”，它关注的是旅游客体，并且将真实性的评判权赋予该领域的专家或学者，因为只有他们才具有有关客体的知识和专业评判资格。

伯斯廷的观点反映了相当大一部分研究者对真实性的评判标准，他强调文化的“原生”，具有极强的博物馆语境特征。其中，伯斯廷的观点还暗示了非常重要但被很多人所忽略的一点，就是“因为旅游者很少能够看穿这种经过设计的旅游吸引物的不真实性，因此，他们的旅游体验本身也是假事件”（N.Wang，1999：349－370）。据此，伯斯廷将现代旅游本身全部定位为虚假事件，同时通过对客体的否定也否定了游客的主观体验，将旅游者的主观意识纳入认识客体的范畴中加以评判。

伯斯廷对旅游者旅游动机的忽视遭到了旅游真实性研究的奠基人麦康纳（D.MacCannell）的反对。麦康纳对旅游者动机的真实性进行了肯定，认为旅游者意图追求真实的体验。但是，麦康纳认为旅游者旅游动机的真实是建立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不真实的基础上的，“与现代人对浅薄生活和经历的不真实性形成关注相对应的，是他们对初级社会的神圣性的关注”（D.MacCannell，1973：589－603）。塞尔文（T.Selwyn）解释说，麦康纳的真实性有两种含义，即作为感觉到的真实性和作为知识的真实性，即“热真实”和“冷真实”（T.Selwyn，1996）。他提出旅游者“追求体验的真实”或者“真实的体验”显示出他认为旅游者更多的是关注感觉真实的状态。尽管麦康纳对旅游者动机的真实性进行了肯定，但对旅游客体，即作为知识的真实性仍然持否定态度，并提出著名的“舞台化真实”理论。他在戈夫曼提出的“前后台二分”理论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了这一理论（D.MacCannell，2008）。戈夫曼认为，“前台”（The Front）是旅游者与服务人员接触交往的开放性空间，“后台”（The Back）是为前台的表现做准备的封闭性场所，常与事实（Truth）、亲密（Intimacy）、真实（Authenticity）相连。在现代旅游开发中，东道主将他们的文化以及自身当做商品展示给旅游者，导致东道主社会生活真实性的舞台化，使旅游者很难体验目的地社会的真实文化，而成为追求真实性的旅游者竭力回避的社会空间。而后台则是旅游者所追求的。因此，为了保证前台表演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就必须保证后台的“封闭性”和“神秘性”。于是，麦康纳为旅游业发展了第三个区——“旅游场合中的舞台真实”。当旅游企业意识到旅游者寻找后台真实性时，就凭借旅游行为的组织化、社会化和机构化，给旅游者提供一个“假扮的后台”，而旅游者却信以为真。麦康纳认为这种行为将社会生活不真实地神秘化（Inauthentic Demystification），比起前台的舞台真实更具危害性。也就是说，寻求原本真实的旅游者最终仍然成为舞台化真实的受害者。他进一步认为只有极少数“远离热线、避开热点”的旅游者才能获得真实的经历。

尽管麦康纳通过肯定旅游者旅游动机的真实性而与伯斯廷相区别，但不难看出，“舞台化的真实”与旅游“伪事件”一样，肯定的仍然是旅游客体的博物馆式的真实性。游客最终遭遇的仍然是“伪事件”。并且游客追求的仍然是旅游客体的真实性，只是他们对旅游客体的认识遭遇到了欺骗，因此这种真实性的体验在主观上可能是真实的，但在客观上仍是虚假的，属于认识或理解上的错误。而判断真实的依据和标准则主要掌握在学术团体的手中。

客观真实主要反映在工艺品、化石、食物、服装以及仪式等一些形成一致看法的内容上。“只要没有人表示反对，就可以认为它是客观真实的，因为它通过一些无可辩驳的数据材料得以证明。”（Y.Reisinger，2005：65－86）

（二）建构的真实（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

客观的真实追求的是一种蕴藏在旅游客体中，独立于认识者意识的客观属性，讲求天然真实。然而从评判工具上来看，其认识论往往又将专家意见或学术观点作为客观的最高准则，忽视了专家因其学术背景以及知识发展而导致的“偏见”或学术本身的主观特征。

事实上，有一些理论和案例研究已经表明了对旅游真实性的另一种不同观点。王宁通过对旅游真实性的研究概括，提出了建构的真实性概念，以此来归纳那些与客观真实性不同的观点（N.Wang，1999）。建构的真实本身也没有对专家或学术观点的权威进行质疑，而是通过强调旅游客体的观察者（可以包括专家，但更多是游客、旅游商）对真实所赋予的意义，反对真实的客观标准和专家评判主导权。王宁指出：

建构的真实是指游客或旅游生产商根据他们的想象、预期、偏好、信念、权力等投射到旅游对象中的真实性。因此，针对同一客体会有多种真实性。相应地，旅游的真实性体验和客体的真实性是相互建构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旅游客体的真实性实际上只是一种符号化的真实。

（Wang N.，“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352）

例如厄里（J.Urry）提出，在旅游活动中“日常生活的责任和义务将被暂时搁置起来”（J.Urry，2002：10），而以一种非常独特的心态、方式和眼光去看待旅游活动中的事物。“游客的眼光”因此显得非同寻常，是行为者对特殊事物所进行的观察和主动“投视”。任何其他人、方式和器械都无可替代，并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行为者不是在实施简单“物质意义”上的行为，而是在寻求经验意义上的“真实”。这种“真实”建立在游客的“想象”之上。因此，对象的“真实”与游客眼中的“真实”不可能完全重叠。可以看出，建构真实与客观真实最大的差异就体现在，客体真实性是否需要旅游主体及其主观意识或旅游主体之间的社会交互作用的参与。而只要肯定旅游主体及其交互关系在客体真实性构建方面的主导地位，那么，下面这些学者的理论和案例研究就可以得到充分理解。

科恩（E.Cohen）提出了旅游真实性的“个体认知谱”的概念，构建了从“完全真实”、“部分真实”到“完全虚假”的连续谱系，游客对旅游客体真实性的观点随着时间在“真实—虚假”这个谱系中变化。因此，真实性是流动的，是变化的，真实和虚假是可以过渡的。这个过渡的过程被科恩叫做“自然浮现的真实”。最初完全是人工或构建出来的旅游产品却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且为大众所接受而成为真实的。迪斯尼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突出实例（E.Cohen，1988）。

一些学者通过旅游艺术品的生产过程从土著手中向非土著转移的例子来说明真实性的流动变化过程。科恩指出，一些艺术品在它们生产的早期可能经历了创新发明的阶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当市场尤其是出口市场确立后，生产过程就会变成例行公事和标准化。格拉本（Graburn）指出，当这些产品是为了外部世界而生产时，就演变成为旅游艺术品或机场艺术品。库勒（J.Culler）进一步提出符号真实的概念，他认为旅游者认为的旅游客体是真实的标准是因为真实的符号，而不是其本身是本真或代表实际。因此，旅游者从目的地带回纪念品把它们作为符号证据来证明自己此次旅行以及目的地的真实性（J.Culler，1981）。

案例研究方面，萨拉曼（F.Salamone）通过两个圣迭戈旅馆的例子来说明建构真实对语境的依赖性。这两个旅馆一个位于墨西哥城，是原本；另一个位于美国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世界，是墨西哥城圣迭戈旅馆的分店。萨拉曼认为这两个旅馆分别传达了两种不同但真实的关于墨西哥的语境。墨西哥城的圣迭戈旅馆主要接待的是成功的墨西哥精英，他们的地位通常是继承得来的。旅馆传递的信息是一种清晰的传统墨西哥式的承袭。墨西哥过去生活中的一些元素被整合到一种优雅的、有效率的生活固有模式之中。其主旨是一种现代优越生活的墨西哥式变体。旅馆也欢迎一些外国旅游者，让他们能够体验到这种生活的面貌。而迪斯尼世界的圣迭戈旅馆是面向旅游者的，一些到这里的墨西哥人也被招待来看旅游化的表演。这里所要传达的信息是在一个“世界格局”中展现墨西哥文化的独特性，与其他的表演争夺游客的美元，并且驳斥美国人对墨西哥的刻板印象。显然，作为表演它很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而“表演者”的魅力是其成功的重要部分，传递着旧墨西哥的高贵与浪漫（F.Salamone，1997）。

萨拉曼认为这两个旅馆都表述着墨西哥文化的理想。墨西哥城的圣迭戈旅馆是世界上最好的旅馆之一，象征着墨西哥的过去面向当代和未来。它所接待的“现代”墨西哥精英为他们所继承的遗产和未来的前景而感到自豪。而迪斯尼世界的圣迭戈旅馆则在把墨西哥的过去罗曼蒂克化，寻求表现传统墨西哥的巨大成就，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来强化墨西哥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两个旅游所传递的信息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据此，萨拉曼说道，文化绝非非此即彼，而可以是此，是彼，也可以是其他什么。“文化是一种生活模式和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文化环境的手段，因而，追求永恒不变的真实最终会落入柏拉图式的诡辩之中。每一个过着真实生活的真实的人会知道他们每天的生活都足够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个圣迭戈旅馆展示的是虽然不同但却都是真实的墨西哥文化的一部分。”

建构主义的真实性对麦康纳和伯斯廷的“舞台化真实”和“旅游伪事件”进行了批驳。客观主义的真实将旅游者置于一个虽被欺骗而不自知或乐于被欺骗的境遇当中，通过坚持所谓东道主文化的真实性来给予专家或学术的文化特权。与之相反，建构主义者肯定旅游者在客体真实性中的地位，主张真实性是可以“协商”的。与客观主义相比较，建构主义所强调的真实性依赖于时间、语境以及社会主体的互动等内容，更加符合文化和社会的现实演变法则和人们认识世界的一贯特征。

王宁对建构主义者的一些共同观点进行了总结（N.Wang，1999）。首先，建构主义者认为没有绝对和静态的真实。“我们都是半途进入社会，而文化却始终在发展过程中。”（M.Bruner，1994：397－415）其次，传统是根据当时的需要创造发明的，传统和真实的建构与权力及相关的社会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三，真实或不真实是个人怎样看待事物的结果，是个人对事物的视角和解释，因此，不同的游客类型具有对真实性自身的定义、体验和解释。第四，考虑到客源地与目的地文化和人群的差异，真实性只是客源地社会对他们所访问的文化印象和预期的一个标签，其意义是符号化的。第五，真实性有赖于时间，最初的“不真实”或“人工”的事物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自然浮现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