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构架及指标构建

一、分析构架及指标构建

旅游发展所产生的东道主和旅游者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复杂的，最终对地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对旅游所产生的地方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多局限于就变迁这一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以及探讨目的地对文化变迁的心理感知。其研究对象可以是总体中某一地方的总体社会文化现象，也可以是其中的某一部分，例如音乐、舞蹈、语言、服饰、宗教、价值观等。实际上，当前我们对地方社会文化在旅游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更多的是一种直觉或经验上的认识，而缺乏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构架和用以衡量旅游所带来的地方社会文化变迁的变量体系或指标体系。这种情况一方面使我们无法全面了解旅游有可能对地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我们难以对地方社会文化所面临的变迁风险进行系统的评估。

（一）文化变迁的表现维度

“文化”的定义是多样态的，相应的，文化的具体表现也是非常丰富的。克莱德·克拉克洪（Kluckhohn C.）用了27页的篇幅对文化概念进行了种种界定。例如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一种历史的积淀物，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和他人的关系的技术，乃至于把文化直接比作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等等（克利福德·格尔茨，1999）。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文化的范围并没有表现得那样繁琐和复杂，反而往往集中在有限的几个维度，从而成为本研究参考和借鉴的基础。何玉芳在研究赫哲族、那乃族的文化变迁时，用于探讨的文化表现维度包括语言、宗教、饮食、服饰、居住和交通工具（何玉芳，2007）；张晓琼分别从制度文化、器物文化和观念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云南布朗山的布朗社会（张晓琼，2003）；具体在旅游和地方文化的研究中，杨振之分别从婚姻观念（婚姻基础观念、对第三者的态度），风俗习惯（居住习惯、餐饮习俗），价值观念（对日常生活以外资金的态度、经商观念、对子女的期望、宗教信仰）等方面研究了旅游发展对青藏高原东缘几个重要景区的社会文化影响（杨振之，2003）；宗晓莲从服饰、饮食、居住方式、语言、节日、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女性地位、社交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意识和道德行为等角度研究了旅游发展对丽江纳西族文化的影响（宗晓莲，2006）；梁自玉则从衣食住行文化，日常礼仪，民族民间艺术，节日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对湘西凤凰县的旅游发展与文化变迁进行了分析（梁自玉，2007）。

本研究并不打算涉及这么宽泛的维度，因为本研究的重点是探讨旅游所产生的真实性问题，因而本研究将范围局限在旅游者通过一般旅游能够感知到的范围之内。据此，本研究所研究的文化表现为语言、宗教信仰、服饰、饮食、居住、民间工艺、民族歌舞、节日、价值观念等几个方面。虽然并不全面，但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旅游对文化变迁影响的研究构架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Gordon）于1975年在一篇文章《种族和族群关系的一般性理论构建》（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Racial and Ethnic Group Relations）中，提出了一个能够反映美国族群同化动力特征和因果关系的变量体系（见图1－1），该文被收入美国最重要的一本关于族群研究的论文集《族群》（Ethnicity：Theory and Experi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见马戎，2004）。该体系为分析旅游对地方文化变迁影响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操作框架。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地方文化变迁对旅游的响应本身就是族群关系变化的具体表现，旅游当中的地方文化变迁和少数族群的文化同化类似，都表现为少数族群的文化表征向主流社会文化的不断靠近。因此我们可以对其框架进行批判性运用，尤其是弋登与马戎都提出的“自变量—因变量”响应分析思路和对影响因素的描述视角十分值得借鉴。

图1－1　戈登1975年提出的衡量族群关系的变量体系

注：据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2004年版，第216页）一书中表格绘制

当然，旅游对地方文化变迁的影响过程与外来移民在美国所遭遇的族群关系的变化过程毕竟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旅游表现为旅游者到目的地与当地文化形成互动，而戈登研究的是外来移民在美国所面临的族群关系转换。另外，旅游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其作用方式、表现内容、影响因素也有很明显的不同。

另外，张文对阳朔旅游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调查也提出了一个调查和分析的构架。该构架分为四个部分：旅游发展状况、旅游背景环境、当地的物质文明模式和旅游影响（张文，2003）。其具体指标系统见表1－1。

表1－1　张文分析旅游业对阳朔的社会文化影响的构架和指标体系

注：据张文《审视阳朔旅游的发展：社会文化影响的调查与比较》（2003）一文整理

对比戈登和张文各自所构架的体系的结构后发现，自变量体系包含两个基本部分：地方基础变量和互动过程变量。地方基础变量在戈登的体系中包括人的生理—社会特征变量和社会的变量，在张文的体系中大致等同于旅游背景环境和当地的物质文明模式。戈登的体系中的互动过程变量则对应于张文的体系中的旅游发展状况。地方基础变量和互动过程变量共同作用造就了少数族群的文化认同或文化变迁，也就是戈登的体系中的因变量特征。

通过对戈登和张文的构架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一个旅游对地方文化影响的理论构架（如图1－2）。在旅游研究中，经常用“推力（Push）”和“拉力（Pull）”来研究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和决策。其实，在旅游和地方文化变迁的关系中，也同样存在“推力”和“拉力”，或者说是促成地方文化变迁的“内力”和“外力”。地方基础变量就是内力的体现，它代表地方文化结构自身的稳定性和包含的变迁动能；而旅游互动过程变量是“外力”，表现为旅游对地方文化变迁的外部推动作用。这二者形成的合力共同影响地方文化变迁的程度、方向和内容。

图1－2　地方文化对旅游影响的响应模型

（三）本研究变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戈登的体系虽然完整但不具体，存在一定的操作困难。而在地方基础变量方面，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M.Yinger）提出的包括14个指标的变量体系为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马戎将这些指标变量进一步归纳为六大类：人口因素（人口规模、居住性质和迁移性质），种族差异（体质差异），文化差异（文化差异、语言使用和宗教信仰），社会总体特征（职业结构、社会流动、教育水平），社会的族群关系与政策（政策歧视、居住格局）和与母国关系（祖籍情感和祖籍联系）（马戎，2004）。总体来说，这个体系是比较全面的。另外，有相当数量的文献分析并探讨了影响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旅游因素和作用方式（A.Mathieson，G.Wall，1982；P.Teo，1994；J.Ap，1998；杨俭波，2001；张文，2003；杨俭波，乔纪刚，2005）。这些指标则成为对旅游互动过程变量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

结合已有的文献基础和本研究的实际状况，本研究采用的变量指标体系见表1－2，其中地方基础变量包括五大类11个指标，旅游互动过程变量包括三大类10个指标。与英格尔的指标体系比较可以发现，主要差异在于本体系将文化差异舍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化差异已经被视为因变量，是被解释的对象。

表1－2　旅游影响地方文化变迁的变量指标体系

续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