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外蒙古城市的兴起与清廷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有着直接关系的话，那么内蒙古城市的兴起则与区域管理和民族政策的实施关系更加密切。
内蒙古地区与外蒙古地区有较大的自然地理差异，且与内地农耕地区联系较为紧密，因而明末清初，不少地区的人口较多，初步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聚居点，如丰镇；甚至已经形成规模不大的城市，如归化。清统一中国后，漠南内蒙古从边疆军事前沿一变而成为内陆安全地区，军事战略地位下降，故而清朝在内蒙古所建立的军事城镇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内蒙古地近内地，交通方便，持续不断的内地人口向口外移民，除了部分人从事商贸外，大多数移民更多的是从事农业，把内地较先进的农耕文化带入蒙古地区，改变了内蒙古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从而为内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在清前期，内蒙古实行旗盟行政管理制度，但随着汉族人口的不断增多，清王朝不得不改变管理制度，实施“旗厅并存”制度，先后在与山西省、直隶省毗邻的地区设置多个散厅和直隶厅，厅为一种新的地方行政制度，与州县级别类同，蒙古地区新设各厅均划归山西省和直隶省管辖，以加强清廷对这些地区的直接管理，由此推动了厅治所在地城市的发展。
清代内蒙古地区设治一览表
续表
本表资料来源：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绥远通志馆修纂：《绥远通志稿》卷十七《城市》，1930年稿本。
张家口为口北三厅之一，为重要的汉蒙贸易城市，故一些论者将其作为内蒙古城市，但由于张家口厅城在长城以南，其地区长期为内地，故不应划为蒙古城市。
归化城，为清代内蒙古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市，位于图尔根河北岸，阴山之阳。归化城是蒙古地区在清以前就已经建立的城市，其城始建于明隆庆六年（1572），万历三年（1575）建成，明廷赐名“归化”[31]。蒙语则称库库和屯，意为青色的城，因归化城墙用青砖砌成，远望一片青色，“青城”之名由此而来。天聪六年（1632），清太宗皇太极亲征察哈尔，驻跸归化城，土默特部落悉归顺大清。九年，以贝勒岳脱驻守归化城。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自白塔驻跸于此。其官制有都统、协领等员，统理驻牧诸旗，归化城成为清廷控制塞北地区的重镇。乾隆帝与将军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大获全胜后，乃招民出口外耕种，旋于归化城设市通商，未几，耕者、商者云集辐辏，归化城遂成为塞北一大都会。随着归化城的兴盛繁荣，带动了该区域村镇的发展，“久之，而数里一邨，数十里一镇”[32]。雍正元年（1723），设置归化城理事同知，隶属于山西朔平府，设抚民同知一人，属归绥道，副都统驻之；并奏请改建文庙，设左右翼学，增设理事同知，招商劝农，教养兼备。乾隆以来，归绥成为内地至口外的货物转运中枢，商贾云集，诸货流通，居民稠密，行户众多，一切外来货物先汇聚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各处售卖[33]。每年商贩运砖茶、棉花、米面等物，分赴蒙旗交易驼马牛羊皮张绒毛等物，春夏而去，秋冬而归。盛时，年输入羊七八十万只，马三万匹以上，驼、牛万数，尚有皮张、绒毛约值五六百万两。其由伊犁运归之货亦在百万两外[34]。归化城已经形成有相当规模的马、驼、牛、羊专业性市场。“归化城交易约有数处。其马市在绥远城，曰马桥；驼市在副都统署前，曰驼桥；牛市在城北门外，曰牛桥；羊市在北茶坊外，曰羊桥。其屠宰牲畜，剥取皮革，就近硝熟，分大小皮货行，在城南门外十字街，俗称为皮十字”[35]。牲畜市场与皮毛市场严格划分，表明归化城商品市场的分工较细，亦可见当时归化城商业贸易的盛况。光绪年间，归化城“物产以家畜为大宗，若毛网、毡毯、制皮，大理石细工及油等，亦均著名。毛网运往天津，再输往欧洲。运驼多至二十万头；茶市亦盛”[36]。而“内地商民持布币往者，轮蹄万记”[37]。
乾隆初年，清廷为加强对漠南蒙古地区的控制，在归化城东北另建绥远城，两城相距甚近，互为犄角，绥远将军及归绥兵备道移驻该城，实行旗厅并存制度，后随着归化与绥远两城融合一体，遂成为漠南蒙古第一重镇[38]。
除归化、绥远两城外，清廷相继在内蒙古地区设置了托克托、萨拉齐、清水河、和林格尔、丰镇、宁远等厅，并属归绥道。
托克托，地处归化城西南大青山南麓，土默川平原黑河之畔。雍正十二年（1734），清廷在此设协理通判厅。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为直隶厅。托克托有街无城，主要有南北向的大街（丰街）和与之并行的后街，为商业集中之地[39]。
萨拉齐，在归化西部，为西土默特牧地。雍正十二年（1734），清廷在此设协理通判厅。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为直隶厅[40]。
和林格尔，在归化土默特东南部，清初为驿站，名二十家子。雍正十二年（1734），清廷在此设协理通判厅。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为直隶厅[41]。
清水河，在归化土默特西南部，东、西、北三面靠山，南面临清水河。乾隆元年（1736），清廷在此设协理通判厅，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为直隶厅[42]。
宁远，在大青山南麓，东与丰镇、察哈尔右翼前旗接壤，南界长城与山西左云、右玉毗邻，西与和林格尔、归化相连，四面环山，雍正十三年（1735），清廷在此设大朔理事通判。乾隆十五年（1750），裁怀宁所与宁朔卫，并为宁远厅，以宁朔卫驻地哈尔图为治所。光绪十年（1884），改为直隶厅，属归绥道[43]。
丰镇，位于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是蒙古地区的南大门，素有塞外古城、商贸客栈之称。其境内地势高峻，峰峦起伏，丘陵广布，川滩谷地错落，有饮马河、巴音图河等十条主要河流。丰镇所在地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以畜牧为业[44]。康熙年间，为察哈尔蒙古部正黄旗、正红旗及太仆寺牧场。雍正三年（1725），清廷于此招垦，内地之民蜂拥蚁聚，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45]。雍正十三年（1735），清廷在高庙子设立丰川卫，在丰镇设立镇宁所，隶属大朔理事通判管辖。乾隆十五年（1750），改设丰镇厅，大同府阳高县通判移驻管辖其地。乾隆三十三年（1768），改属山西省大同府管辖。光绪十年（1884），改由山西省归绥道管辖。
平泉州，上通锦州，下通喜峰口，街长十六里，瓦屋鳞次，商贾辐辏，人口稠密，为口外最繁华之地。雍正七年（1729），始置八沟直隶厅，设理事同知一职。乾隆三十九年（1774），析厅北地置乌兰哈达直隶厅。乾隆四十三年（1778），降为平泉州。
塔子沟，在喀喇沁贝子境内，清初，荆榛满地，狼虎群游。然因地势平坦，山环四面，水绕左右，其地可耕可溉，内地之民渐移居于此，人烟渐密。乾隆六年（1741），设立通判，因向有三座古塔，遂名塔子沟。次年，建署衙，设街道，四方商贾云集，渐成巨镇[46]。
光绪年间，清廷在内蒙古地区又通过增设州县，相继推动了兴和、五原、武川、陶林、东胜等新城镇的崛起。
内蒙古地区除了因设治而兴的城镇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城市，就是因寺而兴的多伦诺尔。
多伦诺尔为漠南内蒙古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市，是一个因寺而兴的典型城市，时人亦称此地为喇嘛庙[47]，其城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东南，蒙古察哈尔东，位于滦河北岸，阴山南麓[48]，多伦诺尔北通锡林郭勒以至漠北，广大牧区的畜产品通过这里运至张家口，内地的各种商品经由这里供应广大牧区。雍正十年（1732），设置多伦诺尔厅，管辖察哈尔左翼的正蓝、镶白、正白、镶黄四旗的旗民事务。雍正十二年（1734），又设置独石口厅，连同张家口厅，合称为口北三厅。然多伦诺尔“地势广漠无树木，厥土沙碛无五谷，昔时不过一市镇耳”[49]。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帝在乌兰布通大战中大胜噶尔丹军队后，亲临多伦诺尔，召集喀尔喀王公，分别授予汗、王、贝勒、贝子、公等称号，赐给牧地，任命扎萨克，组建为旗。其后清廷相继在多伦诺尔建立汇宗寺和善因寺，在承德外八庙未建成以前，蒙古各部汗、王、贝勒、贝子、台吉等，每年依例到多伦诺尔集会，由此推动了多伦诺尔人口的聚集和商业的繁荣。故《蒙古志》作者称“自康熙年间圣祖仁皇帝敕造喇嘛大寺二所于此，而蒙古人往来频繁，乃商务渐盛，居民亦众。今则人家鳞比，衡宇相望，居然汉漠之间一都会矣”[50]。由于城镇人口日益增多，康熙四十九年（1710），官方专门为喇嘛庙附近的商人设置了兴化镇。乾隆年间，又在兴化镇东侧兴建新盛营。
由于蒙古地区的蒙民多为游牧民，居无定所，商人与一般民众多以寺庙为中心点进行定期交易活动，故集市是蒙古地区贸易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贸易的发展，集市也逐渐发展为城镇，比较有名的集市有甘珠尔庙、大板、经棚喇嘛庙、贝子庙、准噶尔庙（鄂尔多斯）、百灵庙、南寺、额尔德尼昭、丹噶尔寺、王呼勒等。克什克腾旗经棚城原先只是一座喇嘛庙[51]，殊无住民，然因位于满洲与多伦诺尔及张家口的通商大道上，集市渐次发达，遂成市街[52]。道光二十三年（1843），已具一座城市规模[53]。同治年间，该城居民达八千人”[54]。
综上所述，清代是蒙古地区城市兴起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基本上大多数内外蒙古的重要城市都形成于此一时期。而这些城市的兴起与国家的统一、汉蒙地区的长久和平有着直接的关系。清王朝在蒙古地区实行因地制宜的军政合一管理体制，在漠南蒙古设绥远城驻防将军、呼伦贝尔副都统、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在漠北喀尔喀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将军（定边左副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这些将军、都统、大臣的衙署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为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此外，依蒙古族人习俗，蒙古地区广建藏传佛教寺院，寺庙多选择在依山傍水，交通便利，蒙民集中的地区。寺院规模宏大，僧人众多，前往朝拜的蒙民络绎不绝，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在附近造屋建房，或开设手工业作坊，或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以寺庙为中心的小城镇也逐渐发展起来。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内地汉民大量流入蒙古地区，从事农耕、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内地移民的迁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牧业的兴旺，为城镇补充了必要的人口和劳动力。
与此同时，由于清廷在蒙古地区封王封爵，确立盟旗制度，另在汉族移民较多的地区设立厅、县，故清末在盟旗所在地、王公府第以及其厅县治所逐渐出现了一些不同规模的市镇设施，如庙宇、商铺、街道，举行定期的集市贸易等，由此推动了蒙古地区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作者：何一民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3期
【注释】
[1]关于内蒙古城镇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乌云格日勒著：《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该书对于内蒙古的城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未涉及清代外蒙古地区城镇。
[2]［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0～291页。
[3]（清）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三帙。
[4]（清）姚明辉：《蒙古志》卷3《贸易》，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5]参见［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2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6]杨强：《清代蒙古族盟旗制度》，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7]杨强：《清代蒙古族盟旗制度》，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8]［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页。
[9]［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8页。
[10]（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11]［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8页。
[12]（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13]《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
[14]（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15]［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7页。
[16]（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17]（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18]《清圣祖实录》卷283，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戊戌；卷285，八月庚申。
[19]（清）范昭逵：《从西纪略》十一月十三日，十四日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20]《清圣宗实录》卷283，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戊戌，卷285，八月庚申。
[21]（清）范昭逵：《从西纪略》，十二月初一日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22]（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23]（清）方观承：《从军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緒三年排印本。
[24]《清高宗实录》卷113，雍正九年十二月丁未。
[25]《清高宗实录》卷11，乾隆元年三月己酉。
[26]《清世宗实录》卷123，雍正十年九月癸丑。
[27]《清世宗实录》卷158，雍正十三年七月丙寅；雍正十三年十月壬申。
[28]《清高宗实录》卷11，乾隆元年正月葵丑；卷33，十二月戊寅；卷135，六年正月甲申。
[29]佟靖仁点校：《绥远城驻防志》，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地方志编写小组1984年翻印。
[30]（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31]胡钟达：《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薄音湖：《呼和浩特（归化）建城年代重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32]《察素齐重修关帝庙碑》，乾隆年间刻。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巴廷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情形》。
[34]“自从在归化城规定了税收章程，它就成了中国的内地，成为和现在的张家口同样的城市了。因此在官方语言中，我们不仅用它在明朝时期的旧称‘归化’，或者用它的满语名称‘库库和屯’，而且还给了它一个新名称‘西口’，也就是进入中国内地的西大门。”［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5]（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20《市集二》，咸丰十年年抄本，内蒙古图书馆藏。
[36]（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37]《清朝文献通考》卷262，《征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
[38]（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39]绥远通志馆修纂：《绥远通志稿》卷17《城市》，1930年稿本。
[40]绥远通志馆修纂：《绥远通志稿》卷17《城市》，1930年稿本。
[41]绥远通志馆修纂：《绥远通志稿》卷17《城市》，1930年稿本。
[42]绥远通志馆修纂：《绥远通志稿》卷17《城市》，1930年稿本。
[43]绥远通志馆修纂：《绥远通志稿》卷17《城市》，1930年稿本。
[44]《丰镇龙王庙重修碑》，乾隆年间刻。
[45]《丰镇龙王庙重修碑》，乾隆年间刻。
[46]《塔子沟纪略》卷3《市镇》，《辽海丛书》，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
[47]（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48]（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49]（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50]（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51]［法］古伯察著，耿异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19页。
[52]花楞：《内蒙古纪要》，民国5年刻本。
[53]［法］古伯察著，耿异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19页。
[54]［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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