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与方法

（一）概念

1.社区

“社区”是从西方引入的一个概念，英文词为“Community”。通常认为，“社区”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或被译为《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的“Gemeinschaft”一词即“共同体”一词翻译而来。按照形成原因及社会联接方式等区别，滕尼斯把人类群体共同生活的形式划分为两类：“社区”（共同体）与“社会”。在滕尼斯看来，所谓“社区”是由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具有共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同质人口所组成，建立于自然情感基础之上、关系亲密、相互帮助、富有人情味的传统性共同体，如家庭、农村地区和小城市。与之相对，“社会”则是由具有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异质人口所组成，成员间通过一定的社会分工和法理契约相联系，理性重于人情，因此，“社会”被定位为个体本位、功利联系的契约性社会关系所联结的共同体，如商业大都市。“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日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47]。

马克斯·韦伯也把人类社会划分成社区与社会两种类型——在社区中，人们开展非理性交往，而在社会中，人们进行法理性交往。现代社会的法理性不能替代社区情感的非理性关系。齐美尔把社区看做是社会和社会制度的最小单位，是社会结构中的原子和原始因素。社区可在微观层面上被分解为控制社会存在的基础。^[48]美国学者C．P．罗密斯将德文“Gemeinschaft”英译为“Community”，“Community”有公社、团体、共同体等含义。罗斯则开始用功能的视角来理解社区，他认为，“社区包括一群人，他们享有共同的利益或功能，如福利、农业、教育、宗教，这些利益并不包括住在社区地域内的每一个人，只包括那些在公共事务中有着特殊利益和功能的人”^[49]。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等人对“社区”进行了“地域性”的界定，认为社区是“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的汇集”。

中文“社区”一词，是费孝通先生在其论文《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中首次由英文“community”翻译而来的，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中一个常用的概念。由于社区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加之众学者对社区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的差异，现今对社区这个概念的界定仍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这些分歧推动着人们进一步深化对社区的探知，进一步寻求一个完整、全面的表达。但是，在学者们的研究和定义中，存在着某些对社区构成要素的普遍性认同。通常说来，学术界公认的“社区”包含五方面的要素，即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地域空间；具有以特定社会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定数量的居民；具有各种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互动关系；具有一定的文化维系力和认同感；具有一定的地缘上的归属感。^[50]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对社区进行了政策方面的界定：“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51]一般认为，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着区、街道和居委会三级组织网络，居委会辖区是最小的社区单元。我国的社区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支持和推动下，由生活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一定数量的居民所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且具有一定认同感的生活共同体”。^[52]城市社区一般指街道和居委会，农村社区则指乡、镇或自然村。

2.城市社区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对社区类型进行不同的划分。根据研究的需要，本书的考察主体为社区中的城市社区，因此对于其他的社区类型划分在此不做赘述，仅就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一下简单的说明和对比。

城市社区是由从事各种非农业劳动的密集人口所组成的区域性社会。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人口数量多、密度高、异质性强；血缘关系淡化，人际关系较松散；第二，经济和其他活动频繁，商品经济发达，生活节奏快；第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第四，组织结构复杂，专业性分工明显且多样；第五，社区生活设施完备，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一般从人口规模上可划分为大、中、小城市，从社区功能上可划分为政治城市、工业城市、港口城市等。

与此相对，农村社区则是由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居民所构成的区域性社会。农村社区区别于城市社区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人口密度低、流动少；社区人口同质性强，人际关系密切，血缘关系浓厚；第二，经济活动简单，商品交换水平低；第三，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第四，组织结构和职业分工简单，阶层分化程度低；第五，社区设施和文化生活简单。^[53]

3.社区组织

从广义上说，社区组织指社区中所有的组织，包括社区家庭、社区行政性组织（含党组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等）、社区经营性组织和社区中的非营利组织（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部门之外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在现阶段，我们所说的社区组织主要包括社区党政组织、社区民间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主要指居民委员会）三种类型。^[54]本书中所涉及的基层社区组织是指在社区内部具有一定社会职能，能够发挥自身作用、完成特定社会目标的组织，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民间组织等社区中所有的组织。其中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的政治领导核心，对社区建设的总体工作进行政治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的主体组织，对社区内各种中介组织、社区志愿者组织、物业管理组织以及其他社区服务机构进行综合管理、协调和监督。

社区组织建设作为社区建设的前提条件，通常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社区党组织建设。要确立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并确定其职责，通过社区党建联合会、党建研究会、社区党校等组织，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其次是社区自治组织建设。通过社区组织体系构建，成立社区自治组织的常设机构，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等，推动社区自治组织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第三是培育和发展社区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区民间组织在服务居民、经营社会福利和公益性事业中的作用。^[55]

4.社区组织管理

目前，学术界对社区管理体制的定义很多，对社区组织管理的定义却很少。不过，由于社区管理体制本身包含社区组织管理的内容，因此，对社区管理体制的认识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程度的借鉴。

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对社区管理体制的界定大致有以下两类，一类是从宏观方面来说的，认为社区管理体制（亦称社区管理制度），是由社区发展动力、利益主体、权力结构、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内容构成的综合性、系统性的管理制度。^[56]另外一类是从微观层面，即从社区组织体系及其运转模式方面来说的，认为社区管理体制是指社区管理的组织体系及运转模式，它以社区管理的基本内容为基础，与社会外在环境和社区发展的方向相适应，是实施管理的组织结构、职能权限划分和管理方式、工作方法的总和。^[57]也有学者认为，社会管理体制应该是指社区管理的组织体系及运转模式，即参与社区管理的管理主体的组织结构、职权划分和运行机制的总和。^[58]

社区管理有赖于社区组织系统的运作和功能发挥，因此社区管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社区组织管理的展开。社区组织管理既可以被静态地理解为社区组织体系的管理框架及结构网络，也可以被动态地理解为社区组织系统内各组织的有机联系、职能分工、功能发挥、互动关系及协作形态。它的动态性表现在，在这个组织系统内，各个组织的角色职能、力量对比及组织间的关系是在不断进行调整变化的，但在总体上还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组织运作格局。社区组织管理的目标是，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达到组织间的规范运转和有机协作，以实现社区稳定和发展的目标。^[59]

5.“议行分设”

“议行分设”在广州和深圳表现为“一会一站”模式，这里的“会”指的是社区居民委员会，“站”则指的是社区事务工作站，居委会和工作站分开设置，即“居站分设”。“议行分设”中的“议”就是居委会发挥议事、代表社区居民意志和利益的作用，在广州、深圳两地，居委会成员实行兼职制，不坐班，没有固定工资，仅每月领取适当的生活补贴，每届任期3年。“议行分设”中的“行”一方面指居委会的某些决议交由社区工作站执行；另一方面指将社区工作站从居委会中剥离出来，由街道办事处领导，执行街道交办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这样，居委会才能摆脱以往政府的“腿”的角色，真正成为居民群众的“头”。

不管是“议行分设”还是“居站分设”，社区党组织都是领导层，负责统领、协调居委会和工作站的工作，居委会和工作站则分别作为议事层和执行层，协助社区党组织这个“舵手”，发挥社区这条“大船”的两支“桨”的作用，在完成政府的事务性工作和实现居民自治之间取得平衡。在这种模式下，社区与政府、与居民良性互动，服务有序，和谐发展。

（二）研究方法

对社区组织及其管理体制的研究，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诸学科。因此，要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就必须在综合掌握多学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多种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进行分析。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哪种研究方法，都存在某种程度的适应性和局限性，因此需要交互使用以补充各自的不足。本项研究采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州、深圳两地的城市社区组织管理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进行深入研究。

1.文献分析法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借鉴了大量的既有研究成果，围绕社区组织管理，笔者收集了大量有关社会转型、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社区组织发展、社区建设理论、社区建设政策、社区建设实践、民间组织和市民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文献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从理论层面厘清既有研究成果对社区组织研究的基本脉络，对社区组织发展的历史、所取得的成效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有了初步认识。

除此之外，笔者还参考了大量从社区实地调研中获得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政府部门的政策规章法规、领导讲话、工作报告、工作总结、年鉴、被调查社区的各项工作材料及工作档案（规范、决议、报告、人物事迹材料、大事记等）。对这些资料的综合分析和归纳整理为笔者提供了研究的基础，有助于从实践角度厘清广州、深圳两地社区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发现社区实践的发展逻辑。

2.问卷调查法

社区组织管理是一个既宏观又微观的研究领域，除了进行概念、政策和历史发展进程等方面的把握，还需要从大量翔实的经验性调查材料中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笔者曾于2006年12月和2007年11月分别对广州、深圳进行了实地调研，根据研究需要，按照地缘型、单元型、单位型和混合型的分类标准，在广州选取了几个有典型意义的社区，如三眼井社区、耀华社区、骏景社区、广氮社区、聚龙社区、黄华南社区、都府社区进行了问卷调查。

问卷分别针对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及社区居民个人展开调查，面向社区居委会负责人的调查共下发问卷60份，回收有效问卷60份；面向社区居民个人的调查共下发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71份。在进行对社区居民个人进行调查时，考虑到入户难度问题，采取了先由调查员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调查对象，再由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带领调查员入户的方式对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然后统一进行回收，统计和分析数据。在进行问卷审查和数据处理的时候，课题研究组首先对逻辑不通顺、不符合要求的问卷进行了筛选，剔除了存在问题的问卷。尽管这样，调查仍难免在不同程度上受样本数量、调查对象及问卷作答准确性和客观性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影响调查结果和调查普遍性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几乎所有的问卷调查都无法避免的缺陷。

3.访谈法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笔者还采用了访谈的方式与广州、深圳有关政府部门如民政局、公安局、文化局、卫生局、劳动保障局以及典型社区有关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负责人和部分社区居民进行了访谈。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提问，对广州、深圳两地社区建设的实践、问题和当地实际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进一步的认识。

4.比较法

从计划经济时代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的建立和初具雏形，到如今街居制逐步向社区制过渡和演变，为我们提供了对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实践基础。同时，在我国社区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彰显地方特色的社区组织管理创新模式，如“沈阳模式”、“江汉模式”、“上海模式”、“盐田模式”、“上城模式”、“北京模式”等。从更宽广的层面上来看，对国外社区发展经验和组织管理模式的研究也可以列为横向比较的范畴，如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的社区管理模式。笔者试图在以上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地区比较中，对社区组织发展的历程和实践进行理论思考，探究对我国未来的社区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规律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