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清心寡欲”与现代的“回归自然”

已如前述，由于庄子的“道”不同于老子实存形态的“道”，具有境界形态的特征，是心灵所开展出来的最高境界。所以，在庄子看来，人在外形上或胖或瘦或高或低的差别是极其有限的，但人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别却有着天壤之别，有些人德高望重，有些人却庸俗不堪，如何扩大人的内在生命，便是庄子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庄子看来人生在世，经常为生存环境所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既要受到人文和生态环境以及自然状况的限制，还要受到个人所知所见的限制，以致形成锁闭的心灵状态。而如何突破形躯我的拘限，如何拓展自己精神生活的空间，就成为庄子所谓体道的主要内容。“庄子所关心的，不在于企求生理我的满足，不在于谋求家庭我的实现，也不在于达到社会我的完成，而在于体现宇宙我的理想。”^[12]

何谓宇宙我的体现?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而要达到这种宇宙我的体现就必须有赖于超越精神的展现，亦即扬弃和超越俗世的价值，诸如利禄、名位、权势等等，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升到更高更广阔的领域，提升到关照生命、关照自然、关照宇宙万物以至同其为一的高度。所以，庄子用浪漫主义的笔法，描绘了最高境界者的精神力量和心灵飞扬:“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骑日月”、“旁日月”、“挟宇宙”、“登天游雾”，以心灵之自由飞翔，精神之四通八达，达到能够参与自然变化，体验与宇宙和谐交感，并产生人与自然的同一感与融合感。这就是庄子所说和所要达到的“道”的最高境界。为此，庄子也提出了通达境界之“道”的具体方法，其目的正在于化解和消除人们内心深处存在着的种种过度的欲求和情结。

首先，庄子认为要通达“道”的境界，就必须除去各种内外遮蔽，突破人的形躯局限。因为世俗的人，总以为人生的目的在于满足形躯的种种需求，这就叫养形。但庄子却指出:“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庄子·达生篇》)这就是说，有些人虽奉养丰厚，吃得好，穿得也好，但精神萎缩;有些人也形体完美，但却生命干枯，没有任何人生追求，生而无异于亡，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对于这样一些财货有余而精神空虚的人庄子则叹之为“形化心亡”之人。

由此，庄子认为人的生命应包括养形与养神两个部分，即“形全精复”，形神两者不可偏废。在《达生篇》中，他以单豹和张毅二人为例，一个“养其内而虎食其外”，一个“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意在说明，必须在养形的同时重视养神，做到“形精不亏”，这才是理想的人生。在《德充府篇》中，庄子有意打破世俗有关人的形体残全的观念，描绘出一些形体残缺面貌畸形而内德充实内涵丰富的人，意在指出生命的活动，不只在于养形的方面，更重要的应在于开拓人们的精神世界。在今天看来，这对于抑制人们过盛过强的欲望和需求，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庄子还提出化除消解因“成心”或我执所造成的智性蔽障和情绪搅扰的有效方法。在庄子看来，人们智性活动所产生的是非真伪，都是因一偏之见而难以达到互为主观标准所致，都因“成心”或以我为中心的“我执”而封闭了对“大知”和“真知”所要把握的总体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使人在自然变化中求得生命的安顿。在《德充符篇》中，庄子还借惠子之口，向人们提出，不要因“纵情肆欲”而弄到“外神”、“劳精”的地步。由此，他提出“无情”之说，其意在除去俗情、欲情对情绪的搅扰，从而达到“太上忘情”以重在“养神”的境界。

对于现实生活中种种拘束人之自然本性的藩篱，庄子也提出了予以超脱的办法。在他看来，世俗人生中的功名、利禄、富贵、声望等等，构成一个拘束人性的大网，可以使人在为此而角逐的争斗中“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缮性》)，即被庸俗化、奴役化，甚至被市场价值所左右而商品化，使其精神不能自由自主。这是现实的藩篱对人的一种蔽障。为了冲破这一蔽障，庄子提出“无用之用”概念，使人能提升自己，超脱名利之网的拘限。在他看来，那些有“用”之人恰恰正是已被名利之网所俘获而俗化和役化了的“丧己失性”者，他们虽然获取了许多外附的东西，但却失去了真正的自我。所以冲破名利之网，求得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才是通达“道”的真功夫。

庄子不但提出要人们超脱名利之网，而且还要人们正确地看待生死问题，养成一种死生一如的心态。在生命存在的过程中，对人威胁最大的莫过于死亡，它将引起人们的恐惧和哀伤，甚至因此而违背其“道”，以致不得超脱，不得获取精神上的自由和自主。因而，庄子一方面指出悦生恶死是人之常情，容易使人看不到死生的实在性和时间性，另一方面又要人们正确对待，要以一种坦然的胸怀去面对死亡，把它看成一种自然而然“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达生篇》)的无法避免也不可挽回的自然现象。庄子认为，人的生命犹如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是“气聚而生，气散而亡”的大化过程，人应该安心适时地顺应这种变化，活着时怡然自得，老死时安然自在，这才是正确的心态。因为死生之事，“倏然而来，倏然而往”，应当顺其自然。“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宗师》)人生一世，劳佚死生乃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当坦然处之。只有这样的看待死生，也才是体“道”的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

为了达到超脱名利、怡然死生的目的，庄子还要求人们真正了解宇宙万物变化的真相，认识其变化的无穷性，时间接连的无限流动性，得失的无常性和死生的多变性。总体来看，庄子将事物的变化，看成是一种由原有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化。这就需要人们去认识这种转化在量上的大小多寡，在时序上的先后起止，在变异上的得失有无，以及大化过程的终止复始和循环无端，以便能安时处顺，保持心灵的安逸自适。

最后，庄子强调指出，保持心灵空透和凝聚状态对悟道体道的极端重要。在庄子看来心是认识一切事物的主体，然而“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列御寇》)是说人心难知，甚于山川。这是因为人心的可动性和可塑性具有较大的流动空间，“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悬而天”(《在宥篇》)。既可以引向具有正面意义的发展，开拓出创造性的人生境界;也可以引向负面意义发展，成为一切纷争的原因。关键是要通过虚静“心斋”等功夫，让人的心灵处于凝聚空透状态从而饱含创造的力量。在《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讲述了有着十九年解牛历史的庖丁，神采从容，妙尽牛理以因便施巧的解牛技艺。当文惠君问他，何以有如此高超的技巧时，他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是说他对养生之“道”的所好，远远超过了他的解牛技艺，所以，在解牛的过程中能“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如此专视徐手，无不闲解，就是由于心灵虚静凝敛，才能动作无误。《庄子·知北游》中，又一则“大马捶钩”寓言，说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而不失豪芒，其技艺精练之“道”正在于他二十岁就开始捶钩，而“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如此长久地练习，如此专注的心灵凝敛，才使其运用自由地掌握捶钩的轻重而没有豪芒的失误和差错，可见因其坚守心灵之“道”的纯真才得以有捶钩的高超技巧，才得以创造出绝妙的人生境界。

庄子在内篇《人间世》与《大宗师》中，提出“心斋”和“坐忘”的达“道”方法，实际上就是发挥“心”的作用以达空透凝敛的结果。庄子在解释“心斋”的状态时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这里所说的“气”，也即是心灵达到了极为纯精的境界，是高度修养境界的纯真明觉之心。而庄子所说的“坐忘”也是指一种“同于大通”之道的空透心灵，在高度凝聚状态中所开展出来的一种人生境界。二者都是指人的内省功夫，亦即主要是对贪欲和诈巧之欲所做的清洗和除弊的修炼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