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
国人以60年为一甲子，代表一轮时间循环。时隔两轮，又逢甲午，这是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
站在时间的门槛，遥望历史的长河，120年过去，心中百感交集。
120年前的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清朝政府应朝鲜要求出兵协助平叛朝鲜东学党的叛乱，日本为了控制朝鲜，未经宣战，偷袭清军兵船“济远”“广乙”号，并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
1894年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水师在黄海大东沟展开了海上的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史称“中日甲午海战”。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规模海战。
上述海战结束，北洋水师惨败，后退入威海卫，从而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之手，清朝败局已定。
北洋水师的最后一战，自1895年1月20日开始，清军虽努力抵抗，终节节败退，水师提督丁汝昌等将领先后自杀谢国。
2月14日，北洋水师最高阶将领牛昶昞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签订了《威海降约》，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895年3月，北洋水师的创办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和谈”。
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其中就包括“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等。
在马关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曾经对伊藤博文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日本国之如此长足进步，可以促使我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此实为贵国促成其奋发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今我国人虽有多数怨恨贵国，而我反拟向贵国致谢。相信我国有识之士，鉴于今日之惨败，他日必有所觉悟。”
李鸿章被公认为“晚清第一名臣”，甲午战争是他遭遇的人生最大、最惨痛之失败，李鸿章虽已无力回天，但他“相信我国有识之士，鉴于今日之惨败，他日必有所觉悟”。
12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能反省、感悟点什么？
一、甲午之败原因何在？
120年来，对这场海战进行总结、分析的文章浩如烟海，有不少人指出，这场战争之败乃是制度、战略、信仰、国运之败。
战争爆发时，日本联合舰队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北洋水师有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41200吨；另外北洋战舰的功率、航速、舰龄、火炮等均劣于日本。
在黄海海战失败后的第二天，丁汝昌发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这样描述失败原因：“日船快，炮亦快，且多，对阵时，彼或夹攻，或围绕，其失火被沉者，皆由敌炮轰毁”，这正是强调北洋水师败在“速度”，也就是技术这一环节。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甲午之败，乃是制度之败、体制之败。这一点，已成为各方之共识。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是，慈禧太后将北洋水师的军费挪用来修建昆明湖边的颐和园，以至于“中国自1888年北洋水师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李鸿章语）。与之相反的是，为筹措军费，日本皇室每年拿出30万元来充军用。1888年创建时实力本来远超日本的北洋水师，就这样在6年之后被日本海军所击败。
这一点甚至连当时交战的日本方面也这么认为。在伊东祐亨写给丁汝昌的劝降信中，就这样写道：“贵国败至今日，非君臣一两人之罪过，实为从来墨守成规之制度所累。有史以来，贵国奉行学而优则仕之吏治，千年历史证明此制度并非完美。贵国如此一来孤立独往于世界，自然会永远失去完美之物。今日变化中之大千世界，夜郎自大、孤陋寡闻之国，焉能不败乎？”
所以，当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发起著名的“公车上书”，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并把前三条称为“权宜应敌之谋”，而把变法这一条视作“立国自强之策”。
变法人士认为：清朝的制度出了问题。如该上书所言：“国朝法度，因沿明制，数百年矣。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公车上书”最终被光绪皇帝接纳，“百日维新”由此展开，乃至后来爆发辛亥革命。
除了技术、制度，甲午之败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二、民若自私国必散沙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接受媒体采访，谈及甲午战争的观点给我很大启发。他在采访中就谈到，甲午战争是战略之败、制度之败，更是精神之败、文化之败。
刘亚洲讲：“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农民；而日本农民不拿什么武器，看上去却都像一个武士。”
北洋水师的将领基本都出自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培养海军人才的学校，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都是该校的毕业生。1874年，英国军官寿尔在参观福州船政学堂之后记录下了他对这批学生的观察：“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者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说来，在佛龛里待着，要比在海上做警戒工作更适合他们的脾胃。”稍后，在进入练习舰后，寿尔的发现进一步验证了他在学堂的观察，“学生们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甚至连常规的爬桅杆训练也极不情愿”。
与之相反，在1894年9月1日出版的美国《哈珀斯周刊》上，专门刊登文章谈到西方记者对日本士兵的观察：“总之，日本的士兵身体健康，保持体育锻炼，绝不吸食鸦片。他们斗志高昂，有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
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在战场上自然高下立见。所以，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没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就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
事实上，清军的表现乃是当时整个国民精神状态的反映。刘亚洲在文章中也比较了双方国民的精神差距，他这样谈道：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以“勿生还”祝贺。就连在日本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
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
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这个‘水’指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刘亚洲先生讲得非常精辟。
那么当时的中国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来自日本方面的观察或许最有说服力。宗方小太郎是清末民国初最著名的日本间谍，他在甲午战争中冒死潜入威海卫军港，并在暴露行踪后成功脱逃，为此得到过天皇的破格接见。
在1894年宗方小太郎呈交日本天皇之奏稿《中国大势之倾向》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分析：“今中国之外形，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瞻，外形虽美，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灾，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颠覆。”“宗方以为导致此种老朽之大原因，在于千百年来日积月累之人心腐败。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之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宗方坦言，国家乃人民之集合体也，人民即国家之‘分子’，‘分子’既已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宗方小太郎的话揭示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人心败坏的关键是私心太重，私心太重的表现是：有权力的就贪污（所谓“庙堂之贪”），没有权力的就造假（所谓“匹夫之贪”）。
严复在其《救亡决论》一文中谈到民众的“造假”问题，并写下这样一句名言：“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讲的就是一个人如果内心过于自私，就会外化为造假、作伪，最终沦为无耻之徒。
私心太重反映到战场上就是不团结。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有一个十分尖刻但一针见血的评述：清国“兵民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海陆军队更是支离破碎之极，其利害隔绝而脉络不能贯通。直隶兵败而两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顾；北洋水师大败而南洋水师不仅坐视不救，反而暗自嘲笑”。在日本人看来，他们“不是与中国进行战争，而是日本国与直隶省进行战争”。
清朝当时共有4支水师部队：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黄海海战之时，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隔海观火，拒不参战，所以，日本人才感觉，他们不是与中国而是与直隶省进行战争。
在清朝水师中，只有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因在战前参加会操滞留北洋参加了海战。在日本与北洋水师签订《威海降约》后，伊东祐亨“特别恩准”练习舰“康济”号仍然属于清朝，以作为丁汝昌等人棺材的运送船。没想到降将牛昶昞来到伊东祐亨身边，请求伊东祐亨能否“再次开恩”归还广丙舰。
牛昶昞的理由是，广丙是广东水师的船，产权属于两广总督，不属于北洋水师，只是因为前来北洋会操临时被征用。这种在中国官场看来很正常的逻辑，被日军大为嘲笑。伊东祐亨拒绝之后，特意命人将牛昶昞的这封乞求信刊登在日本报纸上，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封信成了日本媒体的笑柄。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只要有人谈到国家大事时说，这与我何干？我们可以料定这个国家就此算完了。”甲午战争期间，西方媒体当时反复问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清军的将领为谁而战？清军的士兵又为谁而战？
1894年12月的《哈珀斯周刊》上，朱利安·拉尔夫撰写了《可怜的老中国》一文：“我对设宴款待我的中国官员们说，他们最大的麻烦就是缺乏爱国精神，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意愿和能力……在思考中国的这场战争和其他任何战争的时候，读者必须明白，中国并不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而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中国实际上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沙袋，一拳击去，沙子四处飞溅。”
一盘散沙的国家，这才是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就讲到，单就一个个的中国人来说，不比其他任何民族差，“身在番邦的中国留学生，无论留日的焉，留美的焉，留英的焉，留法的焉，学业成绩，差不多都比该本国学生拔尖。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学海军，他的分数远超过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先生；蒋百里先生在日本学陆军，学科兼术科，都是该期第一名”。
但是，“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洋人，或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对两个以上的洋人，中国人就吃不住、顶不过。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用中国的一个沙粒跟洋大人的一个沙粒较量，中国的沙粒不弱于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跟洋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水泥则是坚硬如铁”。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无疑是一场制度的变革，是对甲午战争中制度之败的觉悟之举。但事实上，孙中山先生同样认识到甲午之败背后是文化之败。正是他首先提出，中华民族已经是一盘散沙的结论。他这样写道：“我们这种民族，处境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呢？用世界各民族的人数比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只有家族和宗教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
如何改变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孙中山认为，这就需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可见，孙中山先生从甲午战争中的觉悟，最终也是落实到精神的觉悟，在伦理上的觉悟。
三、伦理觉悟乃最后之觉悟
120年过去了，从清朝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文化有根本性的改变吗？
按照前面提到的观点，判断国民是否“自私自利”，一方面是看有权力者是否贪腐，一方面是看无权力者是否造假。
在有权力者这边，贪腐现象无疑十分严重。随着反腐风暴的展开，我们看到，老虎与苍蝇纷纷落马，中央军委副主席贪，全国政协副主席贪；省长贪，市长贪，县长贪，最底层的村长也贪——深圳不是爆出好几个身价上亿甚至上十亿的村长吗？
手中有点权力的，即使不是行政官员，比如管着医院设备采购的院长、科长，管着学校招生就业的校长、处长，管着企业销售采购的老总、经理，甚至连手头只掌握点课题经费的教授也有不少贪腐现象——最近，浙大某教授就因贪污课题经费被判刑10年。
在无权力者这边，老百姓的造假行为比起清朝时的“米中掺沙，酒中灌水，鸡鸭里硬塞碎石”更是厉害很多。假学历、假户口、假年龄、假论文、假发票、假新闻、假化肥、假种子、假名牌、假警察、假军人、假党员、假官员、假英雄、假专家、假结婚、假离婚、假账、假药、假书、假报……只要有利可图的领域，造假现象层出不穷。
特别是在食品造假领域，国人简直到了丧心病狂、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一则段子形象地勾画出各种食品造假、谋财害命的景象：“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黄，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三鹿奶粉又让大家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
这个自私之疾无疑已经成了中华民族120年来如骨附蛆、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割之不断的民族劣根性。“劣根性”这个词来自于民国时期陈独秀、鲁迅、梁启超、林语堂等人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和批判。其中，自私性或者说“有私无公”被认为是民族劣根性的代表。
陈独秀说：“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
林语堂则说：“中国是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悉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
对国民性批判最猛烈的是鲁迅先生。他指出，在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奴化与压抑下，形成了只顾一己一家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命运的自私性。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武器装备，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也难以实现真正的近代化，因为“人智未启，性灵未开”，人的素质并未改变。
百日维新的制度变革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展开文化的变革工作。他指出要“新民”，首先要对旧的国民性展开批判。
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他将民众的自私性与国家的一盘散沙紧密联系起来，指出中国之所以是一盘散沙，正是因为“中国人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义为何义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
所以，我们今天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实现中国梦，就需要国人团结起来，就需要对国人变革文化，特别是要改变很多人身上那种“只知有私，不知有公”，一门心思只为自己考虑，从来不为他人、为集体、为国家、为天下考虑的文化劣根性。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文化的改变或者说伦理上的觉悟，正如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四、社会治理与企业社会学
早在2004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一次专题学习会上的中心发言中，提到美籍德裔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指出：“传统的工业文明，使人变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的单纯技术性的动物和功利性动物，这种物质性压迫下的人，是一种变形与异化的人。”
这种变形与异化的人，就是自私自利之人。因为他们总是手里攥着物质，眼里盯着名利，心里想着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他人，更不用说国家、民族、社会。
由此，我注意到，在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了一个全新的提法或者说概念，那就是“社会治理”。这个概念在该决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在这份有关中国未来改革方向的决定性文件中，甚至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3月5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就讲道：“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
所谓“源头治理”，就是要回到“人心”这个源头去展开治理，要用文化去改变人、塑造人。为此，党中央最近公布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如何理解这24字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五四青年节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明确提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在这篇6000多字的讲话稿中，习近平主席引用儒家经典语句多达20多处，譬如“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孟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此外还有管仲、诸葛亮、顾炎武等人的名言。习近平主席总结说：“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所以，我们在前面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批判自私的中国人，批判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化出了问题，但这并不等于中华传统文化就一直是自私的文化。事实上，传统的中华文化一直强调利他精神，强调互以对方为重的道德伦理。
中华传统文化，也一直以培养出来的人有顶天立地的人格，有使命感、责任感为骄傲。从孟子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先贤们都是把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利益，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现在的问题是，中华传统中这些好的东西逐渐被人们遗忘和抛弃。伴随着这样的过程，人性中善的一面逐渐消失，恶的一面逐渐上升；自私的一面逐渐增加，利他的一面逐渐减少。
所以，我们讲文化变革，并不是向外求，而是要找回我们丢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讲伦理觉悟，并不是引入新伦理，而是要恢复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传统的中国人固有的“互以对方为重”的道德伦理。
我认为，在推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企业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今天的企业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机构，它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的代表性机构。这正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在工业社会中政府和企业是其中的两个代表性机构，应该以他们为主来推动社会建设。
正是认识到企业在推动社会治理中的这一重要作用，我提出了韵升的“企业社会学”这一理论，就是要明确指出，企业在今天不仅是一个经济机构，也是一个社会机构；企业不仅是向社会生产产品，还应该向社会生产文化；企业不能成为冷冰冰的赚钱机器，而应该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要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
这是今天的时代赋予企业这个社会的代表性机构的神圣使命。这正如德鲁克先生在《新社会》一书中所说：“国民需要这样的一种代表性机构，它能充分实现社会理想，而这种理想的实现是一个社会存在的根基。如果作为代表性机构的公司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理想或是不能充分地实现这个理想，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和凝聚力。此时，要么是这种社会理想变得毫无意义，要么是这个社会将被淘汰，失去公民的信任。”
美国教育家约翰·加维在《自由是为什么的》一书中就指出：“法团组织的成员在团体中看到一种比自己私人利益更高的善，这种善存在于团体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唯有成员们才能感觉到。”
“法团”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共同的道德生活，是一种集体的伦理生活。被称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对于法团），我们之所以认为它是必不可少的，并不在于它促进了经济发展，而在于它对道德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在法团里，我们尤其能够看到一种道德力量，它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所以，我们提出的“企业社会学”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正如我们的伦理觉悟，不过是要找回失落已久的真正的中华精神；我们的企业社会学，也不过是要找回失落已久的真正的法团精神。我们认为，就对“自私”这一国民的劣根性的改造来说，两者乃是同样的精神，都是一种利他的精神，一种集体的精神。
当然，推动“企业社会学”一定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是，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所言：“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先进的企业文化，让企业强盛不衰，终就百年老店。
优秀的民族文化，也让我们国家富强昌盛，幸福安康。
（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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