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贫困人口流动

相对贫困人口变化对于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富差距和情况非常重要。只有相对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的同时贫困人口也没有增加，才能说明贫富差距显著缩小，收入结构得到了改善。相对贫困人口规模的变动包含两个情况：即相对贫困人口的增加和相对贫困人口的减少。由于相对贫困人口的确定存在两条线（即上线和下线），因此相对贫困人口的变动稍显复杂。

第一种情况是相对贫困人口增加，这又包括两个部分的变动：一是绝对贫困人口由于收入增加超过相对贫困下线，转变为相对贫困人口。二是相对贫困上线的人因为收入下降低于相对贫困上线，从而转变为相对贫困人口；第二种情况是相对贫困人口减少，这同样也包括两个部分的变动：一是相对贫困人口因为收入减少低于相对贫困下线，转变为绝对贫困人口。二是相对贫困人口因为收入增加超过相对贫困上线，从而也不在相对贫困范围内。相对贫困人口的变动示意图如下：

图2-2　相对贫困人口变动示意图

以上相对贫困人口变动示意图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社会阶层结构并没有形成一个所谓庞大的“中产阶级”，而是在21世纪初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低收入群体，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图2-2能够非常生动地描述我国底层社会的形成过程，即相对贫困人口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也就是说，A部分与B部分人口之和要显著大于C部分和D部分人口之和。在对相对贫困人口变动进行测算时可以构建相对贫困人口的流动性指标。这个指标是要反映每年相对贫困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情况，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Fs＝St－St－1

公式中Fs表示相对贫困人口变动数，St表示相对贫困人口数，St－1表示前一年的相对贫困人口数。

当Fs为正数时，说明从相对贫困上线掉入的人口加上从相对贫困下线升入人口的总数，超过从相对贫困上线跳出的人口加上从相对贫困下线掉出的人口总数，说明相对贫困人口数在增大。即：

相对贫困上线掉入的人口（A）＋相对贫困下线升入的人口（B）

＞相对贫困上线跳出的人口（C）＋相对贫困下线掉出人口（D）

当Fs为负数时，说明从相对贫困上线掉入相对贫困的人口加上从相对贫困下线升入的相对贫困人口的总数，小于从相对贫困上线跳出的相对贫困人口加上从相对贫困下线掉出的相对贫困人口总数，说明相对贫困人口数在减少。即：

相对贫困上线掉入的人口（A）＋相对贫困下线升入的人口（B）

＜相对贫困上线跳出的人口（C）＋相对贫困下线掉出的人口（D）

如果以每天消费支出2美元为上线，以每天消费支出1美元为下线，那么历年的每天消费支出处于1美元和2美元人口数实际上就包括了图2　2中A、B、C、D四部分人口变动的情况。这里仍然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1985年到2005年1美元线和2美元线为例，以下曲线图是根据表2-3第四行相对贫困人口数变化情况作的曲线图。

图2-31981—2005年中国每天消费支出1美元和2美元之间的人口数变动

从上图可以看出，我国每天消费支出1美元和2美元之间的相对贫困人口数并没有随着改革开发的经济发展显著减少，反而在1981年到1987年呈显著上升趋势。在1987年到1999年之间基本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1999之后开始下降，一直到2005年为止仍然高于1981年的人口数。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确定哪些人脱离贫困而不需要帮助，哪些人从非贫困状态陷入贫困而需要帮助非常重要。如果想要确定图2　2 中A、B、C、D四部分人口中每个人或者每户具体变动情况（即哪些相对贫困上线的人因收入减少变为相对贫困人口、哪些相对贫困下线的人因收入增加变为相对贫困人口、哪些相对贫困人口因收入增加变为上线非贫困人口、哪些相对贫困人口因收入下降变为下线的绝对贫困人口），那么必须做追踪调查。例如，美国有研究者就曾经使用收入变化的面板调查数据（Panel Survey of Income Dynamic，PSID）（该调查从1968年开始一直到1978年，研究了5　000个家庭）来研究贫困人口的变化情况，重点分析了贫困人口脱离贫困或持久贫困的原因。结果显示：从1969年到1978年，尽管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家庭（包括有家庭成员参加工作的家庭和没有家庭成员参加工作的家庭）至少有一年的时间生活在贫困中，但是只有不到3%的家庭一直保持贫困，也就是说持续生活在贫困中至少8到10年^[11]。对于那些一开始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中的人来说，能跳出绝对贫困成为中上收入阶层的人并不多，多数情况是通过努力使自己的处境有所改善而成为相对贫困者。而那些一开始就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人来说，比绝对贫困者具有更强的工作能力，因此也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摆脱贫困状态。

【注释】

[1]多吉才让：《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2]马丁·瑞沃林：《贫困的比较》，赵俊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49页。

[3]祝梅娟：《贫困线测算方法的最优选择》，载《经济问题探索》2003年第6期。

[4]陈恕祥：《美国贫困问题研究》，武汉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5]注：由于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教育、医疗和住房负担偏重，而贫困家庭为了支付那些必须支出的项目，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节衣缩食，因此导致恩格尔系数偏低。参见尹海洁、唐雨：《贫困测量中恩格尔系数的失效及分析》，《统计研究》2009年第5期。

[6]Chen，Shaohua　＆Ravallion，Martin，2007，“Absolute Poverty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1981-2004”，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4211）：pp.1　24.

[7]世界银行的1美元线和2美元线都是绝对贫困定位，考虑的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消费支出，只是1美元线适用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2美元线适用于中等发展中国家。尽管2美元线并非相对贫困线（即不是以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为参照），但为了考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于绝对贫困线的低收入人口（相对贫困人口）的变化趋势，这里仍然以2美元线作为相对贫困的上线进行计算。尽管这种计算并非十分准确，但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财富两极化问题比较严重，使得我国在绝对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同时也在绝对贫困线周围形成了大规模的低收入群体。这个问题在社会政策上的表现是：官方贫困线（低保线）标准稍微提高，就有可能产生大量符合资格条件的低保对象。因此，这里采用2美元线作为相对贫困的上线进行相对贫困人口估算还是十分必要的。

[8]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04中国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7页。

[9]李实、〔日〕佐腾宏：《经济转型的代价——中国城市失业、贫困、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73页。

[10]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授。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的数据协助。

[11]Bruce W Klein，Philip L.Rones，“A Profile of the Working Poor”，Monthly Labour Review，Vol.10，1989，pp.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