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教师把学生当成训练和控制的对象。在哲学家眼中，“独白”和权威、独断联系在一起，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命令与服从、上级与下级、主动与被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22]主体哲学在认识活动中将人分为主体和客体，突出主体的优越性，客体必须服从且听命于主体，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控制与占有。反映在教育领域中就是把教育活动看成是教师对学生的训练和控制的过程，“教育方法是主客体在完全疏离的情况下，将‘我’(主体)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而控制是“以被控制者的个性泯灭为代价的”[23]。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师生双方出现不同程度的对立，强化了教师的绝对权威，却否认和忽视了学生的个体主动性和能动性，造成学生主体地位的丧失。在这种“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范畴中，师生交往背离了交往的本质意蕴，难以逃脱教师独白的窠臼，实现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背离了交往本质的师生交往实质上是一种独白式教育，而独白式师生交往的核心症结表现为对学生的漠视。“从本质上讲，独白式师生交往意味着压迫，意味着教师对学生作为活生生的人的个性、情感世界的漠视。”[24]教育中的“独白”实际上是一种专制，是一种没有民主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权威。这种独白式师生交往的困境是:“忠诚于学科，却背弃了学生;……进行着表演，却没有观众;……体现了权力，却忘记了民主;……追求着效率，却忽视了意义。”[25]
另一方面，教师因“闻道在先”“学术有专攻”而掌握了交往中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学生则被认为是“无知”或者“少知”的，在教育过程中往往处于失语状态，从而被教师视为绝对权力的运用对象。师生双方围绕知识展开封闭的、线性的、单向的交往活动，形成了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这正如巴西教育学者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曾生动地描述的师生关系:“教师教，学生被教，教师无所不知，学生一无所知……教师做出选择并强加于学生，学生唯命是从。教师把自己作为学生自由的对立面而建立起来的专业权威与知识权威混为一谈……”[26]保罗·弗莱雷详细分析了当时美国校内或校外任何层次的师生关系，发现这种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讲解。这一关系包括讲解主体(教师)和耐心的倾听客体(学生)。在讲解过程中，其内容，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从现实中获得的经验，往往都会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可言。讲解把学生变成了“容器”，变成了可任由教师“灌输”的“存储器”。教师越是往容器里装得完全彻底，就越是好教师;学生越是温顺地让自己被灌输，就越是好学生。于是，教育就变成了一种存储行为。学生是保管人，教师是储户。教师不是去交流，而是去发表公报，让学生耐心地接受、记忆和重复存储材料。这就是“灌输式”的教育概念(“banking”concept of education)。这种教育让学生只能接收、输入并存储知识。但归根结底，教师仍然是教育过程的中心，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独白者”，学生个体生命的意义被遮蔽和阻隔，师生之间失去了相融与相通，情感陶冶与精神拓展也就无从实现。
2．大学师生真实交往关系的对话意蕴
“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教育活动的原型都应该是‘交往’……教育活动是一般意义的交往活动在历史过程中特化的产物”。[27]教育起源于交往这一事实决定了教育与交往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二者的合理运作应当是教育中有交往，交往中有教育。主体间性教育理论将教师和学生看作是两个自主、独立的教育要素，对师生关系重构有了新的审视和理解。“只有在主体间交往中，教育双方间的认识与被认识、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才能变为平等的交往和对话关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才能从分离的状态走向统一。”[28]唯有教师主体以及学生主体都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教育的目的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基于主体间性理论，师生之间的交往关系变成了主体与主体平等对话的关系。不再是一方控制、占有另一方的关系，任何一方的主观能动作用都能得以充分发挥。”[29]主体间性教育观认为，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性的关系，教师是学生的主体，反之，学生亦是教师的主体，这种关系以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对话的形式传达出来。保罗·弗莱雷这样形容通过对话方式构建的新型师生关系[30]:通过对话，教师的学生(students of the teacher)及学生的教师(teacher of the students)等字样不复存在，新的术语随之出现:教师—学生(teachersstudents)及学生—教师(students-teachers)。教师不再仅仅是授业者，在与学生的对话中，教师本身也得到教育，学生在被教的同时反过来也在教育教师，他们合作起来共同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论点不再有效。为了起作用，权威必须支持自由，而不是反对自由。
由此可见，对话式教育观之下的大学师生主体，都是具有丰满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活生生的人，师生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交往，获得“真理的敞亮和精神世界的升华”。在这样的教育活动过程中，师生不再作为对方的“他者”而出现，而是彼此作为完整的生命主体在精神世界深处投入到与对方的交往对话中，并且以自己的内心去感受、体验和理解对方。对话改变了由教师单向传授知识的传统独白式师生交往的困境，对话的过程是一个师生互助互惠的过程。这种对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的对话，而是以平等为前提，以理解为基础，以合作为途径，以情感为动力的对话。在这里，“对话”是师生关系的描述词:在对话中，双方互相承认，互相赋予平等与尊重，师生之间是一种平等、自由、宽容、鼓励与帮助的关系。“在对话中，教师权威至上的理念被民主、平等的理念所代替，师生之间以一种观点启发另一种观点，以一种观点反思另一种观点，在自我中发现他人，在他人中发现自我，教师不再自说自话，他要促进“普遍伦理”和“交往理性”的积极生成，使教育教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31]总之，大学师生真实交往关系体现了从独白到对话的教育交往价值，对话式师生交往的教育意蕴体现在:对话体现着大学师生的一种平等交往关系;对话是一种师生双方从对象性思维转到关系思维，合作进行认识的关系;对话是一种激发师生创造力，生成意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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