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恤是救济灾荒的一项慈善福利事业，包括施粥救饥、给药治病、赐灾民粮物、为饥民赎子、埋瘗死者、修葺房屋等方面，为灾民多方提供支持以助其恢复生活。施药治疗疫病在第二章已有述及，此不赘述。元和年间，密州刺史崔玄亮就非常重视养蓄百姓，“密民之冻馁者赈恤，疾疫者救疗之，骸未殡者命葬藏之，男女过时者驱嫁趋之”[345]，可称教化有方，治理得法。
（一）施粥救饥
施粥作为荒年救济方式之一，战国时期已有。《礼记·檀弓下》载：“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而食之。”[346]唐朝则所见尚少，不仅是由于常见而不载于史书，还是很少实施的缘故。乾元三年（760），“岁饥，米斗至一千五百文”[347]，京师许多贫民饿死，朝廷“令中使于西市煮粥以饲饿者。”[348]朝廷在安史战乱的凶荒年代采取施粥之举，很可能是取法佛教的施善之举。由于方便及时，施粥对灾年贫弱之人起到了一定的救济作用。
（二）为饥民赎子
灾年为饥民赎子源远流长。《管子》就记载商汤七年天下大旱时，“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
卖子者”。[349]唐代太宗率行此举。贞观二年（628），关中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太宗“闻有鬻男女者”，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检，出御府金宝赎之，归其父母。[350]德宗建中年间[351]，魏州无城人张万福改任泗州刺史之前，“魏州饥，父子相卖，饿死者接道”。万福“令其兄子将米百车往送之。又使人于汴口，魏人自卖者，给牛车赎而遣之。”[352]又，“泾上旧俗多卖子”，宪宗时，泾原四镇节度使朱忠亮，以俸钱赎而还其亲者约二百人[353]，其中当有因灾荒饥馑而被卖者。
（三）埋瘗暴骸
重灾后，有的灾民死于灾害，有的死于随后的饥荒，死者露尸街头很可能带来疾病瘟疫的传播。外国传教士曾经这样描写清代中国的情形：“随之发生的是大规模移民。道路上挤满了难民，而这些活着的人，又在路途上死了不计其数。尸体太多，不敷掩埋。……城外是一堆堆的骷髅、骨头和人肉。野地里，可见一堆堆的尸体。显而易见，使那些流民的遗体。他们为寻找食物耗尽最后一点力气，挤在一起死去了。”[354]唐代自然灾害引发的此种情形与此大同小异。生者固需赈恤，死者也需及时埋葬，唐朝廷多次在灾年发布埋瘗死者的诏敕。永徽元年（650）六月，宣、歙、饶、常等州暴雨水漂杀四百余人，诏为瘗埋，给贷。[355]永隆元年（680）九月，河南、河北诸州大水，遣使赈恤，溺死者官给棺槥。[356]神龙元年（705）四月，雍州同官县大雨雹，大水漂流居人四五百家，被溺死者，官为埋殡。七月，雒水暴涨，坏人庐舍二千余家，溺死者数百人，令御史存问赈恤，官为瘗埋。[357]开元二年（714）正月，以关内旱，求直谏，停不急之务，宽系囚，祠名山大川，葬暴骸。[358]宝应元年（762）十月，浙江水旱，诏令州县民疫死不能葬者为瘗之。[359]元和十二年（817）九月，诏：“诸道遭水州府，其人户中有漂溺致死者，委所在收瘗。”[360]
唐朝廷对疫灾的善后处理，多采取埋瘗暴骸之法，以避免疫情扩大。如：贞观初，太宗曾因突厥部落往年灾厉，疾疫饥馑，多殒丧者暴骸中野，颁布《瘗突厥骸骨诏》，令所司于大业长城以南分道巡行，埋瘗骸骨。[361]永淳元年（682）六月，关中旱涝虫蝗，民多疫疠，死者枕藉，诏所在官司埋瘗。[362]天宝元年（742）三月，玄宗因江左疫灾发布《令葬埋暴骨诏》，是当时人注重掩埋暴骸的典型代表，其曰：“移风易俗，王化之大猷，掩骼埋胔，时令之通典。如闻江左百姓之间，或家遭疾疫，因而致死，皆弃之中野，无复安葬。情理都阙，一至于斯。习以为常，乃成其弊。自今已后，宜委郡县长吏，严加诫约，俾其知禁，勿使更然。其先未葬者，即勒本家收葬。如或无亲族，及行客身亡者，仰所在村邻，相共埋瘗。无使暴露，庶叶礼经，诸道有此同者，亦宜准此。”[363]宝应元年（825）十月，敬宗敕：“闻杭越间疾疫颇甚，户有死绝，未削版图，……委租庸使与本州道审细勘责，据实户差遣处置讫具状闻奏。仍委刺史县令设法招携课最之间，褒贬斯在，其有死绝，家无人收葬，仍令州县埋瘗。”[364]大和六年（832），江南大部疫情严重，文宗下诏：“其遭灾疫之家，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器。其余据其人口遭疫多少，与减税钱。疫疾未定处，官给医药。”[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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