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大旱分析生态危机

阅读提示： 这一部分分析了中国西南大旱等一系列水生态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并试图从单一水危机案例的逻辑推演出发，反思中国在城市化模式、知识管理系统、水战略和水系统存在的认知性问题。中国的水危机现状，其实需要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城市水文学”，它涉及传统的地理学、气象学、城市学、工程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知识，同时也包含信息化城市、后现代城市、智能城市、城市灾害学等新内容。某些时候，中国的城市水文问题甚至要通过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这些“软性”知识来更好解决。

1. 西南大旱背后的中国水生态危机

2010年春季，西南5省面临世纪大旱，5 000多万人受灾。这场少见的世纪大旱使农作物受灾面积近500万公顷，其中40万公顷良田颗粒无收，2 000万人面临无水可饮的绝境。云南省林业厅的统计数据显示，持续干旱已导致该省约750万亩自然保护区受到影响，重旱面积约10万亩，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受损严重。目前，全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343.8万亩，中度以上170.03万亩。 ⁽⁸⁾

西南中国正在遭受的旱灾背后，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灾害，我们往往在一个时间容易只关注一个重大灾害，而忽视了灾害之间的彼此联系：例如，云南及西南其他区域喀斯特地貌区域的石漠化、天然林的破坏和热带雨林的破碎化、经济类植被的过度扩张、水资源的不当使用、外来生物在西南中国的入侵、地下水过度开发后的地面沉降、单一植物种植造成的病虫害肆虐等。

正如中国的科学家和某些政府官员所承认的，西南中国的旱灾其实在2009年9月已经显露端倪，但是因为中国政治生态的特殊性和民间自救能力的贫弱，造成了灾害的不断扩大和蔓延，并进一步引发连锁社会反应（国庆、年节、两会，造成大量政治注意力资源的倾斜和问题解决的延迟，使得旱灾“暗度三季”，直到非常严重才在人们的关注议程中冒出来）。

在西南旱灾中，我想特别提醒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应该注意到正是由于错误的城市化模板和城市化资源调动机制，西南旱灾的恶性影响被累积放大了。以笔者调查的云南为例，这个中国西南区域正在遭遇一场水生态的综合性困境：首当其冲的就是能耗巨大的超级城市发展模板，错误引导了这个区域的城市化方向，将西南中国也发展成为一个吸纳能源、水源、资源的巨大漏斗，造成当地不断生产超级项目，来满足一个在体量上宏大，但是在结构上劣等的高风险发展模式。以昆明、丽江、玉溪、大理、保山等区域城市中心为标志的桥头堡建设和区域中心发展战略，已经透支了这个区域的生态能力和自愈能力，作为民族众多、经济落后、地理封闭、资源富集的边疆省份，西南中国尚未找到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化模式。超级城市的建设模板，造成对水源、土壤、空气、能源的巨量需求，并伴随着超级城市这个灾害放大器，不断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影响。

学者曾念长曾指出，西南五省市大面积的干旱旋即转为更大面积的洪灾，预示着中国南部的自然水调节系统正在出现惊人的溃败。植被、土壤与水所构成的生态调节系统作为一种科学常识理应成为人们集体捍卫的伦理底线。 ⁽⁹⁾

图20　我一直认为，西南大旱的真正原因已经被这个标语深刻地揭示出来了：“和传统的昨天告别，向规范的未来迈进”。两周之后，这个写满标语的墙，以及周围的附属建筑，全部从肉体上消失，环滇公路将大量耕地和滇池旧景，联同城中村之类的建筑整体消灭。从社会学意义上，它造就一个阶层的重新流动和身份再造。周雷2009年7月摄于昆明滇池南岸。

此外，错误的城市化模式和现代化观念，造成西南中国不断进行跨区域的调水，如昆明为解决城市用水而进行的掌鸠河、清水海、牛栏江调水，并不断封闭了原本四处流淌的水循环系统，造成城市周边局部区域的生态退化；另一方面，城市化没有解决城市管网改造、用水效率、节水城市、智能城市、水循环利用等战略，并将城市无限扩张，兼并周边准农业区域，疯狂打造硬体城市，造成城市环境的综合病变。

由于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刚性资源需求，对西南中国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造成一种客观上的掠夺。例如，造成云南大旱的重要原因就是单一植物的工业化种植，不论是西双版纳的橡胶、茶树、桉树、甘蔗、麻类、香蕉，保山的咖啡、澳洲坚果，还是遍布滇东的烟草种植、膏桐、大棚蔬菜种植，都造成了对水源的巨量需求，用以生产“工业化”的农产品提供给畸形发展的城市。并在旱灾发生期间，发生大量掘取地下水来发展农业生产的饮鸩止渴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滇中、滇东一些区域已经非常严重的石漠化和地下水枯竭等问题。

在另一方面，西南旱灾不应理解为一次环境突发灾难，我们应该从时间维度分析这个灾难背后的必然性。事实上，早在2005年，我作为记者就曾调查过一次西南旱灾的隐忧，通过阅读这一旧闻，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南旱灾在时间纵向上的规律性。

云南大部分地方普遭干旱“水意”风景遇考验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10日15：45 云网

云南省近期大部分地方普遭干旱，多处县市降雨明显少于往年，使得云南的一些“水意”风景遭遇考验。

9日从丽江旅游返回昆明的王女士告诉记者，与古城以往水量丰沛的玉河相比，现在的古城流水低落，有些地方甚至“水落石出”，连标志性风景之一的古城入口大水车也因缺水而无法转动。

当地的工作人员介绍，丽江古城水源主要取自清溪水库及玉泉公园，过去曾从拉市海引水补给，但由于拉市海湖水引入可能造成古城景观用水混浊，这项措施已经停用。

云南省气象局10日统计数据显示，云南境内多处表现较为严重的干旱：在昭通，干旱使得11个县区105个乡镇遭受旱灾，受灾人数超过130万人，当地的小型水库19座干涸，水池干涸1 264个。

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地在近期已经发射了400多枚降雨弹来抗旱；在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水库水量普遍下降，当地栽种的秧苗、烤烟又是需水较多的作物，干旱在造成农业灾害的同时对别具特色的梯田也构成威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农业局的工作人员陈美香告诉记者，今年的干旱情况已经对著名的元阳哈尼梯田景观造成影响，局部地方的梯田出现干涸。层层叠叠的哈尼梯田，因其层次以及稻田在光线下的戏剧性表现，已经成为旅游者和摄影家眼中的胜景。

不过，元阳县旅游局的陶女士介绍，目前的干旱并没有对当地的旅游造成实质性影响。五一黄金周期间，当地接待游客2万多名，同比增长16％，收入983.35万元，同比增长20％。

发生在去年的百年一遇干旱，已经对有“农耕文明奇观”之称的元阳哈尼梯田造成极大影响，许多梯田水田开裂、禾苗枯死。专家认为，今年云南的旱情在严重程度上可能接近去年，当地部门应当尽早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周雷）重读这则旧闻，我们应该注意到如下基本事实：

第一，云南农田水利的滞后和年久失修是个众人皆知的基本事实（长期性的），并不是什么新闻，这种有关旱灾的工程性、制度性问题已经得到许多人的关注，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事实没有在年复一年的惠农政策中解决？如边疆解五难、兴边富民、云岭先锋、社会主义新农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业节水灌溉等周期性、制度化举措。

第二，阅读旧闻可以发现，其实“百年一遇”这个词语2006年已经使用了，我所工作的新闻机构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凡是数据、称谓、出处是特别要核查的，体现在稿件中的这个提法，虽然没有明确的专家名字，但是这个称呼不是记者自己的个人体验或直观总结。那么，我们要反思现在许多天灾背后，人们反复强调“灾由天生”，是不是有些深刻原因？

第三，我在同一时期，还以记者身份考察了昆明重要的引水工程——“掌鸠河”，我当时在禄劝农村已经发现，由于调水的实施，当地的水生态已经产生了许多退化问题，不少水塘、塘堰出现缺水或干涸，农村的生计受到直接影响。当新昆明裹挟着各种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愿景，朝着东方日内瓦、国际大通道、面向东南亚的壮丽大城、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城市人口翻番的目标前行时，有没有考虑水这一单项的实现成本和潜在生态影响。

第四，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滇池污染，我在滇池周边村庄长达数年的观察表明，其实滇池周边村落有个完整、系统、复杂的龙信仰文化，这个龙不仅是汉族文化系统的龙，它直接与彝族的古文献相关。滇池污染首先是龙信仰的系统崩溃和村落水共享和管理机制的瓦解。我在滇池一个村庄的寺庙找到一个清代碑文，其中乡绅提到对于滇池的围海造田、毁坏芦苇的行为是要科以重罚的。我们在反思西南旱灾时，容易陷入一种现代化的知识谱系里，往往容易忽视那些非文字的口传社会事实和积习，特别是民间资源管理的真正智慧。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的生态效应就显现出来了，少数民族对水源地、神林、密枝林、祭龙林、龙山林的重视，汉族百姓的龙观和龙信仰，乡土社会的自然神信仰和求雨习俗，其背后固着的是一种生态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和生态世界观——这些概念性和精神性的元素是可以涵养水源的。

2. 西南旱灾启示录：反思城市化模式和生态理念

我们应该意识到，西南旱灾是通过旱灾和农业歉收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发展综合征”，许多错误其实借着此次旱灾不断放大，我们要在根本上解决中国应对自然灾害的困局，其实最应该反思的就是公民防灾教育、政府灾害处理智慧和科学决策体系、中国社会及自然科学研究的整体设计，同时应该认识到西南旱灾其实是困扰中国多年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凭借旱灾这种方式的综合体现。许多围绕旱灾及中国生态灾难的社会动员、官方资源调动和社会科学研究，已陷入一种低效、彼此区隔、重复、自我阐释、官僚化和口号化的症候当中。

图21 昆明滇池附近的壮阳物——韭黄的采摘和处理点，流淌的污水河，原来是清水涟漪的饮用水，上世纪90年代初整体污染成为偶尔相对清澈的污水沟，种植韭黄和韭菜需要大量化肥和农药，这些污染物重新流向滇池，同时滇池的污水再通过沟渠返回灌溉农田。停在一旁的汽车将这些蔬菜运往北京、上海、广州一带的超市，据农民说，有些运到了香港。周雷2009年7月摄于昆明滇池附近。

西南的旱灾其实给我们一个重新认识自然和社会决策体系的机会，让我们更清醒思考中国各个地理分区应该进行哪些功能划分，各种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对于中国西南、西北、华北、华东、华南这些区域划分，我们还应该从灾害防治的角度重新思考一种远期战略。

旱灾首先是一种好大喜功透支式发展的欲望综合征，中国从城市发展的病理学机理上已经是一种糖尿病体质，它在摄取大量能量的同时，也整体摧毁了自己的身体循环体系，并直接造就一种对水的刚性、饕餮般的欲求，而且仍然口渴。从仿生学的角度来说，要治理旱灾等中国现有生态问题，除了止渴之外，还要“生津”，恢复一个乡村、城镇、城市的立体、循环、智能化、节制的水世界微循环——相比较跨区域的输血型调水，我们更需要城市供水的“滴灌技术”，我们的水文学研究是不是该进行学科转型，研究城市水文和钢铁丛林里的水文系统？

西南旱灾透露出中国的水生态危机，而中国的水生态危机则可以认定为一种认知危机。现有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基于一个庞大、细碎、区隔、科层化的知识系统作出的，一方面它沿着科学主义和格物致知的认知路径，不断衍生出细密复杂，科学术语叠加、定量式的“技术性知识”，另一方面，指导这些“科学突破”和“知识冒险”的思维，带有很强的“社会学色彩”，它往往与中国人受压迫的历史记忆、与乌托邦有关的集体意识、反西方的新东方主义、中国人群体的道德失范和结构性危机有关。

从城市形态上看，几乎任何一个中国大型城市都存在一组悖论组合：交通系统愈来愈发达，人们乘坐交通工具上班的时间越来越长；硬体建筑越来越多，城市人个体和社会交际空间越发逼仄；信息系统越来越复杂和先进，反常识的知识型文盲越来越多；个体的疾病想象和社会的疾病体质，造成城市人群的病态消费；不断恶化的城市自然环境和精细化的庞大城市污染治理体系，不断扩张的口号式建筑和萎缩中的城市社区。

这种高风险城市化模式，表面上有许多华丽之处：地理上辐射到毛细血管的高速交通和城际高铁网络，丛林式的泛亚、泛珠、泛东北亚、泛太平洋中心（中国至少再次从社会语言学层面，拥抱一个“中央之国”的崛起），奢华无度的超现实主义建筑风潮，万国来朝的资本狂欢和消费主义嘉年华等。

但是细看这些繁华背后，存在一些深刻的认知危机：现有的中国城市化浪潮和经济改良，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是建立在一种增长（growth）模式和增长想象（fantasy）基础上的，为了保证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增长和数字传递，庞大的官僚科学科层，开始设计各种精细知识，客观上损耗了一个国家的有限资源。

正是这种原因，让许多中国城市发展和环境问题带有一种“呓语”的色彩，许多城市通篇的未来设计都是巨大无比的国际中心和宇宙中心，所有的基础设施都是登月式的大手笔，通天塔式的建筑工程学设计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和人群，不知不觉地在这种“呓语”色彩的思维刺激之下前进，凭借透支整体国民的生态预存来满足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攻略。

倘若，这是中国人在21世纪的格物致知，我觉得应该称之为“呓格知识”，科学术语叠加、分工细密、但是逻辑漏洞屡现的知识系统，不断衍生出环境上的潜在陷阱和吞噬性沼泽，我们有可能在这些泥淖中丧失许多其他发展可能和生态未来。

3. 解决中国水生态危机的认知进路和发展心态调整

针对西南旱灾所体现的生态发展困境，我们需要从发展战略、知识融合、城市模式等多方面进行反思，并寻求解决危机的根本出路。首先在发展思路上，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不仅基于量上增长的粗放型“硬化城市”，而是基于“质”和结构提升的“软体城市”。

面对中国城市化的综合征候，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发展、增长、提速、加快”等词汇存在的内在矛盾，并真正思考“减长”（de-growth）这一可能。所谓的减长，法语为décroissance，实为一种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革命，它建立在反资本、反消费的环境主义立场之下，它并不是要求个体牺牲幸福“增长”的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可能，而是强调一种适度消费、适度设计、适度发展的新“增长逻辑”，淡化对硬度、速度、频次的崇拜，平衡对硬体建筑和基本设施的投资，将社会资源转移到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艺术、音乐、家庭、文化、社区、人伦的项目上，使人可以像人一样生活。

作为个体而言，需要一种新的崇尚简单的生活理念，以减少社会集体对化石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透支。从这一意义上，“可持续发展”是个矛盾语，它是滋生社会学意义上的糖尿病的根本原因——营养缺乏的人群和富营养化的水域，营养的结构性失调与旺盛食欲和渴水症候的多项叠加。以往的增长崇拜和硬体崇拜，滋生了错误的经济学模式和城市经济体系，它通过刺激消费和过度消费来运营城市，通过量来获得质，最终质、量共失。

“减长”的城市思维则强调一种节制、理性和有限性。它强调发现一种非消费性“增长”模式，比如通过循环、流动、志愿行为、互享共利，甚至是人类学意义的礼物流动来重建一种城市和社会微循环，例如任何一个城市的知识个体可以通过它的知识来反哺社会，最终每个个体通过这种社会流动，获得一种来自其他同侪群体的人际礼物。

图22　铲车、运输车、搬家公司、灰尘，这些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构建。我们可能因此获得了“现代性”，但是同样可能失去了旧居、街巷、树木、家园和一个时代的记忆。周雷2009年7月摄于昆明。

其实Nicholas Georgescu-Roegen早在1971年就建立一个减长和生物经济的模型，它分析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和现代物理学如何忽视了物理上的有限性以及热动力的第二定律：即当熵增加时，有用的能量被不断耗竭。正是基于此，人类不能设计和追求一种无限量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区划和城市内部的功能区发展，很多宏大计划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学博弈而非“科学发展观”。

而“减长”的意义不仅是对城市化病症的解毒途径之一，同时还可以在不同城市之间和地域之间，形成一个基于人情、怀旧、家庭、人伦、游历、探友、怀乡的“软体”重建。中国城市化的未来，如果有关键词，它是“柔软、柔软、再软些。”

在未来城市的规划理念方面，无论是西南中国还是中国的传统发达城市，都应该追求一种基于人的尊严和整体幸福感的生态之城，而非一种经济学数据上持续增长的恐龙城市。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类似昆明这种新兴城市，在它追赶国际化目标和现代化远景的过程中，需要思考自己的生态制约性和自然可能性，并基于此来设计自己的生态未来。同时在进行城市设计中，真正从立体角度来思考自己的政策组合，既要在历史的时间之河中，守候时间给我们留下的珍贵文化坐标，又要在未来设计中容纳多种可能。只有不断提供新可能性的设计，才是最好的设计，任何不断戕害可能性的设计，都是次等设计。

未来昆明的城市设计和水生态设计，要基于西南中国历史、人文、社会、宗教意义上的生态底板和已有负载，在设计新昆明和“东方日内瓦”时，不要为新而新，让昆明损失大量历史遗存、传统生态模式、生态记忆和生态想象。而是要通过“硬科学”和“软科学”之间的交叉合作，思考如何将水生态与宗教信仰联系，保存一个历史上就存在的龙民间信仰和民俗生活体系（此为宗教水文学），同时也开创出不同宗教观和自然观引领下的滇池多元水文化模式。

在我们设计城市建筑、交通、社区的时候，可以将心理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与水文、工程学、地理学、城市设计、建筑学等知识融合，形成一个可以思考的城市，一个智能城市，一种“水文人类学”。这些多学科的知识融合，可以保证我们在进行任何一项城市硬体建设和水生态设计时，使得各种知识的优点得以相互叠加增强，缺陷得以包容和克制。

图23 昆阳海上的航海者：这是我们向一个现代化方向前进的必须方式吗？被整村拆除的滇池北岸村落，某些村落是了解中国清末社会的绝佳处所，距离此不远是那个云南人引以为傲的航海家郑和和他的故里——昆阳。一度，昆明的滇池被称为昆阳海，更早期的当地彝族人称呼滇池为谷俄罗多海。2009年12月，周雷摄于昆明。

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上，一方面要促进知识融合，构建防灾体系，同时寻求更为宏观、整体、可持续的认知进路。

来看看美国，他们的知识界如何在灾害之后，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防灾体系，仅仅看一个灾害研究中心所列出的研究和社会动员矩阵局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国家反应计划、国家灾害管理体系整合中心、国家科技委员会减灾署、“灾害应对、教育、规划和抗灾图书馆”、美国地质统计系统、国家地球物理中心灾害数据中心、“国家环境、灾害、信息数据中心”、政府责任办公室、联邦灾害恢复计划、美国海洋灾害网、环境体系研究所灾害数据中心、商业和家庭安全研究所、灾害管理和人道援助管理中心、诺亚的希望、美国兽医医疗协会、紧急救助教育网络、现在准备组织、家庭互动求助中心、灾害及紧急事务健康和人道服务中心、国家可持续能源研究所、国家灾害教育联盟、国家本土安全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灾害研究网络、联邦高速公路—本土安全管理局、72小时、自然科学基金灾害项目（这些名称为本文作者翻译，原名请参考该美国灾害研究网站http：//www.colorado.edu/hazards/resources/web/all.html）。

当然，我们可以举出卡特里娜自然灾害中美国政府糟糕的表现来反驳美国的救灾反应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抛开政治、利益阶层的批判不谈，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在应对灾害已经有许多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对于不可躲避的灾害，我们首先要把它看成是积累于忽微的小灾难不断累积的结果，而非一个突然到来的厄运，并同时动用全社会的知识、系统、财力、物力、人力来应对它。

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思维角度，中国西南的水系不仅是一种自然资源和地理概念，它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历史意义，许多河流和水系是一个国家文明和区域文明的基础，跨国的物质纽带和精神联系。应该有一个国家资助的大型国际研究计划对西南中国的水系进行系统研究，为西南中国的水安全和自然生境设计一个可持续百年的发展规划。基于这种水的研究，同时应该延伸的是基于这个区域的生态现实而展开的“人文经济学”和民生设计——西南中国的植物、动物、地质、人种、气象学资源在科学研究的意义上是世界级的资源，完全可以设计成一种面向22世纪的生态中国发展计划，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收益。同时基于这种自然和人文经济学设计，整理思考西南中国在宗教和认识信仰系统中的重要意义，这个文化区域保存了数以千计的宗教小流派和世俗宗教思想观，可以通过这些研究去理解顺西南国际河流和众多跨境民族所延伸的“泛西南”文化区域。

应该千万警惕，在这次惨痛的旱灾之后，西南民间开始一种大跃进式的引水、找水、蓄水工程——对于雨水的截留是应该鼓励的，但是不要以此为借口开始对水源地、敏感水生境、生态湿地、已经贫弱的地下水进行透支式开发。

总的来说，在以上的研究之下，我们完全可以为西南的旱灾，以及更多的水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物候学、植物学、动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危机设计更为科学和有效的应对方案，建立联系普通公众、政府、学者、民间知识群体、国际组织等多种主体的反应体系。将一种知识融合灾害学，立为中国的下一个基本国策，因为它关乎人的生命和国运的根本。

其实早在5·12地震之后，就应该有一个新学科设立：跨文明体系的灾害学——多学科解决方案。发生在西南中国的任何灾害都应该进入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中国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应该在这个区域尝试进行真正的知识融合，这里还应该涵盖许多非科学知识，或者说所谓的“迷信知识”，因为有关谶纬、谣言、传言、占卜，都可以通过现代的传播科技，形成动员中国的“数字化现代迷信”（digital mega-superstition），现代的传播科技结合灾害事件，基于中国破碎而分裂的民间社会结构，可以形成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地震”。

细心的人其实已经注意到，在这次西南旱灾期间，民间的传播结合《2012》这部西方想象的末世电影、一本2004年就预测了西南大旱的美国智库报告、此起彼伏的地震消息和地球震动模式、有关灾害的数字迷信和谶纬算法等途径，已经形成了一种危险的社会情绪，它会加剧自然灾害的现实影响。西南中国发生的每次重大自然灾害都应该成为我们解析未来的密码，我们应该在时间压力之下，将它和中国其他区域乃至其他国家的同类知识进行比较、分析、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知识解决方案。

从这个角度上说，西南的旱灾是个福音，它可以让我们思考中国水安全、能源布局、宗教生境、国际调水计划、水资源开发、知识融合前景、社会动员机制、民间思维图景（mental scape）、未来城市化的可能性、生态中国的未来形式、生物基因资源的超万亿元利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