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

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_山西省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

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先后出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大量转移。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较早，因此，西方经济学者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西方经济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比较完善、成熟。国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大致起步于八十年代后期，但在短短的二十年间，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通过调查分析，对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式、途径以及模式都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分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一)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理解

农村富余劳动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生产力水平而言的。因此，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富余劳动力有着不同的理解，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农村富余劳动力是指农村劳动力中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也没有从事其他生产或服务活动的劳动力。由于这群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工作，所以称为富余劳动力。

2.农村富余劳动力是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而不会减少农业总产量的那部分农村劳动力。

3.农村富余劳动力是超过农业劳动需求的农业劳动力。但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这一问题上却存在重大分歧。

4.农村富余劳动力是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和社会需要量之差。

5.农村富余劳动力是指有劳动意愿并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劳动者未能与生产资料在数量或质量上实际充分有效地结合而处于部分闲置状态的农村人口。

6.农村富余劳动力应定义为:在一定时期、一定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特定区域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劳动数量(潜在劳动供给能力)与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的最低劳动投入之间的差额。

7.农村富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8.中国迄今的失业统计是不包括农民的，因此农民的就业问题处于模糊状态，往往称之为“农村富余劳动力”。什么人算富余劳动力呢?一般认为，就是指超过农村产业需求的那部分劳动力。就是那些无田可种、外出打工的人。不过，据发改委有关研究机构的实地调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与一般看法有较大差异，在湖北、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村调研显示，农村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数量显著高于统计。他们首选是到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只有很小部分人留下来从事养殖等生产活动，专心田间务农的劳动力就更少，基本上是农村老弱劳动力的兼农行为。由于从事二三产业和农业的收益差距很大，因此只要稍微一有机会，农村里面的劳动力就会离开农村出外打工。在2003年、2004年经济快速增长时特别明显，使得四川、安徽的农村劳动力差不多转移完毕。实际上，除掉外出打工者之外，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才是真正的“剩余”劳动力。

(二)西方人口转移理论述评

西方国家工业化经验表明，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化转换的中心问题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力比重越高，农业现代化程度越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越明显;农业劳动力比重越低，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越不明显甚至完全消失。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二元经济的转换。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了大规模的富余劳动力转移，目前这些国家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有的国家该比重还不到3%。从整体上来看，这些国家非农化与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同步的。由于受到本国经济、历史、文化、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国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模式仍各具特色。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关于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已经比较完善、成熟，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著名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二元经济体系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认为，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的发展模型中，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剩余，即通过利润的再投资来增加新的资本和吸收更多的非资本主部门的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此反复进行，不但资本主义现代部门不断扩大，而且利润、储蓄和资本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逐渐增加，直到多余劳动力吸收完毕，其实工资相应上涨时为止。

在刘易斯的经济发展模型中，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持续，通过两种在时空上并存的形式而最终实现的。一种型是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即社会劳动力从传统的自给农业部门流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另一种形式是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地域转移，因为传统的、自给性的农业部门主要分布在农村，而先进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在城市。因此，农村部门的富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过程，从地域上讲，就是农村劳动及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

2.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andFei)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他们强调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指出只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有一部分剩余农产品提供给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消费;并明确提出了劳动力转移

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修正后的二元经济模型被称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

3.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虽然修正后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扩大了适应性，能继续部分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些规律，但并未解释为何农民向城市流动会不顾城市事实上存在的大量失业而继续进行。托达罗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认为:(1)城乡劳动力迁移的动力是劳动力在城市获得的预期收入，而非即期绝对收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2)个体迁移决策是建立在个体素质、进城后找到工作的概率和收入，以及迁移的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等因素综合权衡后的结果的基础上的。如果预期收入大于迁移成本，则做出迁移的决定，否则就不迁移。(3)人们在做出迁移决策时，不仅考虑短期内的预期收入和成本，而且考虑长期的预期收入和成本，甚至从整个生命周期来权衡;如果长期收入能弥补短期损失，他们也会做出迁移决定。(4)在同一个时间或地区，人们的迁移倾向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个体特征千差万别。后来的学者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工资率水平、就业与失业概率、农村发展政策对迁移的影响等方面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许多方面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三)国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共同问题，西方经济学者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和修正，他们的理论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困难性和紧迫性。

1.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产生原因分析

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产生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累积性剩余。建国后，由于我们实行了错误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出生处于很高的自然增长率。人口的增长速度和总量远远大于同期经济发展和就业的需求，其中尤以农村为甚。人多地少是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造成我国农业劳动力过剩的最主要的原因。

(2)替代性剩余。在我国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有了大幅提高，由此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导致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应减少，其结果，大批农业劳动力就会从农业中释放出来，成为富余劳动力。

(3)波动性剩余。我国现在约有一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但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流动性的，并未真正城市化。一遇大的经济波动或其他风吹草动，就会被迫回乡。这种波动性剩余不是每年都发生的，但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对稳定的影响，给各级政府带来的压力，却比还未进城打工、隐性失业于农业的富余劳动力大得多。

(4)消费性剩余。恩格尔定律认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比例将会不断下降。其中包括消费者从重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向重视工业品和劳务的消费转化，这种转化带来了消费结构的变化。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主要以提供食品为主第一产业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而以提供工业品和劳务为主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有了巨大的空间，这就引发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冲动和农业劳动力的过剩。

2.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问题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无论是对流出地农村还是对流入地城市，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大量有知识、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农村，导致留守农耕的劳动力和种田质量下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抛荒弃耕现象。

二是由于农村年轻人外出，农村老年人口比例明显上升，加快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也使农村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同时使得流出地农村常住人口文化程度明显下降。

三是加重了城市就业和管理的负担。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得本来就不够宽敞的城市显得更加拥堵，城市人口就业压力加大，交通负担加重，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的管理成本大大加大。

四是给人口管理增加了难度。农村人口长期在外，村干部对计划生育管理鞭长莫及，流动人口超生现象严重，且“超生儿”随父母四处游荡，不打疫苗，不接受教育，致使农村儿童的健康状况、文化素质等情况令人担忧。

五是给社会治安带来许多问题。农民工形成一种特殊的“自由人群”。同时，由于农民工的生产经营活动经常得不到公正对待，合法权益常常受到侵犯，又找不到正常的利益表达方式，找不到解决纠纷的合法途径，再加上法律意识不强，受城市物质利益诱惑，铤而走险等原因，致使农民工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3.影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1)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城乡教育体制的差异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了阻碍;农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随着城市失业数量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过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

(2)通过农村城镇化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任务非常艰巨。2006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2%，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5%的水平，而且低于44%的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中国小城镇建设中普遍存在布局分散、起点低、规模小等问题，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柱产业，不利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其就业机会较少。全国建制镇镇区平均面积为2.2平方千米，平均户数为1221.1户，平均人数4519人。而且，小城镇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对人口和经济的吸引力不强。因此，短期内还不可能单纯通过城镇化来解决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3)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逐年下降。中国乡镇企业在吸收富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转入低潮，发展速度和吸纳富余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随着乡镇企业构成和吸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接收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趋于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平均每年仅增加90多万人。2001年，在河北省内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只有9.2%被安置在本乡乡镇企业就业，比2000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

(4)二元结构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相对完善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与残缺不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存是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来，中国缺乏健全的农村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受传统文化知识和观念的影响，把土地视为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土地成为农民唯一的生活保障，大量的农民集中在有限的土地上，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也导致了“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务工”的兼职性就业。

(5)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长期以来，中国实行重城轻乡、重工轻农、以农补工的政策，国家将大量的农副产品转移给工业部门做原料，而农民获得的实惠却很少，这就使得农业的积累难以达到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此外，国家陆续建立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就业制度、粮食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劳动保障制度等，从而形成了这种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差别的发展战略，使绝大多数农民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从而导致农村的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出去。

(6)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缺乏农民工培训机制，从而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01年农村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占7.4%，小学文化程度占31.1%，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文化程度占9.7%，大中专仅占2.5%。而目前90%以上的企业在招收农民工时提出了明确的文化程度要求。文化和技术素质的低下，限制了农民的就业空间。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相对应的又恰恰是当前农民工培训机制的滞后和劳动力中介组织的缺乏，致使农民工盲目流动，同时也不能满足城镇企业对技术、专业人员的需求，这些都制约了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7)财政对农业投入过少，缩小了农业内部就业的空间。建国50年来，中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总量约5000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6.5%左右。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支农的力度逐步减弱，近几年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无法保证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导致农用水利基础设施越来越差，土壤质量下降，农业生产环境恶化，生产发展迟缓，从而降低了农民的就业水平。

(8)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也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缺乏中介组织。8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不是通过政府或民间职业中介组织谋取职业，而是通过亲戚、朋友等渠道寻求职业。二是信息阻隔、渠道不畅。就业信息不透明，再加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偏低，缺乏收集就业信息的意识，容易导致流动和转移的盲目性。三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力、市场秩序不规范。政府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缺乏预测、规划及引导措施，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具有很大的无序性。市场秩序不规范致使企业和打工者的权益缺乏保障，工作难找，再加上收入不稳定，拖欠工资情况严重，转移的部分农村劳动力只得返乡务农。

(9)金融危机导致的城镇高失业率与行业不景气，致使大批农民工失业后离城返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建筑、餐饮等行业为农民工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片经济萧条景象，生产规模普遍缩小，这就导致用工岗位大幅减少，城镇失业率剧增，农民工大批失业，不得不离开城市重新返乡，加上许多城市对进城农民工设置了种种条件限制，这给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增加了就业压力，极大地增加了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难度，使农民的就业更加困难。

4.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的理论

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转移中存在的问题，要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深化体制改革，健全各项制度，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宽松环境。

其次是建立统一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体系。要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至今还在起着束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诸如人口、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以改革和完善。

再次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由于各地区进城人口与城镇化的其他要素配置的不均衡，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农村人口就近进城与跨地域异地进城并存就成为必然。

最后是开辟多渠道的转移路径。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延伸;培育新型农民，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乡镇企业结构，增强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另外，各级政府必须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高度重视，加强引导、组织、协调，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服务体系及中介组织的建设，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由自发无序向政府组织、规范引导转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