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礼的形成及其争议

一、三大礼的形成及其争议

皇帝亲郊在天宝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奠定了宋代亲郊礼仪的基本面貌。一方面，唐玄宗举行南郊亲祭时，将皇地祇的神位置于其中一并祭祀。尽管天地合祭以前就曾有过，但是这种形式从天宝年间开始逐渐变得常见，并且在宋初制度化。另一方面，太清宫、太庙和南郊为顺序的皇帝亲祭成立。北宋以景灵宫、太庙和南郊为顺序的皇帝亲祭即源于此，神宗时期的礼官李清臣指出：“唐因祠南郊，即祠太清宫及太庙，谓之三大礼。本朝三岁郊祠，必先及景灵宫及太庙，盖因前制。”^[159]“三大礼”的说法出现于天宝年间。例如天宝十载（751），杜甫向玄宗献上《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和《有事于南郊赋》，同时上《进三大礼赋表》。^[160]三大礼最早出现在天宝元年，但是没有固定下来。天宝六载南郊亲祭前，只有太庙告享，没有太清宫告献。^[161]天宝十载，出现了皇帝一连三天分别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南郊的形式，并形成了惯例，一直持续到唐末。安史之乱后，皇帝通常是在继位的第二年举行三大礼。^[162]想象中的远祖、真实的祖先和天地神祇的连续祭祀，较之以往分开举行的三种礼仪，显然具有更强的表现统治合法性的力度，这对处于国力衰落、政治动荡中的晚唐皇帝尤其重要。晚唐皇帝的实际权力与盛唐相去甚远，但是通过礼制来强化皇权的企图却是一脉相承。

天宝九载（750）十一月，玄宗下制：“承前有事宗庙，皆称告享，兹乃临下之辞，颇亏尊上之义，静言斯称，殊为未允。自今已后，每亲告献太清宫、太微宫改为朝献，有司行事为荐献；亲告享宗庙为朝享，有司行事为荐享。”^[163]于是，朝献和朝享分别成为此后皇帝南郊亲祭前太清宫和太庙告祭的规范名称。三大礼出现后，皇帝几乎不再亲行太庙和太清宫的正祭，而是借助朝享和朝献来履行祭祀太庙和太清宫的职责，作为受命于祖先和想象中之远祖的仪式化展现。因此，朝享和朝献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告祭仪式，马端临对此有准确的判断：“以为告祭，则其礼太过；以为正祭，则其礼无名。”^[164]

到了五代，三大礼时断时续。中原政权一共举行了四次南郊亲祭。以继承唐朝正统自居的后唐实行了三大礼，庄宗和明宗分别在同光二年（924）和长兴元年（930）亲祭南郊，他们都在南郊祭祀前的两天分别朝献太微宫、朝享太庙。^[165]后唐定都洛阳，此地的老子庙名曰太微宫。另外两次南郊亲祭，分别是在后梁开平三年（909）和后周显德元年（954）举行，但是南郊祭祀前只有太庙朝享。^[166]

北宋的皇帝亲郊比唐和五代频繁许多。《宋史·礼志》：“故事，三岁一亲郊，不郊辄代以他礼。”^[167]由前文表一可知，这一说法不是完全准确，有时两次大礼之间的时间间隔长于或短于三年，不过总体说来，三年一大礼的说法大致不差。外敌的环伺和内部分裂的可能，使宋初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礼制的建立是确立赵宋王朝权力来源正当性的重要一环。^[168]在这些礼仪制度中，以皇帝亲郊最为重要。北宋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皇帝亲郊前都只举行太庙朝享。^[169]景灵宫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落成，天禧三年（1019），真宗在南郊亲祭前的两天分别前往景灵宫和太庙祭祀，北宋的三大礼从此确立。景灵宫的兴建与真宗时期的圣祖崇拜密切相关。^[170]为了解决澶渊之盟造成的统治危机，真宗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礼仪庆典，如供奉天书、泰山封禅、汾阴祭后土等，来给自己的统治带上神圣的光环。^[171]真宗追认黄帝为圣祖，建立供奉圣祖的景灵宫，也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真宗通过圣祖的虚构来强化宋朝的统治合法性，并使景灵宫带上了鲜明的赵宋色彩，与太清宫之于李唐王朝的意义相似，所以，景灵宫朝献成为皇帝亲郊之前的一个固定仪式，用于加强统治合法性的展现，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大礼在仁宗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景祐二年（1035）以后，仁宗在亲郊的前一天朝享太庙和奉慈庙。^[172]奉慈庙建于明道二年（1033），性质为别庙。该年五月，钱惟演奏请庄献明肃皇后和庄懿皇后的神主升祔太庙真宗室，前者是仁宗即位后临朝称制的皇太后，后者为仁宗的生母。八月，经过礼官、学士等人的讨论，朝廷决定在太庙之外为二后建立奉慈庙，十月完成升祔。^[173]出于对二后的感情，仁宗在亲郊前也朝享奉慈庙。景祐三年十一月，仁宗的乳母庄惠皇太后去世，仁宗将其神主祔于奉慈庙。^[174]庆历四年（1044），这些皇后谥号中的“庄”改为“章”。^[175]五年，仁宗下令有司商议章献明肃、章懿和章惠太后升祔太庙之事。贾昌朝提议：“章献皇后母仪天下，章懿皇后诞育圣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配食真宗庙室，以称陛下追孝之意。章惠皇后于陛下有慈保之恩，义须别祠，伏请享奉慈庙如故。”这一建议得到了批准，仁宗下令贾昌朝摄太尉之职将章献明肃、章懿的神主升祔至太庙。^[176]尽管奉慈庙中只剩下章惠，仁宗仍然在亲郊前朝享奉慈庙。庆历七年，仁宗“诏将来南郊，享奉慈庙，朕亲行之”，^[177]在行动上也确实是如此。庆历七年、皇祐五年（1053），仁宗在南郊亲祭前的一天都前往太庙、奉慈庙朝享。^[178]

仁宗的儿子都早亡，继承仁宗帝位的英宗是其养子，英宗与章惠皇后的感情疏远了很多，在亲郊前不再朝享奉慈庙了。奉慈庙的废置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治平元年（1064），同判太常寺吕公著上言：“按《丧服小记》：‘慈母不世祭。’章惠太后，仁宗尝以母称，故加保庆之号。盖生有慈保之勤，故没有庙享之报。今于陛下恩有所止，礼难承祀，其奉慈庙，乞依礼废罢。”^[179]不少人反对废除奉慈庙，例如，刘敞认为：“章惠太后之于仁宗皇帝，虽非真庙命以为母，然仁宗皇帝一以如母之礼事之，生则安养，号比长乐，殁则大葬，谥配真庙，祭称皇妣，祝云嗣子，其诚礼如此之重也。今议者疑于毁其庙、瘗其主，如此岂惟震骇士大夫之情，亦甚违先帝之意。”他主张保留奉慈庙，制定相关仪注，“令两制、台谏重加详定”。^[180]但是大势不可阻挡，熙宁二年（1069），神宗下令废奉慈庙。^[181]

在北宋，三大礼逐渐遭到了质疑，其中一个原因是斋戒制度遭到了破坏。我们在前一章对斋戒制度已经有所探讨。斋戒分为散斋和致斋，后者更重要，执行起来也更严格。在唐代，大祀之前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北宋长期沿用这一制度，直到大观四年（1110），才将大祀的散斋改为七日。《开元礼》对皇帝南郊亲祭前的斋戒日期、地点有规定：“皇帝散斋四日于别殿，致斋三日，其二日于太极殿，一日于行宫。”^[182]无论是三大礼，还是五代和北宋一度实行的皇帝亲郊前只朝享太庙的做法，都使这一斋戒制度无法真正执行。^[183]这一现象在宋代引起了士人的不满。元丰六年（1083），太常丞吕升卿上奏，指出在郊祀致斋期内，皇帝不应赴景灵宫和太庙祭祀。他说：“郊丘之祀，国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飨帝。臣历考载籍，不闻为祀天致斋乃于其间先享宗庙者也。”唐代天宝年间以后三大礼的做法对先前的斋戒制度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终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吕升卿严正地指出：“今陛下致斋三日，其一日于大庆殿，而用其二日内行礼焉。古之大祀，未有不斋三日而敢与神明交者。……今陛下行礼于天兴殿，才斋一日尔。其之太庙与郊宫也，前祀之一日皆尝用之矣，谓之一日之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斋，以修大祀，未见其可，况非全日乎！”天兴殿是景灵宫的主殿，用来供奉圣祖。皇帝在朝献景灵宫前仅仅致斋一天，太庙和南郊祭祀前的致斋时间更是不足一个整日，这些都与斋戒制度及其精神不符，所以吕升卿认为：“于以奉宗庙，则斋之日不足；于以事上帝，则斋之义不专。”^[184]吕升卿的意见没有得到皇帝的重视，三大礼的运行依然如故。《政和五礼新仪》的斋戒制度也认可了此前的实际运作情形，并将之吸收进来：“冬祀夏祭，一日于大庆殿，一日于太庙，一日于行宫。”^[185]

在北宋，朝廷官员之所以质疑三大礼，除了斋戒制度遭到破坏外，还因为皇帝亲郊前的景灵宫朝献和太庙朝享不符礼制传统。天圣五年（1027），南郊礼仪司刘筠上言：“天圣二年南郊，朝享玉清昭应宫、景灵宫，又宿斋于太庙。一日之内，陟降为劳。请罢朝享玉清昭应宫，俟郊祀毕，行恭谢之礼。”这一建议得到了批准。^[186]结果，该年仁宗完成南郊亲祭后数日，去玉清昭应宫行恭谢之礼。^[187]玉清昭应宫始建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主要用来供奉天书，焚毁于天圣七年。^[188]天圣二年皇帝在南郊亲祭前朝献玉清昭应宫，成为北宋仅有的一次。到了宝元元年（1039），司封员外郎、直集贤院兼天章阁侍讲贾昌朝对皇帝亲郊前朝献景灵宫的行为提出了异议：“伏睹南郊前一日，皇帝谒景灵宫，荐享讫，仍斋于太庙；次日朝享讫，斋于南郊。以臣所见，凡郊禋前，唯朝庙之礼，本告以配天享侑之意，合于旧典，所宜奉行。其景灵宫朝谒，盖沿唐世太清宫故事，有违经典，有可改革。欲望将来朝庙前未行此礼，俟郊祀礼毕，驾幸诸寺观日，前诣景灵宫谢成，如下元朝谒之仪。所冀尊祖事天，礼简诚至。”仁宗将贾昌朝的建议交给礼仪使和太常礼院讨论，结果被否决。礼官们认为：“今若俟南郊礼毕，依下元朝拜，则太为简略。如别择日，备仗卫，宿斋亲谒，又成烦并。况尊祖之地，务极严祗，欲望且依旧例。”^[189]所谓“下元朝谒”之仪，即景灵宫常祀之礼节，景灵宫的正祭在下元日（十月十五日）举行。尽管朝献并非景灵宫的正祭，但是因为皇帝亲临，比正祭隆重的多。根据礼官们的看法，皇帝若依下元朝谒的规格到景灵宫谢成，会显得太过简略、寒酸，若另择时间前往景灵宫举行盛大典礼，则更显大费周章，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实行三大礼。南宋士人杨复指出：“夫贾昌朝之说，即刘筠之说也。然刘筠之议婉而明，不若贾昌朝之言严而正。”^[190]然而，景灵宫朝献能够强化皇帝亲郊的统治合法性表达力度，加上北宋的崇道氛围，这一仪式注定不可能被排除出三大礼。

三大礼对太庙时享的冲击同样引起了人们的疑虑。元丰六年（1083），吕升卿在指出三大礼违背了斋戒制度的同时，还严厉批判了太庙朝享的合理性。他认为：“人主于宗庙之飨，自当岁时躬修其事，其不亲享者，盖后世之失礼也。今日必因郊祀以行之，则义尤不可。夫‘因’者，不致专之谓也。七世圣神俨在宗庙，朝廷不特讲岁时亲行之礼，而‘因’以飨之，此非臣之所闻也。”前文说过，三大礼建立后，皇帝一般不再亲临太庙正祭，亲祭太庙的职责通过太庙朝享来实现。吕升卿指出，太庙朝享不是正祭，无法以此弥补失礼的缺憾。他主张罢黜景灵宫朝献和太庙朝享，皇帝在南郊亲祭前，“致斋于大庆殿二日，径赴行宫”。如果皇帝非要前往太庙，那就只告于郊祀的配帝太祖一室，“以伸侑神作主之意”，并且撤去乐舞，“以尽尊天致斋之义”。他还建议：“继今日已往，别修太庙躬祀之制。岁五大享，乘舆亲临其一焉。仍望自今岁腊享为首，于明年行春祠之礼；禴与烝尝，自次年以叙终之。每遇行庙享之时，则罢景灵宫一孟朝谒之礼，庙享致斋，乞于内殿，车驾出入如常仪。如此，则祀天、飨亲，两得其当。”^[191]吕升卿的言论没有得到神宗的认可，但是，皇帝借太庙朝享来履行祭祀祖先的职责，确实影响到了太庙正祭的地位，从而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不满和忧虑。

直到南宋，吕升卿的看法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楼钥非常赞同吕升卿的意见，认为这一奏议“事理甚明，虽不见于施用，而史臣载其全文，有以知时论必以为是，特未见于用尔”，因此大段引用了他的奏文来说明三大礼对斋戒制度的破坏、对太庙时享制度的冲击。楼钥的意见与吕升卿颇有相似之处：“大祀致斋三日，惟祀事得行，其余悉禁，盖专致敬于所祭也。而郊庙明堂大礼，致斋三日之内，銮舆再动，百官相祀，陪祠骏奔，惟谨上下，俱不得尽致斋之义。”他建议：“每遇大礼，用故事，停景灵冬季孟享，而于孟享之日行朝飨天兴之礼。太庙岁五大飨，止于当郊之岁，或烝或尝，亲行其一。祝词仍以郊天先告二者，致斋并于内殿，车驾之出止如常仪，专用三日之斋，以事上帝。陛下得以斋心养性，对越上天，君臣无并日之劳，有司省供亿之重，考古验今，于礼为称。”^[192]根据楼钥的设想，皇帝应该在亲郊之岁的孟冬前往景灵宫天兴殿祭祀，在太庙五享中择一亲祭，这与吕升卿要求皇帝每年主持一次太庙时享、废除南郊亲祭前的景灵宫朝献的主张有所不同，但是这些差别只是表现在细节上，其内在精神是相通的。马端临评论道：“盖近代以来，天子亲祠，其礼文繁，其仪卫盛，其赏赉厚，故必三岁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地百神与所配之祖而已，于宗庙无预，故必假告祭之说，就行亲祀宗庙之礼焉，于事则简便矣，谓之合礼则未也。”^[193]实际上，皇帝亲郊前的太庙朝享之所以无法废除，不仅仅是因为它确实方便了皇帝，更重要的是强化皇权神圣性的需要压倒了礼制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