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后时期

一、高宗武后时期

与隋代相比，三祀制的祭祀对象在唐高祖、太宗两朝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名称上有异，如隋代的四望就是岳镇海渎。高宗继位后，情况有所变化，释奠、先农、先蚕和先代帝王成为三祀制的祭祀对象，五祀从这一制度中消失了。

释奠礼仪是祭祀儒家先圣、先师的仪式。唐前期是帝制时代释奠礼仪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时期。以往的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经过一番政策上的摇摆，最终确立了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的制度，并建立了从祀制度。^[79]本书的第五章也将指出，在唐前期，不仅是释奠礼仪的功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从佐证皇太子或幼帝知识、人格的养成变为呈现儒家学术传统，这一礼仪在五礼制度中的类别归属也最终固定为吉礼。隋代的三祀制中没有释奠礼。贞观二十一年（646），许敬宗指出：“凡在小神，犹皆遣使行礼，释奠既准中祀，据理必须禀命。”^[80]可见，此时释奠礼尚未成为中祀，只是参照中祀的标准。显庆二年（657），许敬宗奏请以祭祀等级确定笾豆数时，仍然提到“释奠准中祀”。^[81]不久后，释奠礼成为中祀，根据荣新江和史睿对俄藏Дx．3558敦煌文书的复原，在显庆年间修订过的《永徽祠令》中，释奠礼是中祀。^[82]

先农、先蚕的祭祀是象征意义颇浓的仪式，分别配合皇帝亲耕、皇后亲蚕，来体现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礼记·祭统》：“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83]《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齐戒，亲东向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惰。”^[84]先农和先蚕的常祀虽然早已有之，^[85]但是进入三祀制还是在唐前期完成的。在永徽二年（651）颁布的祠令中，先农已是中祀。^[86]次年，高宗下制：“以先蚕为中祀，后不祭，则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农。”^[87]

汉代以后不时举行的先代帝王祭祀，直至隋代才建立常祀制度，^[88]至唐高宗朝进一步系统化，并成为中祀。显庆二年（657），三年一祭的先代帝王常祀制度确立：“以仲春之月，祭唐尧于平阳，以契配；祭虞舜于河东，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汤于偃师，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酆，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镐，以周公、召公配；祭汉高祖于长陵，以萧何配。”^[89]荣新江和史睿的研究表明，先代帝王常祀在显庆年间成为中祀。^[90]

最后说一下五祀，也就是五官之神。《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郑玄注：“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时迎五行之气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神之子曰重，为句芒，食于木；该为蓐收，食于金；修及熙为玄冥，食于水；颛顼氏之子曰黎，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91]五祀在隋代属于中祀，但只是明堂、雩祀、五方上帝等祭祀的从祀神，或在蜡祭中出现。到了唐代，依然没有单独的五官之神祭祀，因此，五祀退出三祀制是不难理解的。

高宗武后时期进入三祀制的释奠、先农、先蚕和先代帝王常祀，都是源自经典、历史悠久的传统祭祀，此前就已出现在国家祀典中了。我们注意到，隋代三祀制下的祭祀对象较少，不少国家礼典中的常祀尚未出现于其中，从高宗武后时期开始，那些原先不在三祀制中的传统祭仪逐渐被吸纳进来，这一过程在唐至北宋时期长期延续。五祀在三祀制中的消失，开启了非祭祀主神的神灵退出这一制度的进程。这些现象体现了在儒家礼制框架下三祀制的逐步清理完善，这是唐至北宋时期三祀制演化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