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翻译文学
一、《尸语故事》
最初源于印度的《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是集录本，没有具体作者，但藏语《尸语故事》的一些本子的书目里明确标为印度龙树大师所著。《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的大概内容是：健日王为酬谢一名出家人每天送他一枚包着宝石的果子，答应出家人把一具尸体搬到祭坛上。当健日王搬着尸首往回走时，尸首便给他讲故事。讲完故事，又给他提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当国王说话回答时，死尸便回到了火葬场。如此来而复往，共24次。最后，国王被难住了，没有回答问题。僵尸便告诉国王，出家人要害国王，于是国王回去杀了出家人。
藏文《尸语故事》的大体框架与《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基本一致，但有多个不同的手抄本和木刻本，这些本子中的故事，有些相同或基本相同，有些则完全不同，共有故事35则，超出了《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的数目。故事情节比较曲折多变，描写细腻，富于幻想，并具有神话色彩，引人驰神骋想，遨游于幻想世界，反映了藏族古代的社会现实及人们的思想感情、生活愿望和审美意识等，表达了古代藏族劳动人民的道德观念、审美意识、爱憎心理和宗教信仰等，所有故事的结尾都是幸福美满，显示出藏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及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此外，故事的语言朴实无华，不尚浮词艳语，散文叙述通俗流畅，有的故事中插入一些谚语和歌段，使故事更加活泼生动而富有哲理。
二、《诗镜》
作者是印度的檀丁，或译作檀智，藏语称为优巴坚（意为执杖者），大约生活在7世纪，属于婆罗门族，为巴拉瓦国王的宫廷诗人。
13世纪，萨迦派的班智达·贡噶坚赞在他的《智者入门》一书中对《诗镜》第一次做了概述，并在他所著的《萨迦格言》中加以运用。到了13世纪后期，在八思巴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下，由雄敦·多吉坚赞与印度诗学大师罗克什弥伽罗合作全部译成藏文，并将书名按意义从梵文译成藏文“年阿买隆”（意为“美文镜”），又因书中的内容是以诗为主，所以习惯称为《诗镜》。一经译出，藏族学者便纷纷对《诗镜》原文加以注释，并且举出新的诗例，对原作进行补充和发展。
《诗镜》共分三章，包括定义、对定义的解释和诗例，都是以诗的形式写出。第一章主要叙述文章的体裁，有105首诗；第二章说明修辞方面的“意义修饰”，有365首诗；第三章说明修辞方面的“文词修饰”“隐语修饰”和“写作特点”，有186首诗，全书共计656首诗。
《诗镜》一书，在阐述文艺理论和讲解修辞手法时，为了说明问题举了相应的诗例，全书656首诗中，诗例就有355首。从内容上看，大部分是描写妇女容颜、男女之情、赞颂国君王子、宣传圣贤之道的。偶有抨击暴君、记述历史传说、反映风俗人情的，但为数极少。
《诗镜》传入藏族地区以后，历代藏族学者对《诗境》进行了一番民族化的改造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诗镜》对文艺理论中关于内容、形式和修辞三者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阐明，所以萨班·贡噶坚赞对诗歌的“形体”做了自己的解释，后来的学者也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到了16世纪，素喀瓦·罗卓杰布在他的关于《诗镜》的著述中，率先提出了内容、体裁与修饰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三者统一不可分。这是对《诗镜》中存在的问题做出了根本性纠正，对藏族文艺理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其二，在修辞方面，藏族学者也做出了若干补充和发展，补足了《诗镜》的缺漏，同时比印度原有的解释也更充分、更完整、更合乎客观事实。此外，藏族学者对修辞类别也有所增加，就《诗镜》本身的体系来说是有所补充的。
其三，《诗镜》在传入藏族社会后的实际运用中，藏族学者淘汰了那些不适合藏族语言特点和结构条文的修辞手法和韵律，而代之以适合的韵律，既注意语言的不同特点，避免生搬硬套，又注意其参考价值，灵活多用。
《诗镜》是藏族文学和修辞学方面的最主要理论著作。它使藏族的创作实践从没有理论指导变为有意识的描述，从写作技巧和手法的客观自发形成走向作者主观有意追求。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藏族的很大一部分文人中，兴起了一股新的思潮和文风，特别是诗歌创作方面，出现了大批诗歌作品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与“道歌体”和“格言体”诗歌鼎足为三，形成了一种新的“年阿体”流派，风靡文坛数百年而不衰。
三、《藏文大藏经》
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个部分。《甘珠尔》意为佛语的翻译，即佛教经典的译文，包括显密经律，有1008种（德格版）。《丹珠尔》意为论著的翻译，即佛教徒对佛经的注疏论著的译文，包括经律的阐明和注疏、密宗仪轨和五明杂著等，有3461种（德格版）。
《藏文大藏经》中除了佛教的经、律、论等有关内明（佛学）的著作外，还包括了因明（逻辑学）、声明（语言文字）、医方明（医药）、工巧明（星算、工艺等）等方面的著述。因此，《藏文大藏经》不仅是一部佛学丛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百科全书。其中的译文是八九世纪和11~13世纪时翻译的，大部分译自梵文，有一部分译自汉文。现在传世的《藏文大藏经》是在14世纪中叶由布顿·仁钦珠和蔡巴·贡嘎多吉两位著名的佛学大师编订的。1411年，在南京刻印了藏文的《甘珠尔》部，1594年在北京又补刻了《丹珠尔》部，并颁发到藏区。从此，《藏文大藏经》有了刻本传世。18世纪中叶以后，又相继有纳塘、德格、卓尼、北京、拉萨等不同版本的《藏文大藏经》问世。各种版本所收种数不尽相同，但在编订刻版时，按规范化了的藏文正字法进行过统一。因此，文字、译名及规格都比较一致。《甘珠尔》和《丹珠尔》中，有些讲述的是佛陀的本生故事和宣传佛教道德观念、赞颂佛陀、菩萨的诗歌、戏剧等作品。这些作品刻画人物、写景叙情，文字优美、细腻生动，修辞手法丰富多样，具有浓郁的文学情趣，把这类具有文学性的经论译著总称为藏文佛经文学。
《藏文大藏经》中包含的佛经文学作品，就其题材来说，可以分为寓言故事、诗歌、传记、戏剧等几种类型，其中以佛经故事为最多，这类作品大都是民间文学作品的结集，通过故事的形式来解释佛教的基本教义，宣扬因果轮回报应的观点和佛陀未成佛前历世六度修行的善业功德，以实例劝导人们弃恶从善、走修行成佛的道路。故事内容涉及面极广，想象力极为丰富，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有趣。作品多采用散韵结合的文体，以散文为主，中杂韵文，即叙述故事情节时用散文，对话、写景、赞颂、评论时用韵文。
《藏文大藏经》的翻译，对藏族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是思想方面，因为藏族文学作品大多出自佛教大师之手，所以每部作品都有佛教的影响和说教的内容，而其中所反映出来的佛教人生观，形成了藏族传统文学所特有的民族特色。其次是在佛经文学作品中，大胆的幻想、离奇的情节、奇特的夸张和神话色彩的特点极为突出，这种无所不在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对藏族文学有较大影响。再次，佛经文学中有不少动人有趣的寓言故事，在藏族文学作品中，也常常把佛经中的寓言故事作为素材吸收到自己的作品中，作为典故引用，或作为譬喻、注释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或哲理。最后，佛经文学中普遍采用的散韵结合的文体，在藏族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成为一种很流行的文体。用譬喻说理的诗歌形式宣传佛教观点或哲理的格言诗，在藏族文学中也得到很大发展。而在佛陀传记、本生经等的启发和影响下，在14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各教派纷纷为本教派的高僧大德编写传记，藏族传记文学也得到空前发展。此外，大量的佛教词汇丰富了藏语文，佛经中常用的一些句型、描写手法等也慢慢吸收到了文学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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