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的民族文化

第二节　东乡族

历史上东乡族往往因其信仰伊斯兰教而常与回族混为一谈，民间曾称其为“土人”“东乡回”、“蒙古回”等，自称“撒尔塔”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民族成分的识别和确认，对东乡族才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1956年民族语言调查和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成了日后东乡族研究的坚实基础，从此关于东乡族的综合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全面展开。涉及历史学、语言学、文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人类学、经济学、教育学、哲学等领域，研究成果除集于中国少数民族、甘肃少数民族综合研究书籍外，还出版研究专著、论集、诗歌集、故事集等20余种，专题论文、调查报告、文章、资料整理等120多篇（种）。纵观40年来东乡族的研究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识别工作到1978年底，即以民族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为主所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综合性的社会历史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编写的《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东乡语概况》、《东乡族社会调查资料汇集》等一批基础著作和少量研究文章。第二阶段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余年，东乡族的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研究范围由甘肃东乡族向新疆、青海、宁夏东乡族扩展，研究领域由综合研究向多学科研究拓展，并应用自然科学手段研究东乡族的社会问题取得成果。

一、东乡族综合研究

综合研究是东乡族研究成果中较为突出的方面。最早的综合研究著作是196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甘肃省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组联合编印的《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继此以后，出版了少数民族五种丛书之一《东乡族自治县概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民族知识丛书之一《东乡族》（马自祥著，民族出版社1987年）。而更多地则反映在全国和甘肃少数民族的综合研究著作中，如《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甘肃少数民族》（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临夏回族自治州概况》《甘肃民族源流》（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均设专题。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东乡族的历史变迁、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本民族作者马自祥著的《东乡族》一书，采用最新研究成果和调查资料，全面系统论述了东乡族族源、族称、历史沿革、反抗斗争、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民间文学、传统体育、宗教信仰等方面，是迄今为止研究东乡族最为全面系统的专著。

二、东乡族历史研究

50年代开展的社会历史调查，为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的成果也最为显著，除60年代编印的《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和《东乡族调查资料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1963年北京铅印）外，80年代以后又出版了全国五种丛书之一的《东乡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等史籍，还发表40余篇论文。马廷荣的《东乡族近百年大事记》，为1840年到1949年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线索。另外《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马通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甘肃民族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历史专著也都程度不同地对东乡族历史进行了论述，尤以族源与形成问题讨论较多，其次是关于历史人物的研究。

（一）族源与形成

1．三族混合说。《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和《东乡族调查资料汇集》认为：“东乡族是以居住在东乡地区的回族为主，融合了居住在当地的蒙古人、汉人而形成的一个民族”，这一观点先入为主地占据学术领域长达30余年。1984年出版的《东乡族简史》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观点，认为“东乡族是十四世纪后半叶、即元末明初居住于东乡地区的回回人、蒙古人、汉人以及藏族人共同融合而形成的，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使用蒙古语的那部分回回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那部分蒙古人起着主导作用”。继之，《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的“东乡族”条）、《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甘肃民族史入门》以及舍力甫关于《何锁南普的族属与东乡族族源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均持这一观点。

2．吐谷浑说。1987年出版的《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一些传说认为东乡族是吐谷浑的后裔，其根据是，新中国成立前东乡语被称为“东乡土话”，而东乡族也被称为“东乡土人”，东乡语与土族语言接近，东乡地区出土的一些陶器，可能是从吐谷浑人坟墓中挖掘出来的，相传吐谷浑领袖阿豺曾折箭教子，所以东乡族很团结。

3．沙陀突厥为主说。李光郁在《浅析东乡族和裕固族的民族名称》（《青海民族学会学术论文选集》第2辑1983年8月）中通过对东乡族自称——桑塔一词在语音上的音变现象的研究，得出“东乡族是以沙陀突厥为主体形成的”结论，并认为东乡族到今东乡地区后，与元朝时阿难答辖区唐兀之地笃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可能下达达化的阿陀人）有联系。

4．蒙古人为主说。《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中说：“根据传说与史料，东乡族主要源出于蒙古族。”《民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上说：东乡族“由十三世纪进入该地区的一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一说出于一支色目人），与当地汉、藏、回等民族长期相处，发展而成。”费孝通说：“东乡族和保安族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费孝通《甘南行》，《西北发展·甘肃篇》，兰州大学学报编辑部1988年7月）

5．回回色目人为主说。这一观点首先在马通《浅谈东乡族源与伊斯兰教》（《甘肃民族研究》1981年创刊号）一文中提出，认为“东乡族的族源，主要是由成吉思汗西征时所俘获的中亚人和蒙古人组成戍边的蒙古军，这支军队大约是1227年前后留驻在东乡的赤鲁兀的部属，士兵多系中亚人，军官多系蒙古人”；“东乡族的远祖，不一定是蒙古人为主，色目人为主的可能性很大”。此后出版和发表的《东乡族自治县概况》、《临夏回族自治州概况》、《甘肃少数民族》和马国忠、马自祥《关于东乡族族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一文都明确认为：东乡族是以中亚回回色目人为主形成的。

6．撒尔塔人为主说。近年来，本民族的一些研究工作者根据东乡族的自称——撒尔塔或桑塔认为，撒尔塔人是形成东乡族的主体部分，最早将撤尔塔与东乡族族源联系起来考察的是马国忠、马自祥（东乡族）《关于东乡族族源》一文。此后，马志勇（东乡族）先后写了《“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西北民族学报》1983年第1期）和《“撒尔塔”考辨》（《甘肃民族研究》1984年1～2合期）两篇文章，对“撒尔塔”一词进行了详细考辨，较为可信地论述了东乡族与撒尔塔及其他有关民族的关系，认为撒尔塔人是东乡民族形成的基本因素，在这个基础上融合了蒙古、柯尔克孜（也称吉利吉斯）、汉、藏、撒拉等族和古代乃蛮、克烈、钦察、哈刺鲁等部族的成分，形成了东乡族。《甘肃民族源流》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观点，认为“东乡族是以撒尔塔人为主，融合了其他一些民族的成分，约在元末明初形成于今甘肃东乡一带的一个民族”。

关于东乡族族源与形成问题，学者们关注较多，成果显著。马虎成在《东乡族族源研究综述》（《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一文中，对40年来东乡族族源研究状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地评述。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东乡族族源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起始于1958年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止于1978年底，这是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从1979年1月国家民委组织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开始，这是发展阶段。文章分述了迄今为止在东乡族族源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形成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是：三族混合说；吐谷浑说；沙陀突厥为主说；蒙古人为主说；回回色目人为主说；撤尔塔为主说。

（二）历史人物

1．何锁南（何锁南普）。对于元末明初河州历史上的这一重要人物属于什么民族，史学界有三种观点：一为蒙古族；一为东乡族；一为藏族（或吐蕃、土番）。《民族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少数民族》、《东乡族简史》等著书和辞书中，均认定何锁南是东乡人，东乡族，住在锁南坝。但最近本民族研究者舍力甫在《何锁南普的族属与东乡族族源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和马志勇《河州土司何锁南》（《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两篇论文中，博引史书诸多记载，明确否定何锁南（何锁南普）是东乡族的观点，进一步肯定“何锁南（普）是吐蕃土番，藏族”，“而且是番族的沙马族”。

2．马悟真（马尕大）。史学界对这一清朝同治年间反清起义将领的评价褒贬不一，《东乡族简史》、《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甘肃少数民族》等著作持否定观点，认为长达10年之久的河州回族、东乡族人民的大起义，竟以“胜利投降”而失败，是由于起义将领马占鳌（回族）、马悟真投降清军并以出卖人民反抗运动为代价，成为清廷代理人。而马自祥的《马吾真》（1983年西北民院历史系编印《西北民族历史人物选介》）一文则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

3．马和福。一向被作为回族人物研究的这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甘宁边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最近在《甘肃民族源流》一书中被认定为东乡族。

三、东乡族伊斯兰教研究

1978年以来，关于东乡族与伊斯兰教的研究成果较多。除《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东乡族简史》、《东乡族》、《甘肃少数民族》、《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的基本特征》、《甘肃民族源流》等著作设专题论述了东乡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外，《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所收录的关于东乡族词条，又系统地介绍了东乡族的宗教与神话；同期，还发表了部分专题论文。马通的《浅谈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杨建新的《东乡族与伊斯兰教》（《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高占福、胡青的《东乡族伊斯兰教概述》等进一步探讨了伊斯兰教对东乡族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东乡族对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其中，《甘肃民族源流》一书在肯定了以往研究成果，即：“伊斯兰教在东乡族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东乡族的历史发展，风俗习惯和文化生活等都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东乡族的先民撒尔塔人原本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他们被蒙古人遣发来到东乡地区，身在异乡，为他族服务，仍保持着这个信仰，不但没有被别的民族同化，反而用自己的信仰影响了当地的其他民族成分，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伊斯兰教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这个纽带的联系下，原来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经过融合，形成了东乡族”。《东乡族伊斯兰教概述》一文则在肯定了“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尤其是在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发展史上，东乡族占有重要地位，它创建了白庄、胡门、张门门宦和伊赫互尼教派”的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对创建各门宦及教派的发展过程与宗教特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并介绍了东乡族伊斯兰教的“哲玛尔提”制度。

另外，上述的一些著作和论文还对创建门宦和教派的东乡族著名人物马葆真、马伏海、马万福等进行了评述，对其各自不同的宗教主张进行了分析。除此之外，还发表了本民族研究者马克勋的《中国伊斯兰教伊赫互尼派的倡导者——马万福（果园）》（《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马自祥的《马万福》（由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编印的《西北民族历史人物选介》）两篇专题论文，对其人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马万福不仅创立了中国伊斯兰教依黑瓦尼派，而且是中国伊斯兰教维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中、阿伊斯兰教界享有一定声誉。

四、东乡族语言研究

郝苏民在《东乡语论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88年）一书的“序”中指出：“由于东乡族的独特的语言现象，被国内外语言学者公认为是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这个‘大家族’的成员之一，故关于他的语言的科学考察、论述、研究便先于对他的其它方面的研究而开展起来”。50年代初期我国有关部门组织进行系统调查和搜集语言材料，并汇集成《东乡语调查》（初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东乡语概况》（刘照雄，《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截至1991年前，用汉、蒙两文发表的关于东乡语研究的专题论文有20余篇；系统的研究专著两种：一种是在中国学者协作下由苏联蒙古语言学家托达叶娃编著的《东乡语》（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一种是刘照雄的《东乡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这是国内较系统的东乡语言专著，全书分为概况、语言、语法、附录等五部分。这两部著作对东乡语语音的论述各有不同，自成体系。为此，我国一些研究工作者近年来发表论文进行争鸣。为了总结以往东乡语的研究成果，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将散见于各种期刊中关于论述东乡语的有代表性的文章选辑成册，出版了《东乡语论集》，全书选辑了马国良、刘照雄的《东乡语研究》、布和的《东乡语的元音和谐现状探析》和《东乡语动词“式”的一个形式——附加成分——mu》以及《东乡语词汇初探》、那德木德的《关于东乡语元音》、阿·伊布拉黑麦的《东乡语的音位》和《东乡语的构词法》，包力高的《东乡语与蒙古书面语元音辅音的对应》、那森柏的《东乡语的词重音》和《东乡语蒙古语人称代词比较研究》、呼和巴尔的《关于东乡语的复数附加成分——cia》等11篇论文并附录了日本学者栗林均关于《“东乡语词汇”蒙古书面语词索引》的序言。这些论文都从语言学的不同角度对东乡语进行了分析研究。布和编著的《东乡语词汇》（《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第8分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是语言研究的一部工具书，该书的东乡语词是用国际音标标记，按照传统的蒙文字母表的顺序排列的，各词条下面用汉文注明其词类和词义，成为东乡语和汉语对照的词汇集，这本词书的最大特点是注明了每个词的来源。收词约4000条。除上述关于东乡语的专门论著外，还有从比较研究角度出版和发表的《东乡语和蒙古语》专著以及万明钢的《汉、藏、东乡族儿童汉语句型理解水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民族教育研究》1991年第2期）等论文。

五、东乡族文学研究

东乡族的文学研究包括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和当代作家与书面文学的研究两个方面。

东乡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是50年代从搜集、发掘、整理传统民间文学艺术宝藏入手的，到60年代有了一定的基础。主要有赵燕翼整理的东乡族民间传说《白羽飞衣》（《民间文学》1959年11月）和柯杨整理的《挡羊娃与牡丹花》（《民间文学》1963年12月）等。进入198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成果迅速增加，主要有汪玉良和马自祥对颇具影响的东乡族叙事长诗《米拉尕黑》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出版了《米拉尕黑》（汪玉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专辑和马自祥整理的《米拉尕黑》长诗（《甘肃民间文学》1982年第2期），诗中保存了许多东乡族语言和文化史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同期还出版了郝苏民、马自祥主编的《东乡族民间故事集》（民间文学艺术出版社，1981年），收入传说、童话、人物等30余篇。编者认为它是研究东乡族人民今昔政治、经济、宗教、民族心理、道德、文字和语言的极有价值的材料，另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民间故事、民歌及获奖作品被选入全国性相关内容的选集中。寓言故事《聪明的地达达》和《虚荣的喜鹊》等被选入《中国少数民族寓言故事选》（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关于东乡族文学的论述，是对东乡族民间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最初尝试。在此基础上，马自祥的《东乡族民间文学简述》（《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更加全面地概述了东乡族民间文学的内容、形成和艺术特色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他又在《东乡族与民歌格律》（段堡林《中国民歌格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一文中对民歌的节奏、韵律及语言构成等特点进行了探讨。近年出版的《甘肃少数民族》和《东乡族》两书也对东乡族民间文学进行了专题论述，更加全面地涵盖了东乡族民间文学的内容、艺术形式及特色。

进入80年代以后，在不断深化对东乡族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同时，对本民族著名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书面文学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展开。自《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陶立蹯、吴重阳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收录了著名诗人汪玉良和马自祥的自传后，评论研究其人和作品的文章已发表近20篇。王新兰的《扎根于故乡的沃土中》（《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3期）对汪玉良及其创作主题、独特的诗风、诗的价值等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认为汪玉良是我国东乡族第一个卓有成绩的诗人，他的荣获首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一等奖的《米拉尕黑》显示着东乡族文学艺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将跻于祖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发展的第一流行列。岸波发表在《甘肃日报》上的《唱在春天的阡陌里》和《“春之舞恋”的痴情歌者》两文，对青年诗人、作家尤素夫（马自祥）及其诗作和小说的特点分别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予以了肯定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辑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资料索引》汇集了他们二人历年来发表的作品目录。马自祥的《甘肃少数民族文学述评》（《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3期）对东乡族第一诗人汪玉良1949年10月从事创作以来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评述。认为1956—1965年是他创作精力的旺盛时期，先后出版了《我握着毛主席的手》（人民出版社，1959年）和《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甘肃民族出版社，1965年）两本诗集；还发表了数百首短诗。诗的特点：委婉细腻，清丽动人，表现出隽永而含蓄的艺术风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涯。出版了《汪玉良诗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并把主要精力转向探索和追求长篇叙事诗的创作。《阿娜》、《伊卜拉欣》、《马五哥与尕豆妹》、《米拉尕黑》等叙事长诗，是他以一种更加雄阔的背景和更加酣畅的笔墨探求自己祖先的历史足迹，表现自己民族的奋斗精神，在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上，从严谨的现实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东乡族历史上的第一部小说集《山情》（马自祥，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问世以后，引起国内外反响，又一次掀起对作者与作品的评论。阿丹发表在《甘肃日报》上的《走出黄土地》对“马自祥深深地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以其独特而又深刻的感受，冷峻的目光去剖析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个民族的文化所揭示的民族的特质”的艺术心智，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山情》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色彩斑斓的生活，是一群平凡而崭新的人物，是一个个富有内涵的思索，整个作品渗透着作者自身民族的文化积淀和审美定势。《山情》中有的小说被收入《中国小说年鉴》，有的收入台湾出版的《大陆小说选》，有的收入香港出版的小说集。穆光的《一束散发着泥土清香的绚丽山花》（民族文学》1991年第9期）着重对《山情》的艺术特色进行了评论，认为：“对东乡族妇女心理的细腻刻画”、“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以及对民族心理素质的准确把握和揭示”、“诗化的语言和艺术手法的灵活运用”是《山情》的三大特色。

六、东乡族民俗研究

关于民族学的研究主要是由本民族的研究工作者进行的，发表了近10篇论文与文章，尤以婚俗与风俗的为多，其中，马国忠、马自祥的《东乡族的婚姻制》（《甘肃民族研究》1981年创刊号）则是深入研究东乡族婚姻形态与社会基本组织形式和结构的有价值的参考论文。它不仅论述了民族和民族外婚制与“哲玛其”和教派内婚制，而且对有别于他民族的婚礼习俗作了阐述。在这方面研究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家庭婚姻》中关于东乡族的论述。马文贤的《浅析解放前东乡族的婚姻形态》（《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婚姻观，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东乡族婚姻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文章认为：伊斯兰教对东乡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着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他的婚姻制度也毫不例外地在伊斯兰教婚姻家庭制度的制约之下形成、发展和变化着，与此同时，东乡族植根并长期生活繁衍在我国西北各民族当中，所以它的婚姻家庭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文化的影响。文章分析了“一夫一妻制”、“教内婚”、“家族外婚”、“表亲婚”等婚姻家庭形态中的四种表现形式以及婚姻习俗等。另外，新疆的民族问题研究人员还就新疆的东乡族婚姻家庭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苗剑新的《新疆伊犁地区东乡族的婚姻问题》（《西北人口》1985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新疆东乡族人口变化的分析对婚姻问题进行了探讨。

七、东乡族人口学与人类学研究

关于东乡族人口学的研究是以1982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展开的。先后发表了马正亮的《东乡族人口发展特点及开展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人口研究》1983年第5期）和刘同起的《新疆东乡族人口结构状况浅析》（《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1期）两篇论文。前者以甘肃东乡族为研究对象，后者则通过新疆东乡族人口状况与甘肃东乡族的比较，提出移民群体人口问题研究对于我国整个经济重心西移，战略发展目标转向大西北有着特殊的意义。继此之后，《甘肃少数民族人口》（马正亮著，甘肃科技出版社，1988年）、《中国穆斯林人口》（张天路，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两书都设专章论述了甘肃东乡族人口的发展变化，通过对东乡族的人口数量、地区分布的发展变化和婚姻家庭、自然增长、文化程度、性别年龄构成状况及行业与职业构成特点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东乡族人口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多年则以年均30．5‰的速度增长，并在1958—1963年和1972—1974年出现了两次西迁，这是新疆东乡族人数增加（1982年人口普查40346人，占全国东乡族人口的14．44%）和甘肃东乡族人口在1964年前出现负增长率的原因；东乡族人体质强壮，身体健康，是与东乡族一贯严格遵循的民族外婚制分不开；东乡族出生率高又与早婚习俗有密切关系。人口因素综合考查表明，甘肃省东乡族人口的年龄结构属于典型的年轻型人口（人口年龄中位数仅为17岁，少年儿童系数为41%），且人口文化程度较低，文盲率高达93．2%，在行业构成中从事农、林、牧、渔者占97．59%。由此，东乡族尚处相对落后的地步，亟待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增长。

80年代以来，以东乡族为对象进行了一些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佐证了其族源与形成问题。先后发表的徐珉等《甘肃省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三个民族的ABO血型的分布》（《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4期）、张让等《甘肃、青海十个民族中苯硫脲尝味能力测定》（《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期）、杨东亚、戴玉景《西北地区九个民族主成分分析和聚类的结果》（《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9期）、刘桂枝的《西北地区七个民族ABO血型分布特点及分析》（《西北民族学院（自然科学版）报》1990年第11卷第1期）等论文都不同程度地对东乡族进行了科学的量化分析与研究。刘桂枝通过对西北地区七个民族ABO血型分布特点的分析和遗传距离的计算认为：东乡族和维吾尔族的ABO血型分布特点完全一致，频数顺序同是B大于A大于O，民族指数均小于1，遗传距离与其他民族相比最近。这一成果证明东乡族与维吾尔族同源于突厥系统。1991年5月发表在《人类学学报》上的戴玉景等《甘肃东乡族体质特征研究》，通过对207位东乡族男女性体质特征的指数分析认为，东乡族人体质特征属于西北少数民族体质类型。对《东乡族简史》中“东乡族是聚居在东乡地区的许多不同民族的成分逐渐而成的一个民族，东乡族的主要成分是回族、蒙古族、汉族，此外，藏族也是东乡族族源的主要成分”的观点进行了佐证。

八、东乡族教育与经济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研究者们也开始重视教育与经济问题的研究，发表了马国忠的《东乡族自治县教育事业现状及采取若干特殊措施的设想》（《甘肃民族研究》1984年第3～4期），刘晓琴的《普及东乡初等教育几个问题的探讨》（《甘肃民族研究》1984年第3～4期）和刘玉民、马凌祖的《东乡族自治县经济发展概况及战略探索》（《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年），这些文章均从东乡族地区教育，经济发展现状，探讨改革问题。1991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大型教育百科辞典——《教育大辞典·民族教育》分册所收“东乡族教育”条和《甘肃省志·教育志》中的“东乡族教育”节，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东乡族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教育特色。

九、其它研究

关于东乡族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王步贵的《东乡族社会政治思想的初步探索》在思想史的研究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对富有东乡族传统特色的体育项目进行了挖掘、整理与研究。

在东乡族研究的历史进程中，为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探索未来的研究方向与方法。李燕青于1985年发表了《三十五年来东乡族研究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3～4期），从历史、文学、语言、民俗学等方面对东乡族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在分析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与不足后，提出了今后关于东乡族研究的方向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