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族是现在哪个民族

第三节　历史沿革

门巴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门巴族先民和藏族、珞巴族等民族很早就在西藏南部喜马拉雅山区畜牧耕耘、繁衍生息，为开发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门巴族的发展历程中，他们不仅和吐蕃王朝密切的联系，而且积极参与到近代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为我国的边境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建立后，门巴族与其他各个民族一样，经历了民族识别、社会历史调查和改革开放，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

一、古代门巴族

（一）远古时代

根据考古学资料的证明，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生活在珞瑜、门隅地区。喜马拉雅山脉植被茂盛、气候温和、水源丰富，这些优越的条件为人类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门巴族先民则成为这一地区的“土著”民族。

门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且人口较少、居住闭塞，因此研究门巴族的历史是比较困难的，只能从门巴族的神话传说以及藏文文献中搜寻线索。关于民族的起源，门巴族与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有着“创世说”，即“猴子变人”的神话传说。藏文文献《贤者喜宴》一书也曾记载：“众猴因食谷而变为人，他们食自然之谷物，穿树叶之衣，在森林中如同野兽一样生活，犹如‘珞’与‘门’（地方之人）那样进行活动，而遍及西藏地区”，^[1]虽然神话不是历史，但神话的象征意味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痕迹，门巴族将猴子视为祖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进化过程，是门巴族先民对于人类社会形成过程的合理想象。

（二）吐蕃王朝时期

7世纪初，佛教传入吐蕃王朝，新兴宗教的到来支持了政权力量的增长，吐蕃赞普借助宗教的势力致力于统一青藏高原各部。《红史》载：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分为四如，南自珞与门，西自象雄，北至霍尔，东自咱米兴米等等均予征服。”^[2]对于吐蕃王朝与门隅地区的关系，著名藏文史书《贤者喜宴》也有记载：“东方之咱米兴米，南方之‘珞’与‘门’，西方之象雄及突厥，北方之霍尔及回纥等均被收为属民之中”^[3]。这些藏文古文献的记载，表明门隅、珞瑜地区的门巴族先民最迟到吐蕃王朝时期，已经成为吐蕃王朝的属民，与吐蕃王朝建立起密切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联系。

门隅地区在吐蕃时期曾被作为藏族统治者流放犯人的场所，门隅地区湿热的气候对于习惯了凉爽高原气候的藏族人来说实属折磨，就如中原王朝常常将官员贬黜至南方的瘴气之地。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于《西藏王臣记》中追叙吐蕃时期曾流放两王子于“门”。

“次之牟茹赞布者，昔日当赤松德赞王（755～797年在位）与二尚论商议征服三分之二世界之时，王子牟茹赞布来到会议之址，尚甫仁告诉牟茹赞布：‘暂勿进入王臣会议之地。’王子牟茹赞布乃以小刀刺之，尚甫仁被杀。大臣桂氏遂以三恶刑法及三善刑法决断，暂将王子流放，后自门地迎请之，旋被委任执政。后被大臣之家人祥纳囊所弑。”^[4]

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统一的政权不复存在，青藏高原进入割据和征伐状态。吐蕃王朝的军士和难民大量流落到门隅、珞瑜地区，他们与当地土著相互融合，逐渐在门隅地区形成了门巴族。由此可见，门巴族与藏族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血统上，也体现在政治和文化上。

（三）元明清时期

最先传入门隅地区的藏传佛教教派是宁玛派，因为宁玛派的教义与修行方式与门巴族的本土宗教比较相似，因此更为容易接受。到了12世纪，噶举派进入门隅地区，宁玛派势力受到打击，这与当时中央王朝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13世纪，忽必烈建立元朝，以藏传佛教作为国教，任命当时的萨迦派活佛八思巴为国师，管理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行政事务。这时的门隅也被纳入萨迦地方政权的治理之下，成为元帝国统一政权下的一个行政区域。明承元制，继续在西藏采取政教合一的政策，这时萨迦派的势力已逐渐衰微，噶举派取代萨迦派统领西藏政教。1354年（元至正十四年）帕竹噶举首领降曲坚赞向元朝请得大司徒封号，其世袭统治西藏地方约264年，门巴地区成为帕竹噶举的领地。到了1618年，噶举派中的噶玛支系取代帕竹噶举的地位，控制门巴族地区直到1642年。到了清朝，格鲁派以其严格的戒律和庞大的信众团体，取代了西藏各教派，成为藏族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教力量，并发展出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在二世达赖喇嘛根蹲嘉措时期（1472～1542），格鲁派已经传到门隅地区，后人熟知的著名诗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是门隅地区的门巴族。

二、近代门巴族

（一）门巴族东迁

墨脱县在藏语中被称为“白马岗”，它位于门隅以东，在古代是珞巴族的领地，而非门巴族的祖居。18世纪前期，门隅地区遭受了强烈的自然灾害，一部分门巴族被迫迁徙，传说白马岗是一个“不种青稞有糌粑，不养牦牛有酥油，不修房子有房住”的地方，而且在当时已全体接受藏传佛教的门巴族看来，白马岗是“莲花圣地”，那里没有繁重的劳役和乌拉差役，是理想的人间仙境。于是，在这一美妙传说的驱使下，六户门巴族人开辟先河，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白马岗，在经历了与当地珞巴族的无数周旋之后，终于成为第一批定居白马岗的门巴族人，他们的定居点被称为“门仲”，即门巴的村庄。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门巴族东迁白马岗，成为一股强大的移民浪潮。但是这股浪潮让当地的珞巴族感受到了危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农耕民族的门巴族，较之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计方式的珞巴族，在生产力上更为先进，在争夺资源上更占优势。二是信仰藏传佛教的门巴族与仍然信仰苯教的珞巴族在宗教上很容易产生冲突。这些矛盾使得当时的门巴族和珞巴族关系恶化，常常发生冲突和械斗。

在门、珞两族的矛盾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当时的波密土王，一方面他试图借助门、珞两族的纠纷扩大其在白马岗地区的统治权力，另一方面他对门、珞两族的和解也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无休止的械斗最终使得门、珞人民感到厌烦，械斗双方派代表进行和谈，双方确定以仰桑曲河为界，以南为珞巴族居住地，以北为门巴族居住区。确定更邦拉以上的上珞瑜（即白马岗）由波密土王管理，门、珞两族仍像过去一样友好往来。双方歃血为盟、灵石为证，发誓永不征战。

（二）清军进入白马岗

根据《西藏王统记》等史书的记载，波密噶朗王政权是吐蕃王朝第八代赞普止贡赞普的后裔。止贡赞普被其大臣洛昂谋杀后，其子霞赤、聂赤和嘉赤分别逃往工布、娘布和波沃地区，而嘉赤在波沃地方被推举为首领，居住在波沃噶朗地方，即今日的波密县，其后代则成为噶朗地方的首领，掌握着地方政权。

“清同治年间及光绪二十五六年皆屡次投诚。屡次背叛。自恃地险民悍，不时出剿抢劫，焚杀重案，无岁无之。”^[5]清朝末年，虽然已经风雨飘摇，但它对于西藏的安定仍旧十分重视，驻藏大臣以及西藏和川边的军队仍然行使着政权。波密土王的残酷统治严重危害着藏东南的安定，因而清朝在驻藏大臣联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带领下，进军波密，波密土王力量薄弱，最终败退白马岗。清军越过多雄啦山口进入墨脱，消灭了波密土王的残余势力，并在此屯军驻守。清军在墨脱宗期间，受到当地门巴族百姓的积极支持和盛情款待，门巴族人民协助清军击退了波密土王的残暴统治。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西藏地方政府派色拉寺管辖墨脱宗，直到和平解放后的1953年，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一直在这里行使着祖国的神圣主权。

（三）外国势力入侵

18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侵占印度，并企图以印度为跳板占领我国西藏，使西藏变为其与俄国殖民势力之间的缓冲区。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外国殖民者大举进攻中国，西藏也是他们觊觎的地方。英国殖民主义者急于控制门隅地区，企图把门隅作为中国西北省份以及西藏和新疆的农产品输入英国殖民地印度的通道。

1844年，英国殖民主义者迫使门巴族放弃概里巴拉山口以南的一切权利，取得了门隅南部乌达古里的租借权，每年向西藏政府交租金5000卢比。在此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委派驻扎达旺的拉涅（总管）协绕扎巴，却勾结外国势力，在门隅色拉山以南进行分裂活动，失败后携当年英国当局所交租金叛逃。在此期间，英帝国主义不断派遣特务潜入西藏境内攫取资料，英印三角测量总局的探查员班智达·南·辛格，西从拉达克经西藏到达旺，沿途盗取了大量情报，向英印政府详细汇报了我国达旺地区门巴族的政治、经济状况。1888年和1904年，英国对西藏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西藏面临严峻形势。驻藏大臣张荫堂等有识之士开始整顿藏务，赵尔丰等大臣在川边改土归流、加强边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辛亥革命后，英国殖民者趁新建的民国政府未及整顿西藏的动乱，加紧策划“西藏独立”的图谋，秘密召开“中英藏三方会议”，即所谓的西姆拉会议，单方面划定了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即西自不丹东北与我国门隅联结之处，东至我国西藏、云南与缅甸接壤之处，将门隅、珞瑜、下查隅九万平方千米的我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抗日战争期间，英帝国主义借日寇侵略我国东北、东南之际，加紧实现对“麦克马洪线”以南我国领土的侵占，受到门巴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印度于1947年独立，却不肯放弃英国殖民时期形成的不平等条款，仍旧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我国地区入侵和骚扰，并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际，侵占了门隅的政教中心达旺。我国为顾全多年来中印友好关系的大局，多次提出警告，采取宽厚策略，但印军却不断挑衅和一再北侵，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62年10月20日进行全线反击，门巴族人民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英勇支援，担任向导、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有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现代门巴族

（一）西藏和平解放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结束了西藏长久的封建农奴统治，门巴族人民终于迎来了新生活。

1951年年底和1952年6月，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派遣工作组，进入门巴族聚居区错那县和墨脱县，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帮助当地人民解决实际问题，救济贫困户，开展免费医疗，组织门巴族青年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深造，门巴族人民切实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1959年，西藏封建农奴主中的少数分子发动了反动叛乱，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叛乱很快被平息，中国共产党随即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永远废除了西藏近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门巴族人民和西藏各族人民一起，迎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翻身解放。

1959年7月，墨脱县人民政权宣布成立，同年，错那县原勒布四措撤销，成立了勒布区，下设麻玛、基巴、贡日、勒四个乡。随着20世纪80年代《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这四个乡被进一步确定为门巴民族乡，并在林芝县增设了排龙门巴民族乡（后更名为更章门巴民族乡），门巴族人民的权利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和实现。

（二）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

在旧中国，因为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使许多少数民族隐瞒、更改了自己的族称，中国的民族成分一直处于模糊的状态。为了实现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的政策，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调查组，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展开大规模调查，更为深入地了解少数民族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

西藏和平解放前，门巴族人民备受西藏三大领主的奴役，承受着沉重的乌拉差役和盘剥。长久以来，门巴族人民被视为生活在西藏边陲的弱小民族而饱受歧视，门巴族与藏族的关系呈现出不平等和不和谐的状况。在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的大背景下，我国民族工作者根据斯大林“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定义，结合门巴族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以及门巴族的自我意愿，认为门巴族理应作为我国的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1964年，国务院正式颁布文件确认门巴族作为单一民族，享受民族自治政策所规定的一切权利。从此，门巴族作为56个民族之一，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干部，门巴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得到蓬勃发展。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

西藏和平解放前，门巴族长期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生产力十分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错那门巴族聚居的勒布沟被称作“饥饿的山谷”，墨脱门巴族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靠采集和狩猎度日。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门巴族人民积极发展商品生产，开展民族贸易。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门巴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生活方式也有了很大改变。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家“兴边富民”战略的实施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力度的加大，门巴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门巴族人民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