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预测与占卜
预测和占卜术是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来讲，在他们的生活中总是有着预测与占卜的活动，这些活动与该族群的心理意识和民俗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征兆和占卜是少数民族一种预测未来休咎的古老方法，在长期生活、生产劳动的实践中，人们逐渐积累了认识客观事物的知识，但由于人们受到当时知识水平的局限，还有许多现象被视为是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于是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到“神灵能给以启示”上以指导其行动，求得“善则进行、恶则回避”“转危为安、免灾趋福”。这就是学术界称之为“征兆迷信”（“前兆迷信”）产生的原因。“用占卜手段来预知事物的前因后果的萨满是一种预言者型萨满。各民族萨满所用占卜方式不尽相同。有的民族的萨满善于用骨卜,有的则善于用动物征兆卜,还有的民族的萨满善于用梦卜。”[15]
由于征兆和占卜术已成为少数民族人民行为的准则和指南，于是人们在各种生产劳动、生活安排、人生礼仪、婚丧嫁娶、迁徙、运行等各个方面，多取决于征兆和占卜，在很多方面依赖神灵来预测未来的吉凶祸福。信伊斯兰教的民族都相信梦兆，其实在《古兰经》中也提到八次真实的梦兆（大家认同的没有分歧的有六大梦兆。在“圣训”中有许多著名的解梦论断，例如穆圣说“梦境有三种，来自真主的好梦、出得魔鬼的恶梦和生理梦”）。保安族讲究梦兆，几乎家家户户都相信梦所预测的事情，早晨起床说梦，由家长解梦。例如，梦见白马大富大贵，他们认为白马象征地位与权贵；梦见驴、骡子是“依比利斯”（魔鬼）作怪，是不好的征兆；梦见鱼跃为大吉；梦见蛇兆生子女；梦见狗咬人是仇人在恨自己；梦见狗被打死，预示着战胜仇人；梦见鸡为有口角；梦见粪便要发财；梦见孩亡是长寿；梦见牛羊会得病；梦见担水或者流水入屋为大吉，是家庭发达的征兆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保安族的这些梦析除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外，同时也受到了周公解梦的一些影响,说明保安族梦兆深受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所谓占卜，是指占卜者用自然的、机械的或人为的工具和方法，向神灵询问过去和将来的人、事和其他事物的结果，并根据在占卜工具上所显示出来的兆文、信号等判断吉凶祸福，认为上述信号，就是鬼神的意思，人们根据这些得来的信息，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
“占卜的起源要比巫术出现迟。占卜是在鬼神观念和萨满教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在萨满教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被各种各样的鬼神包围着、操纵着，人间崇拜各种神灵，又为各种神灵所制约。凡是人间的得失、成败,统统归咎于鬼神的意志，因此，人们每做一项事情的时候，都期望得到好的结果。然而在史前人看来，这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取决于鬼神的赐予，为此人们急需了解鬼神的态度，对鬼神进行预测，这是产生征兆和占卜的社会需要。人间与鬼神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期望得到鬼神的恩赐又不能直接对话，往往借助于第三者，这占卜者就是萨满。他为人间沟通和联络了祖灵、神灵、精灵、鬼灵诸界，以期借助超人的形式说明并解脱人间的痛苦和灾难。”[16]
保安人也相信占卜，家中病人久病不愈时，请人占卜病因，家人将病人所穿衣服带到“眼见鬼”（一般是妇女或者瞎子）那里问病因，往往病因被认为与亡人的灵魂不安有关系或者是被亡灵缠身等。这种习俗至今仍然存在。居住在大河家的保安人有时请来黄河彼岸的土族村庄里的“苯苯子”（俗称黑教，苯教崇拜神灵）来确诊病因捉鬼治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保安族村庄就有请土族“苯苯子”捉鬼治病的事情发生。
这种习俗的存在应该与保安族早期在青海同仁与土族杂居以及目前大河家黄河两岸保安族、土族仍有生活、生产、文化上的交流往来有关系。因而，占卜在保安人的生活中成为诊治病人的民间医术。
【注释】
[1]马启成、丁宏：《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2]马启成、丁宏：《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3]马启成、丁宏：《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4]马启成、丁宏：《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5]易卜拉欣·冯今源、赛尔德·易卜拉欣·铁国玺：《伊斯兰教文化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6]马启成、丁宏：《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44页。
[7]马启成、丁宏：《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44页。
[8]勉维霖：《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9]陈国光：《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宗教信仰述略》，《新疆社会经济》，2000年第3期。
[10]易卜拉欣·冯今源、赛尔德·易卜拉欣·铁国玺：《伊斯兰教文化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21页。
[11]马启成、丁宏：《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12]马启成、丁宏：《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8～49页。
[13]易卜拉欣·冯今源、赛尔德·伊布拉欣·铁国玺：《伊斯兰教文化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14]唐蓓、白鲸：《保安族伦理道德初探——西北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研究之三》，《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15]色音：《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占卜习俗》，《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
[16]邢莉：《游牧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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