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民族融合和祖国统一

第二节　促进民族融合和祖国统一

羌族起源于青海河曲、湟水及甘肃大夏河、洮河、渭水上游一带的高原地区。今日的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四川西部、云南西部、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甚至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都曾有羌人活动过⁽³⁾。羌族部落繁多，又因为主要分布在以上地区，故通常被称为西羌。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自夏、商、周至唐宋以前，羌族在历史上活动频繁，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羌族的支系曾先后建立过白狼、牦牛、笮、东女、苏毗、吐蕃、西夏、南诏、罗鬼、自杞、宕昌、后秦、唃斯罗、不丹、泥婆罗、古格等政权，还有许多受中央帝国管辖的西北、西方、西南各土司⁽⁴⁾。这些支系也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演变成了汉藏语系中藏缅语族的各民族，如今日的藏、彝、白、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诺、普米、景颇、独龙、怒、阿昌、土家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都有羌族的融合。要探索我国的历史，或者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都必须谈到羌族。

一、羌族在历史上建立的封建政权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古羌人不断地和其他民族融合，在此过程中他们开拓了祖国的边疆，发展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等。这些羌人在一定时期内曾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完成了局部地区的统一，这为全国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在此，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羌族曾经建立过的两个政权。

后秦政权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由羌族姚氏所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384～ 417年）。西晋末年，氐族人苻坚统一了北方大半个中国，建立了前秦政权。姚苌由于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苻坚封为扬武将军，并先后担任了幽（今河北北部）、兖（今山东中西部）等州刺史。淝水一战，苻坚全军覆没，而姚苌却保存了实力，趁前秦土崩瓦解之际于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建国，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后秦的主体民族虽然不是羌族，但是其政权却具有羌族特色，特别是姚苌死后他的儿子姚兴继位，以羌族居统治地位，推行一系列有利的政策，在关中一带深入人心。他建立法制，整顿吏治，稳定秩序；抑制羌、汉豪强；广泛搜罗人才，大胆使用；整顿军纪，减少民忧；释放奴婢，招抚流民，且非常注重文化教育。由此，这一地方政权才能在当时大动荡的年代里延续数十年之久。

西夏国（1038～1227年）是党项羌建立的我国历史上又一个著名的地方政权。其统治疆域大致在今宁夏全部、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陕西等部分，幅员辽阔。党项羌是我国古代广布于西北地区的羌族中的一支，兴起较晚。宋仁宗时期，党项羌首领李元昊称帝，国号为大夏，宋人称其为“西夏”。元昊称帝后，仿照北宋政权的组织机构，建立了一整套官制和兵制，制定了官民的服饰，立十二监军司，制定了西夏文字，更定礼乐，加速了其封建化的过程。西夏大兴水利，修筑沟渠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不仅如此，西夏还发展了灿烂的文化艺术，无论是音乐还是歌舞、文字、绘画、雕塑等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此基础上，羌族和汉族以及中原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可以说，党项羌为我国大西北地区的开拓和局部统一、为全国的大统一作出了伟大积极的贡献⁽⁵⁾。

二、羌族为辛亥革命作出的贡献

羌族人民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配合保路同志军，一起推翻了清朝在四川的统治，他们所做的伟大贡献和牺牲已经成为这场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911年，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公开反对清王朝出卖修筑川汉铁路主权的恶行，羌族人民立即响应，就连残存的茂州陇木土司，也表示愿意出资捐助保路同志会。“成都血案”发生后，保路运动迅速发展为全川人民的武装起义，茂州、汶州一带的羌藏各族纷纷联合起来举行反清起义。他们与灌县保路同志军紧密配合，使羌区一带相继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下脱离出来。当时四川总督赵尔丰被保路同志军包围，欲调松潘等地的驻军解围。而这批驻军被当地的羌藏汉等人民阻击，溃不成军，致使赵尔丰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被俘。与此同时，汶州、茂州、松潘一带的各族人民组成的300余名土兵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他们在保路同志军的统一领导下，与川西起义军民一起，转战于川西郫县、温江、灌县等地，使清军遭受重创。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羌族人民在这一历史性时刻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羌族为红军长征作出的贡献

1935年，伟大的红军长征开始了，红军途经了11个省、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其中包括羌族聚居的涪江以西及岷江上游地区。由于羌族地区地势险恶，国民党当局妄想红军会冻死、饿死或困死在当地，且在红军进入羌族地区之前，国民党当局怕广大群众受到革命影响，心向红军，所以一面勾结羌、藏民族中的封建统治势力妄图进行武装阻击，在通往茂汶境内的交通沿线的重要城镇都设置了关隘，遍筑碉堡，进驻大量军队，另一方面又四处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系，诋毁红军，说“红军来了要烧杀掳掠，共产共妻，要杀得鸡犬不留，连娃娃也要杀了煮来吃”，“红军要吃人，专吃人的脑髓和血”等，以引起群众的恐慌，从而激起其对红军的愤恨⁽⁶⁾。但是红军在进入羌区以后，以严明的纪律以及制定的针对少数民族的方针、政策得到了羌族人民的爱戴。红军主张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团结羌族上层人物作战；对待羌族人民和气，并且对红军的性质和目的作了广泛的宣传；免除了羌族人民的杂税等。这些积极的策略使得羌族人民心向红军。

红军每到一处都有当地的群众向他们汇报敌军的情况，给红军带路。羌族人民还自发地组成游击队担任红军的义务交通员，跋山涉水，往返传信。羌族人民还为红军筹措军粮，解决了红军的供给问题。只要羌族民众能做到的，都给予了红军最大力量的帮助。在红军的带领下，羌族地区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投身于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运动。

红军于1935年秋离开羌区继续北上，当时很多有革命觉悟的羌、藏、汉各族人民都积极加入了红军的队伍，随着红军一起北上。许多羌族儿女在长征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进行反扑，企图绞杀一切革命力量。那些在红军到来时逃走的地主恶霸也纷纷返乡，清理翻身农民。他们勾结起来，搜杀掉队的红军，之前为红军传递信息和带路的老人和儿童也成了搜杀对象，使羌族地区一度陷入了白色恐怖。

羌族人民并没有害怕，他们尽一切努力保护红军和苏维埃干部，照顾生病和受伤的红军，偷偷地保留红军经过时遗留下的物品，并通过各种形式和国民党军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如1942年的“茂北事件”，聚集1000多人发动了武装起义，杀死了保安中队长和区长。1947年的“龙坪事件”将茂县龙坪、三齐等乡的群众聚集在一起，反抗国民党统治。虽然这两次武装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给国民党当局以有力的打击，反映了羌族人民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精神。

红军在羌区遗留的碑刻（北川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