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片的技巧有哪些，审片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六、审片

国内大多数电视台基本都是实行“播前审片”制度，即在电视节目播出之前必须由制片人和部门主任对节目进行审查，审片通过之后才能进行播出，如果播出之后出现问题，大部分责任要由负责审查的人来承担。在审片过程中很多栏目采取的是核心小组审片制（如编委会制度）。核心小组包括总制片人、主编、艺术指导等，审片后，制片人要在“节目质量评定表”上打分。“节目质量评定表”通常有“选题抓取”、“导向把握”、“逻辑结构”等十多个项目，最后合计评定该节目的质量等级，并在栏目内张贴评定等级及评委表扬、批评的具体意见，节目质量等级直接关系到编导、记者、摄像的收入，实行平等竞争，拉开差距，优劳优酬。

相比之下，在对节目内容的控制上，欧美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很多电视台实行的是“播后检讨制度”。创作人员在节目的制作播出上拥有很大的自由，但如果节目播出后出现问题，以制片人为首的节目制作人员要对此负责。与“播前审片”相比，“播后检讨”的优势在于给予了创作人员更大的自主决策空间，在很多情况下能有效地提高效率，但这种审片制度难以适应内地电视的喉舌性质。

（一）把关的风险

在审片环节，制片人履行的是信息把关人的角色。由于我国的电视媒体肩负着“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使命，所以审片环节对制片人的敏锐、准确的判断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审片出现失误，轻则引发新闻官司，重则断送栏目的前途，终结栏目的生命。例如1996年6月9日，《实话实说》播出了《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⁶⁾，这期节目讲的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捡到了一个在那个时代十分稀罕的、被看作身份象征的手机，司机把它交还给了原主，失主给了这个司机1 000元钱作为酬谢。节目请了4个嘉宾到演播室讨论“拾金不昧该不该要回报”，“这种回报应不应该制度化”。嘉宾们建议的具体做法是：失主根据所失物品的价值，给予捡失者一定比例的奖励，比如10％、15％或者20％。嘉宾们介绍说，这种制度在发达国家已经很普遍，而且据说我国的广州市也已经有相应法规出台……讨论过程也有反对的声音，但节目的整体倾向是主张出台这样的法规。由于制片人也对此持同样的观点，所以部门主任也是总制片人孙玉胜一次审看就通过了。但是节目播出后引来了批评。有观众认为节目立意不对，“意图否定中国人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实话实说》因此被“限期纠正错误”乃至“停播”。孙玉胜是一位久经历练的电视新闻人，其经验不可谓不丰富，也差点出了问题，可见审片工作绝非易事，制片人必须对此高度重视。

为了远离风险，有些制片人干脆就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远离现实，脱离生活，尽量压缩报道范围和话语空间，只求平安无事。长此以往，这种做法肯定会损害节目的价值和公众形象。无限风光在险峰，敢于开展舆论监督、守望社会正义的制片人才是真正的高手，因为这样做要求制片人必须具备很高的政策水平、准确的政治判断、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例如《焦点访谈》就是因此才同时做到了中央满意和群众支持。凤凰卫视的“平衡术”也值得一提：它一方面充分利用话语空间优势，另一方面又把报道的尺度保持在中央新闻政策的限度以内。截至目前，它的这一策略是运用得比较成功的，既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又能够在把握好底线，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总是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比如“法轮功”问题、台湾问题上坚定地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这种策略对于它在内地的发展和成长是十分明智的，也是必要的。

（二）审片的技巧

一般而言，审片标准有两个——政策标准和艺术标准。政策标准衡量节目能不能播，艺术标准衡量节目值不值得播。政策标准主要看节目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四项基本原则，是否与党和政府在一个时期的工作重心合拍。艺术标准主要考察节目的主题、结构、构图、色彩、信号质量，以及是否有错别字等等。此外，制片人还应坚持受众本位的理念，在审片的过程中考察节目是否具有较强的观赏性，也就是要把“好看不好看”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比如看节目是否把教育性的主题寓于“情趣”、“快乐”、“轻松”之中，是否把人们司空见惯的问题用新颖的角度去表述，让观众在新鲜中沉思与回味，是否把奇特的事实用悬念式的故事串起来，是否把精当的串词交给优秀的主持人在演播厅内录制以增强观赏性，等等。

在节目初审时，制片人要分别从把关人和观众的双重视角审看节目，这对客观评价节目非常重要。一方面，作为节目生产的把关人，制片人对节目的基本内容有所了解，可以指导记者在现有素材的基础上谋篇布局，遣词辑画；另一方面，制片人应该从第一观众的直觉来感受观众的看法，从观众的角度来建议记者完善节目。例如，《’95国债今天开始发行》开始拍摄时，某制片人已经和记者商定了基本思路，要着重表现1995年国债发行的意义和规模以及与往年不同的特点。节目完成初审时，该制片人看到这些既定的内容都已充分体现，整个节目结构严谨、脉络清晰、主题鲜明，从政策把关角度来讲无可挑剔，便从“审”的角度转为“观”的角度看节目还应强调什么。购买国债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节目在利国一面表现得非常充分，但在利民一面表现得还欠缺一点，即购买国债具体到购买者身上能得到多大的好处。于是，制片人问记者有没有对比算账的内容，记者说素材里有此内容。当时记者在现场让营业员比较用5 000元储蓄和购买国债，哪一种做法更合算，结论是购买国债要比储蓄划得来。制片人觉得这段采访非常具体实在，决定将此加入片中，成为节目的一个“兴奋点”。

在对专题类电视新闻节目尤其是舆论监督节目的初审中，制片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⁷⁾。

1.角度——怎么说

新闻报道不可能对事实没有选择。正如照相必须选取视角和背景一样，新闻写作中也存在一个切入口、落笔处的问题。新闻表达中的切入口应该是最能揭示事物本质特征的那个侧面。现象是纷繁复杂的，一件新闻事实的内涵是复杂的，可以有多个表现角度、多个侧面。这种报道新闻事实所选取的不同侧面，就是新闻角度。它指记者从什么方向、什么立足点、什么突破口去透视和表现新闻事实。在很多情况下，“怎么说”远比“说什么”更为重要。在审片的过程中寻找正确的角度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据《焦点访谈》前制片人梁建增回忆，曾经有一期节目《让悲剧不再发生》，讲的是鞍山市有一对老年夫妇，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大义灭亲”——杀死了自己的逆子。这个选题看起来很吸引人，但做起来却很棘手。如果单从案子讲，就会成为一个耸人听闻的凶杀案件；如果从这个逆子该不该杀入手，就会陷入情与理的两难局面。后来制片人确定从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角度，谈任何矛盾不要等尖锐化到不可收拾时再处理；有关部门也不要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仅仅看作是家务事而袖手旁观，应探讨如何避免此类悲剧不再发生。节目没有陷入案件本身，而是由此生发出去，使选题具有了普遍意义。

2.度——说到什么份上

“度”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里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怎样把握舆论监督的“度”是一门很值得研究的学问。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常会有这样的感受，说浅了不是，说深了也不是，分寸究竟怎样来把握？曾经有一个关于流浪儿童的节目《回家的路有多长》，这个选题如果分寸把握不好便会事与愿违。假如节目的目光狭窄地只盯在流浪儿童身上；假如节目自然主义地、一览无余地展示流浪儿童的悲惨境遇；假如不去反映政府为此所做的大量的、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许，节目的“观赏性”会更强。但是，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显然，这个分寸要把握好。制片人梁建增确定报道既有选择地表现了流浪儿童的生活状况，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这些儿童离家出走的原因，还反映了党和政府为此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个节目后，称赞节目分寸把握得比较好。

3.时机——什么时候说

时效性是新闻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包括及时性和时宜性两个方面。可见，时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快”，还应包含恰当的“时机”——时宜性。时宜性把握不好，新闻不仅收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还会影响全局，给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我国正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如果发现一个报道一个，热闹倒是热闹，但节目播出后不一定都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时还会给党和政府帮倒忙、添乱。

最佳时机即是节目发挥最大新闻价值的时候。《焦点访谈》前制片人梁建增认为，对于大多数报道，特别是突发性事件，能快则快，一个小时、一分钟甚至一秒钟都不能耽误。而对问题性报道、批评性报道，则要捕捉良机，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早了矛盾正处于白热化，问题正值扑朔迷离之时，说了可能会“添乱”；晚了，矛盾冰释，问题解决，这时再播便成了“马后炮”。

不仅问题性报道要讲时机，正面报道也要讲究时机。1996年4月，天津新兴街街道通过开展邻居互帮互助活动，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这个选题不错，把握起来也不难，但是，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考虑，此时播出效果一般。到了5月下旬，制片人敏锐地感觉到时机成熟了，派遣记者赴津采访，节目于6月3日晚播出。“人人帮我，我帮人人”，“高楼的一扇扇铁门可以是关闭的，但是人们友善的心扉却应是敞开的”，这样的主题、这样的话语，在这个特定时间里说出，节目的新闻价值就大大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