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竞赛的参与者只有少量的马克思的著作可供利用。《资本论》第三卷表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使得个别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它所获得的利润之间发生了系统的偏离，从而商品的劳动价值和它们的长期均衡价格（或“生产价格”）之间也发生了系统的偏离。马克思声称，尽管如此，总利润还是等于总剩余价值，并由总剩余价值决定，价格的总和还是等于劳动价值的总和。产业资本有机构成的大小，和生产价格与劳动价值两者之间差额（负的、零或正的），以及资本家的利润和他们的剩余价值之间的差额，存在着明确的正相关关系（参见以下第三章）
我们现在知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了一般利润率的问题，并指出根据资本量的大小，剩余价值存在从一个资本家向另一个资本家转移的必要。我们还知道，马克思在1862年同恩格斯的通信中，在后来被作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册出版的手稿中，他通过“生产价格”的概念和生产价格对劳动价值的偏离，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他的解决方法。
但是，上面提到的文献，没有一个是在世纪之交前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迟至1913年才能看到，《剩余价值学说史》出版于1905-1910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直到1939年才出版（而且直到1953年才开始被广泛使用）。
马克思论述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著作中，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前两卷，可供有奖征文竞赛的参赛者利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于1859年，然后长期脱销，该著作简短地提及价值、交换价值和市场价格之间差异：
商品的市场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低于或高于它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实际上，在这种奇怪的结论中不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与交换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是如何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更正确地说，交换价值规律如何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实现。这个问题将在竞争理论中解决。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明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生产价格是如何不同于劳动价值的，暂时性的过度供给或过度需求的存在，又如何使得生产价格区别于短期市场价格的。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这两种差别明显地被混为一谈，这表明马克思自己还未能清晰地、系统地阐述转形问题，更不要说找到转形问题的解决方法了。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说明。在第四章论述资本“总公式的矛盾”的一个脚注中，马克思注意到，价值理论预先假定了等价物的交换，从而“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像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13在第九章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马克思把几个不那么严密的结论结合在一起，说明剩余价值量是如何由剥削率和使用的可变资本量决定的：
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每个人都知道，就所使用的总资本两个部分各占的百分比来说，纺纱厂主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变资本较多，不变资本较少，但前者获得的
利润或剩余价值并不因此就比后者少。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就像从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0/0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项一样。尽管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表述过这一规律，但是它却本能地坚持这一规律，因为这个规律是价值规律本身的必然结果。古典经济学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法把这个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拯救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李嘉图学派是怎样被这块拦路石绊倒的。“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的庸俗经济学，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各处一样，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它与斯宾诺莎相反，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论据”。
在一个脚注中，马克思提醒读者“详见第四册”（即《剩余价值理论》）。
上述三个段落，就是1894年之前公众能够看到的马克思著作中论述转形问题的全部内容。恩格斯用于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对这个问题只字不提，而且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编辑完成之前，坚决拒绝透露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分析的细节，无论是对直接要求看到相关分析的康拉德·施米特，还是对明显可以从相关内容中受益的N.F.丹尼尔逊都一样。施米特写信告诉恩格斯，无论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还是外部，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都在逐渐增加，并且建议在《新时代》上预先发表《资本论》第三卷的有关章节：“我想，它将对（社会主义）初学者产生良好的影响，并可以让越来越放肆的教授们闭上嘴巴”。15恩格斯明确地拒绝了这一请求，“单独刊印关于利润率的那一篇，而不等其余各篇，当然不行。您知道，马克思的东西都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从中单独抽出来”。
这是不折不扣的回避，假如这是一贯的观点，那么除了作为最终完成的马克思全集的组成部分外，没有任何一部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出版，进一步说，恩格斯就资本主义不同现实频繁发表的声明，也是不能被允许的。
他对丹尼尔逊（使用笔名Nikolai-on写作的民粹派经济学家）——一个受尊敬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和恩格斯的定期通信人——的做法同样是一种回避：“您第一封信里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断非常有意思，并且毫无疑问，对于统计材料的分类很有价值”，恩格斯告诉他：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作者用来解决问题的途径。您的公式的前提似乎是每个企业主都得到从生产过程中攫取的全部剩余价值。但是，在这种前提下，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就不能存在，因为它们不会产生任何利润。可见，企业主的利润不可能是他们从自己工人身上榨取的全部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您的公式可能对于在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的条件下大概地计算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各种资本的构成是有用的。我说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手头没有材料能够让我检验您所推断的理论公式。
我们还无法找到丹尼尔逊的信，它不在阿姆斯特丹，也不在东柏林的档案馆里。丹尼尔逊似乎是向恩格斯发起的竞赛提供了自己的参赛作品。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从恩格斯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恩格斯是在故意设置障碍吗？如果是，那又是为什么呢？或者是他真的忘记了马克思在1862年给他的信中告诉他的解决方法的要点吗？可能是直到1888年，恩格斯还没有开始处理《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转形问题的文稿，就我们所知，恩格斯从来没有完全掌握《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相对稳妥的结论：在解决转形问题上，没有哪一个征文竞赛的参与者（甚至包括值得信任的同志）从恩格斯那里得到过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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