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困于很美与很暴力的终极问题

作家吉村昭的小说《零式战斗机》在1978年由新潮社出版。二郎本人应该知道作品是写他的，而且是朝着“宏大叙事”方面写他的。晚年的他有一种怎样的心境呢？是否想到创造了美的东西，而这个美的东西又去很美地杀人？到2012年为止，这部小说已经再版了50回，可见畅销的程度。但问题是越畅销，日本人越是受困于一个“很美”与“很暴力”的终极问题。

设计飞机是工匠，更是一位灵感泉涌的艺术家。就像世界著名的日本刀，它冷冽的刀锋，发出青色光焰的刀身，统合力量和优雅的弧线刀背，成了令人喜悦的美丽道具。但是在武士手中，刀锋从刀鞘现身的概率太频繁，甚至连无害生物的颈项都难逃刀下。所以日本刀又成了武士道杀人的象征。要追究工匠的责任吗？显然在法理上难以成立。那么飞机设计也是这样，它艺术地注入了工匠的魂魄，神佛的灵气。但它用于战场，用于杀人，要追究设计者的责任吗？显然在法理上也难以成立。况且所谓的“正义”与“进步”总是被极端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所裹挟，技术者的选边有时也就显得身不由己。

一般而言，对技术中立的过度信仰和对美的样式的过度追求，作为主体的造物者就会异化为物神崇拜论者。从理论上说，这种异化起源于“是”（is）与“应该”（ought）之间的逻辑鸿沟。也就是说，不能从“是”推导出“应该”。例如，零战是杀人武器，制造者应该负罪。这一命题从形式上说就显现出逻辑鸿沟。因为换一个不包括“应该”的命题，并不能演绎出一个包括“应该”的命题。这种逻辑鸿沟可追溯到英国哲学家休谟那里。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曾要求人们大大降低对一般道德判断的必要性。

显然，这里的问题在于设计者自身的灵魂敲打。

在这方面，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西方人要比东方人来得自觉与动容。爱因斯坦说自己一生所做的最错误的事就是提议研发原子弹。“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核轰炸的消息传来，大多数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心情沉重。奥本海默对广岛和长崎所遭到的巨大灾难也深感内疚。他想到了《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现在我将成为死亡和世界的破坏者。”为此他向杜鲁门表示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并在以后的岁月里积极投身反核运动。

相比之下，二郎的灵魂“透析”就相当不够。非但不够，他还在1970年出版的《零战——其诞生与荣光的记录》书中，又吹捧了一把技术至上论。他在前言中写道：“太平洋战争结束到今天已经25年了。而零战为什么还活在人们的心中？如果日本人只是一些人所说的是模仿的民族，或者是细工见长的民族的话，那零战是无法诞生的。审视当时世界技术潮流，审视当时世界中的日本国情，零战是在独特的思考和哲学之下而设计，它流淌着日本人的血。从这一意义上说，零战并没有老去，这是我们今天谈论它的理由。”

从这段话里，我们看不出有丝毫的忏悔、反省或不安在撞击他晚年的心境与灵魂。在书中二郎以“13架飞机屠宰敌人27架飞机”为小标题，说知道重庆空战10分钟解决问题，我方不死一人的详情是在战后不久的时候，这是超乎我想象以上的非常漂亮的一战。表明他还念念不忘重庆空战是零战的首试，更是他的技术的首试。

确实，悄悄改变格局的是技术。技术不是上帝也不是恶棍，不是伟人也不是庸夫。然而这个看似中性的技术，一旦与世俗结合就是人的恐怖命运到来之时。知识与迷茫就是这样纠缠着人。让人始终处于阵痛和挣扎的状态。但在二郎那里，我们看不到这种阵痛和挣扎。这才是令人不寒而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