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毕业分配

遥想当年毕业分配

从学校毕业走进职场，天经地义，历来如此。

我在一所国内还算小有名气的大学教书，教的又是当下“与国际接轨”时代应用性较强的“术科”（虽说主观上希望也是“学科”）:英语语言文学，所以毕业生暂时尚未落得“毕业即失业”的下场，反倒是据说“供不应求”。到了四年级下学期，也许个别的还在忙着自我包装，自我推销，四下投寄履历，求未来的雇主“请自隗始”，多数往往已是“名花有主”，有的甚至已提前到就业单位开始工作，课也不来上了。有能耐的更是多个职业offers在手，挑肥拣瘦，举棋不定，为“选择的过剩”而苦恼。如个别佼佼者，先占好直升研究生的名额，“左契”在握，但“翅在云天终不远”，同时再谋出国、赴港深造或其他更有诱惑力的机会。我笑他们像买紧俏货的主妇，在这边等待购物的队伍中放个小凳，占好地方，再去下一个目标寻猎。他们倒也并不生气，反说这叫谋于未然。我遂嘿然。

“选择的过剩”使我遥想起“选择的贫乏”。当年我们大学毕业要找工作，不用个人煞费苦心，全由组织上大包大揽，名曰“统一分配”。记得五年制学业结束的那个初夏，毕业班全蛰在宿舍等待。除了已先期被派往西藏参加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六人，余下的约五十口分别在各自的寝室里玩纸牌，聊大天，不时吼上两嗓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平素互有好感的男女同学忙着公开“敲定”，因为据说分配是照顾“鸳俦凤侣”的。至于有没有人以“表决心”的名义找领导谋肥差，一般的学生就无从知道了。那时，所谓的“肥差”好像莫过于留校，因为这意味着留在大上海，又说明你的业务能力出众，至于“近亲繁殖”之类的讥诮，当时还闻所未闻。焦躁等待中，也有偶尔呼朋引类去五角场吃喝一通的，类乎今日里的毕业宴。当重压得到释放的时候，酒精上头，也会眼圈发红，甚至嚎啕大哭。只是当年学生戒备心理的门槛比今天的学生高出许多，说话不敢出格，更何况分配去向尚不明朗，胡说一通，倘被汇报上去，分配方案一改，把你弄成“发配”，兹事大矣。

终于，有一天，通知下达，说是翌日开会，宣布分配方案。记得那是在今日第二教学楼底楼的一间教室，五十余口人齐齐早早坐定，气氛紧张中掺杂着期待。我想要是谁能发明一种“大脑活动探读仪”（mind-reader），这时开动起来，看穿每人的“小九九”，一定会很有意思。俄顷，从外面走廊，由远及近，传来木屐的笃笃声——那还是“前塑料”时代，大家多穿笨重的木制拖鞋。那是支部书记来了。没有高调的开场白，他一清喉就读名单和分配去处:XXX，一机部；YYY，浙江省衢县教育局；ZZZ，右派分子暂缓分配……宣读既毕，最后说一声“希望大家服从统一分配”，会议结束。

走出教室，回到寝室，有人唱起哪一部旧电影里的插曲“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呀欢乐几家愁”，那凄楚悲凉的意味，今夜特别逼真。确也有几位随即去找支书，表示去指定地点就职有多少多少困难，更有异想天开愿意互换工作的。当然，也不出众人所料，那方案是“硬道理”，听党的话，不能打折扣，即便是鸳鸯也照样棒打分离。结果，全班无一不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各自回去打点行李了。据说有一位去总支办公室领取报到证准备离校时，曾对总支书记出言不逊。为此，后来领导凡说到这位同学，总要加上一句:“临到毕业，个人主义大爆发。”那鸳鸯的结合，毕竟有些功利和草率，区区几年后就传来夫妇失和的消息。

人生如寄。我班1962年毕业的六十几号人，已确知不在人间的有七位。福寿康宁，固有天命，但强行派你背井离乡去做你不喜欢甚至不适应的工作，大材小用，选士失当，乱点鸳鸯谱，螺丝钉安错了位置，且不说对事业的损失，就个人论，是不是也煎人寿?不知今日“选择过剩”的青年学子读了这篇小文之后，会作何感想。

（原载2008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