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迁移自由促规模适度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　田方萌

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化的政策议题也就成为当前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陆先生指出，城市扩容有利于就业增长和经济发展，低技术劳动力从中获益尤多；强调了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和外部性，挑战了控制大城市规模的主流观点。人们一般认为，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浪费了更多能源，其实在某些方面，情况恰恰相反。

生物学家发现，哺乳动物的单位能耗与体重成反比——例如北极熊体形越大，为每磅肉消耗的能量就越少。国外研究也表明，以每万人拥有的加油站计算，大城市比中小城市建设的加油站更少，看来人口聚集的确很环保。

但“大有大的难处”。这里我们可以拓展英国经济学家科斯分析企业边界的思路：一种组织的扩张成本超过其扩张收益时，就应适可而止了。具体到城市这类空间形态的组织，其发展可能受到天然屏障或资源供应的硬性约束，比如建设在盆地中的城市很难向周边山区扩展，而水资源短缺也构成了人口增长的瓶颈。

更重要的是，城市会因自身发展而停止扩容。随着一座城市的人口增加，每迁入一位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也会上涨。同时，污染和犯罪问题也可能日趋严重。当大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宜居，人们就会考虑迁移到规模小的二线城市，而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又会引发当地居民向更小的三线城市迁移。

如果一国国民享有充分的迁移和繁衍自由，他们最终会如何分布在众多城市？20世纪4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齐普夫观察到词频的分布呈现特定规律：使用频率越高的词汇，在语言中的数量就越少。他后来发现，城市规模的分布也符合“齐普夫定律”，即规模越大的城市，数量就越少。从清朝的中国到20世纪初的美国，这一定律广泛适用于许多国家不同时期的城市分布格局。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完美地解释“齐普夫定律”的成因。

不过，人类的聚居地并没有都变成大城市，尽管它们享有规模优势。美国是世界上自由流动程度最高的大国，可美国人并没有建设十几个纽约市，大部分国民仍居住在中小城市。这就像食物链的结构，城市规模也呈现出大小不一的分布，发挥着各自的经济功能。因此，城市并不见得越大越好，关键在于适度，而迁移自由正是达到适度规模的最佳手段。

中世纪的欧洲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如今，尽管劳动力流动的阻碍逐渐变小，但拥有真正的城市身份依然困难重重，出现异地高考、社保转移等政策问题也就在所难免。最终的解决之道在于降低大小城市的准入门槛，缩小城市之间公共物品的供应差距。这样，那些渴望一展身手的人们才能在大都市落脚，那些希求恬静生活的人们也可以在中小城市安居。规模的确重要，自由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