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学在我国的兴起
第三节 创造学在我国的兴起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宋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的全部属于中国人。”[10]这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他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说的一段话。他在这本书中，用翔实的材料证明，中国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内，仅科学技术上领先于世界的发现与发明就有一百多项。这说明，在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内，我们曾有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不愧为“发明的国度”。但是，到了后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教育，“崇古敬贤”的传统观念，“中庸之道”的道德规范等，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思想，使得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了。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大力倡导过创造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11]。但是，他的倡导终未施行，传统的教育思想仍然禁锢着学校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的时间内，教育上执行的是“左”的路线，当然不可能提出创造教育，这就使得我国在创造力的开发上，与发达国家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我国创造学的研究始于1979年，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许立言同志把它引进到我国的。令人高兴的是，近十年来，创造学研究和发明创造活动，在我国已获得迅速的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颁布了多种发明奖励制度，大力鼓励发明创造。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许多不同层次的奖励。
1986年5月，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授奖项目共1761项。其中，仅民用项目部分就创造经济效益累计达1108亿元。在这批获奖项目中，年经济效益1000万元以上的就有244项。
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授奖项目125项，展示出了自1957年以来，在自然科学基础领域研究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表明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是在大力发展应用科学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1987年7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星火奖，奖励为促进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经济发展，推动农村科技进步，振兴地方经济及实施“星火计划”作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各种奖励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大大推动了全国的科技发明创造活动，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自2000年起，国家颁布了最高科技奖，每项奖金500万元，每年评选一次。迄今，已评选了七届，共有12人获得奖励，获奖的学科涉及数学、物理、化学、航天、气象、农业等12个领域。
(2)在企业中，大力开展以提合理化建议为中心的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调动了广大工人、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据上海的统计，1985年该市共有3931个企业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共有55万职工参加，提出合理化建议32.8万条，完成技术革新项目1.7万个，其中有497个项目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有128个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些合理化建议活动实施的结果，共为国家创利5.05亿元人民币。
(3)群众性的发明活动迅速开展，涌现了大批的发明成果。群众性的发明活动普遍开展起来了。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军营，从科学家到中小学生，不断传出发明创造的捷报。通过这些创造活动，强化了人们的创造意识。涌现出的大批发明成果，有的获得了国际发明奖，有的打入了国外科技市场。同时，也成长起来了一批发明家，如军营爱迪生曹建国、毛发再生发明大王赵章光、青年发明家徐国强等。
(4)创造教育逐步开展起来了。在很多中小学中，开展了创造性教学的试点、科技小发明活动、各种类型的智力竞赛活动，所有这些都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从事中小学教育研究的研究者，在少儿的创造性思维训练、智力测验、超常智力教育等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工作。在少数大学里，开设了“创造思维”或“创造技法”的选修课。一些教育科学研究单位在创造力和创造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也开始起步。在创造教育方面的情况是，中小学走在大学的前面，基层走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前面，在大学里是学生走在教师的前面。认清这种形势，便于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推动创造教育的开展。
(5)建立创造学的组织机构，加强对创造学研究和创造活动的领导。国家已建立了专利局，一方面保护发明成果，另一方面又要按照专利法充分利用和开发专利。经国务院批准，于1985年10月成立了中国发明协会，它组织和联络全国的发明活动，同时也加强同国外的发明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交流。目前，中国发明协会已举办了几届全国发明展览会，推动了群众性发明活动，促进了发明成果的应用。同时，中国创造学学会也已经成立，它将成为全国研究创造学的学术团体，加强学术交流，推动创造学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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