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课改需要态度，更需要智慧

对待课改需要态度，更需要智慧

二、对待课改需要态度，更需要智慧

有人说，中国教育基础扎实，在美华人科学家如何如何，云云。

也有人批评中国教育基础扎实后劲不足，赢在起点输在终点。我们姑且不论“诺奖”如何，1949年以后在我们自己的教育系统中成长起来的大师有多少？直至新近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国家最高领导人亲授的两位大师，垂垂老矣，实在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这么多年教育的高明之处。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变得越来越快，在这变化的世界中越来越明确的一条经验是，既往的知识积累越多越好——姑且不论是否“死读书”——变得越来越无效。另一方面，1978年“拨乱反正”从恢复高考制度开始，拨了“文革”的“乱”，“反”了“十七年”的“正”，这条道走了33年，越走越窄，越来越远离教育的最初命意，越来越脱离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其中的每一个人——学生、家长、教育者都越走越疲惫，却又无可奈何。今天的教育已不是把学生当不当“敌人“的问题，而是当不当人的问题了。这样的教育谁还愿意继续下去？这样的教育如何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我们不能提倡一面批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一面指责建构理论就是脱离中国国情。检验改革的标准究竟是理论还是实践？中国的事情从来就不是在“本本”上完成的，也从来没有一个超验的“本本”穷尽所有的实践，否则这个世界只会留下理论家了。课改不能没有价值的引领、不能没有理论的指导，但课改也绝不可能循着一套理论按图索骥即可大功告成，课改需要在实践中创新，在实践中完善。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这使得它的“质量”很大，转动它难，停止更难。因此，在这样的文化里，做事难，改革更难。对于改革，如果众人都以推倒之为乐事，那不要说课程改革，所有的改革都会完蛋。但是，课改完了我们会好吗？连课改都完了，还能指望什么会成功？还有什么是可以希望的呢？

正因为如此，尽管今天的新课改步履维艰，但一定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