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农民权益保障的现状分析

一、宁波农民权益保障的现状分析

（一）对农民权益的基本认知

农民对自身权益的认知往往反映的是社会进步的程度和对社会公正性理解的程度，更具体地说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的是农民自我认识层次和水平，包括身份认识、地位认识、利益认识，以及权益拥有的意志和选择。

经抽样问卷调查，大约只有13.45%的农民对自身应受保护的权益的了解程度是“非常清楚”，绝大多数为“知道一些”，约占69.3%，另有17.25%的农民表示“一点也不清楚”，由此结果看，农民对自身权益的了解程度远远不够。具体到对农民应该享受哪些权益的认识，从调查情况看，农民较为普遍认同的权益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对于“诉讼权”、“生态权益”以及“市场经营权”，农民的认可度并不是很高。在所有应享受的权益中，农民认为最重要的三项权益依次为土地权益、医疗卫生权、选举权。

关于农民权益遭忽视和损害的情况，在调研中显示，农民认为较严重的依次为“村务知情权”（42%）、“参与民主决策权”（32.5%）、“土地权益”（30%）、“医疗卫生权”、“生态权益”、“消费者权益”，等等。那么，在权益受损的情况下，农民是否清楚应该由谁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调查表明，农民更期待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为自己做主。

与以上结果互为印证的是农村基层干部的访谈调查，所作的选择大致相仿，最明显的不同可能在权益认可的直接性和迫切性上。

结语：宁波农民对权益的基本认知可谓喜忧参半，喜者是有了一定的权益意识和维权意识，忧者是农民的权益意识和维权意识还显得过于单薄和怯懦。为了对宁波农民的权益认知有更清晰的了解，课题组还就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的农民进行了权益认知的差异性分析，分析结果为：（1）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对自身权益的了解程度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递增，农民对权益了解的清晰程度呈递减趋势，尤其在老年农民身上表现突出。（2）不同文化程度与农民对权益认知的程度有着极为密切的相关性，随着文化程度的递增，农民对权益的认知度和关注度也递增。（3）农民对权益的认知还决定于不同的职业，其中，从事农村管理者工作的，对权益的“认知清楚率”最大，职业性质与特点成为重要因素。

（二）农民经济权益保障状况

1.生产经营权益

从抽样调查的全部样本来看，鄞州、慈溪、宁海三地农民的户均年收入没有太大的差别，显然，宁波农村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已较为均衡。但其中农民纯农收入的比重呈逐渐缩小趋势。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对农民困扰较大的，一是假冒伪劣农业生产资料终难禁绝。然而，在不法商人的侵害下，仅有18%的农民选择追偿损失，显然维权的意识和维权的行为都显单薄乏力。二是50%以上的农民曾被农产品销售搞得焦头烂额，或者做亏本买卖，或者让农产品积压手中，或者承担拖欠贷款的信用风险。只有约11%的农民与企业签订了农产品销售合同，但是，在销售合同签订以后，只有不到一半的企业能够履行合同（44%），而当企业不能履行合同时，大部分农民选择了找企业或找政府相关部门，少数农民选择不了了之。三是贷款困难，大约有18%的农民表示在农业生产中需要贷款，但贷款门槛高、手续繁多等成为制约因素。

有64%的受访者表示在居住所在地设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但农民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认可度和参与欲望并不高，参加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占比不到一半。不过，在已经参加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农民中，绝大部分认为通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使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

2.土地权益

调查中，有18.4%的农民租赁别人土地，租赁用途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有30.4%的农民出租过土地，用途同上。出租土地者要多于租赁者，主要原因是家中劳动力不足。44.1%的受访者家庭土地被征用过，但有超过六成的人表示并不愿意土地被征用。土地征用中，与各地情形相似的是征地补偿的合理性通常会成为焦点，宁波农村也不例外。显然实际征地价格与村民的预期价格存在较大的差距。

集体土地被征用仍是较为普遍的情形，近半数被访者认同征用的合理性，但对集体土地被征用过程中的不合理之处，仅有30.7%的人反映过意见，且只有16.3%的人认为反映的意见有效果。绝大多数被访者表示不了解相关土地政策。

3.消费权益

多渠道和便捷性成为宁波农村消费的特点，其中，快速消费品（食品、水果、服装、日用百货等）习惯于在离家较近的集市购买，包括各种小超市，而耐用消费品（数码产品、家具、家电、通信产品等），其购物场所的选择依次为“专业店”（57%）、“购物中心”（16%）、“大型超市”（13%）、“乡镇百货”（6%）等。说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对于耐用商品的购买更看重的是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总体而言，农民对消费质量满意度较高，当然，对商品价格的敏感性也高于城镇居民，物美价廉还是根本追求。

结语：抽样调查所反映出农民经济权益保障中的不足，也在我们所进行的农村基层干部访谈调研中得到相似的反馈：征地补偿太低、贷款困难、农产品销售困难、农业生产资料的假冒伪劣。归纳而言有如下感受：（1）单纯的农业生产经营受城市化影响已日渐缩小，无论是在经营活动中的比重还是在经营收益中的比重均在下降，但同时，在农业经营的各个环节都有农民权益受侵害的情形发生，可见农业的弱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2）当经济权益遭侵害时，宁波农民的维权意愿比较强烈，但维权途径单一，结果不尽如人意，原因可能在于：农民法律意识和运用法律维权的能力都较弱，对政治权利的依赖性要远远大于对法律权利的依赖性，加之单兵作战，难以形成合力，如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参与和效能发挥上都未能达到期望值。（3）土地问题关注度高，首先是因为宁波农村土地被征用的情形较普遍，农民对土地征用的补偿和用途关注度也就高，加上农民对相关土地政策的缺乏了解，往往导致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不畅和缺乏互信。其次是在大量农民“洗脚上田”的过程中，如何在租赁和出租的变迁中发挥土地的效益？集约化经营也许是必然趋势。

（三）农民政治权益保障状况

目前我国农村农民政治权益的实现，从实践看，集中体现在村民自治权，因此课题组对该问题的调研，主要针对农民在村民自治中参与村组织活动的情况及权益实现情况。

有82%的被访者表示村干部是通过民主选举，可见民主选举制度已经被绝大部分农民所认同并实践着。但在选举是否公平上，抽样调查却有近半数的村民表示选举不够公平，存在着拉票、买票的现象；同样，访谈调查中也有近25%的基层干部谈到了选举中出现给村民发钱发物的情形。同时，只有27.99%的受访者表示乐意并能参与村集体的事务管理和决策，而有69.3%的受访者表示对村里的管理与决策不满意。

村务知情权是行使民主监督权的重要前提，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对村财务状况的知情。抽样调查中，仅有15.79%的被访者表示了解村中的财务状况。通过对被访者进行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从年龄看，60岁以上人群中对村财务状况的了解的占比超过青壮年，显然60岁以上的老人平时生活在村中的时间较久或是不常外出，而青壮年村民长期在外，无暇了解村中财务状况；从学历看，学历较高者对村中财务状况的了解的比例最高，而文盲的了解比例最低，文化层次影响到对财务了解的能力；从职业看，“管理者”所掌握的财务信息较多也较准确，而务工经商职业的人群，在地域上远离村庄环境，对财务状况的了解比例最低。

结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权益已逐渐被农民认识和关注，尤对基层民主选举这种直接选举村官的方式和权利给予了普遍认同。但在实践过程中，农民在基层民主的各项权益的实现并不顺利，形式与内涵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使村民在村民自治中的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有虚设之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乡村人口的流动性和日趋非农化，以及留守乡村的农民在文化素质方面的欠缺，也给乡村民主的推进和农民政治权益的实现带来难题。

（四）农民社会权益保障状况

农民社会权益的实现程度，往往是衡量城乡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课题组就医疗、养老、教育、文化生活、环境等方面进行调研。

———宁波在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上力度较大，尤其是政府的筹资力度较大，公共财政担当了主要角色，使参保农民逐年增加，受益面较广。那么，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上效果如何？有近60%的调查对象表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所缓解，但也有26.51%的被访者表示参加医保前后变化不大。访谈调研的结果相似，但认为农民一旦得大病还是看不起。对于农村医疗服务的硬件和软件，近70%的被访者对其所在地的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设施及医疗水平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尤其对村级卫生服务站建设表示满意，如鄞州区正在打造的行政村“15分钟医疗圈”，不仅强调便捷，还强调高标准建设。

———为解决农民在养老上经济力不从心的后顾之忧，宁波在建设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上比较重视，推广力度也比较大，调查显示，养老保险在宁波农村已被农民广泛接受。养老服务也是近年来农民较为关注的问题，而悄然兴起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正逐渐被农民接受，访谈调研的数据表明，约55%的被访者认为农民最期待的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

———宁波农村的基础教育即义务教育多年来一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面，绝大部分受访者（81.2%）认为所在地的农村义务教育制度落实得很好。但对于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受访者中有超过50%的人认为与城镇中小学相比显得“略差”，原因依次为：资源分配不均，教育经费太少；师资力量薄弱，教师工资太低；地域差异带来的重视程度的不同。

———50.5%的受访者认为农民对文化生活有较强的需求，并对近年来农村文化生活的丰富表示嘉许，但仍有30%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其所在地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和单调，主要原因在于：基础文化设施的资金投入较为欠缺，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和村委会）；缺乏较为专业的文化工作者，组织工作不得力；乡村传统文化习俗的根深蒂固。

———宁波农村生态环境随经济发展而面临严峻考验，虽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当地环境近年来有所改善，不过，在访谈调研中受访者给出的回答却不容乐观，存在的问题依次为：各类污染源难以杜绝，尤其是部分企业排污得不到彻底治理；外来人口增多，生活污染管理难度大；乡村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俗也不利于环境改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强。

结语：宁波农民社会权益保障方面有许多亮点，令人欣慰。农民的满意度较高，表明宁波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与民生保障事业的发展。但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以下情形值得注意：第一，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宁波市的发展特色中，均衡普惠的实力和实践都比较突出，但在大的均衡之下尚存在局部的不均衡，从三地的比较来看，无论是村卫生站的设置、配置、服务质量，还是乡村生态环境的改善，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对公共服务的投入越大，反之，投入就小。第二，即使在发达区域的宁波，依然有群体间的不均衡；即使宁波农村的发展有目共睹，依然有群体内的不均衡。如同任何群体内都有弱势，农民群体内的弱势更值得关注。

（五）外出务工者权益状况

由宁波的经济结构、经济模式所决定，农民外出务工极为普遍，他们的权益保障情况怎样？课题组虽未能就此专门对农民工进行调研，但也能在本次抽样调研中略见一斑。

调查中，多数家庭都至少有1人在外务工。有50%的人每年外出务工天数超过310天。从劳动强度来看，有50%的外出务工者平均每天劳动时间大于8小时。总之，外出务工者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很少。

调查数据显示，外出劳动力在打工地的待遇，总体尚可，多项保障制度得到一定程度落实，而外出务工者最关心的工资保障问题，被调查者也大多表示了对政府的信任，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严格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使拖欠工资的问题有相当程度的缓解。但仍有28.85%的外出务工人员遇到过拖欠工资的情况。

关于子女教育，有35%的外出务工人员选择让子女在父母打工地上学，同时，在外上学问题基本能得到较满意的解决，而且，其中的75%能够接受正规学校的教育。至于子女的就学费用，其中的55.56%认为费用水平与城市孩子大体相同，差异不大，也可以接受，有26%的认为所花费用要高于城市孩子，甚至要高于城市孩子两倍以上（14.81%），为此颇觉不公。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孩子在外地上学认为最重要的是“教学质量”，可见，对教育自身的关注已越来越摆到重要位置。

从务工培训情况来看，在鄞州、慈溪、宁海三地的外出务工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员没有经过任何专业培训，仅有一半不到的外出务工者接受过培训。

结语：农民工权益问题伴随着农民工的出现而出现，人称舆论上的高关注度和实践中的被边缘化，可见其权益实现之难。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农民工的一些基本权益逐渐得到落实。但在欣慰之余，仍感觉该话题的沉重，因为尚有许多基本权益未能完全实现，如劳动强度问题、工资拖欠问题、在城市生存的公平待遇问题，等等。同时，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在对权益的认识、理解上有了更高的追求，这不仅意味着令人欣慰的进步，更意味着保护农民工权益问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