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
恩格斯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最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21)恩格斯这里讲的现代社会主义，当然包括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极其准确简明地概括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两个来源：社会历史根源与思想来源，为我们正确把握空想社会主义提供了原则。
如果把保守主义对理性时代与法国革命的批判称为封建主义的后卫战的话，那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则可称为一场新的社会革命的前锋战。它是革命的，它没有什么过去的黄金时代要去怀念，它不需要从社会状态的旧体系中吸取灵感，它的目标是超越资本主义。19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再像先前几个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徘徊于社会思想的主流之外，好似孤独的前行者，它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
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一场反对资本主义某些具体罪恶的反抗运动而开始的。政治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变阶级压迫的事实，不过是用新的压迫代替了旧的压迫，经济不平等给予资本家的力量，在工人看来往往超过了中古时期的束缚。工人过去所享有的经济保障比起他经常面临的失业威胁还要好一些，尽管以前他没有人身的自由，在法律上也没有平等的地位。极度失望的现实令人们明了：社会革命已经半途而废，从而唤醒人们要将革命推进至应有的结局，平等不能只是形式上的，而应是事实上的。
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之一是工人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当时的工人来说就意味着贫困、失业的增长。漫长的工作时间、危险、不卫生的工作条件和压制性的监督等情况普遍存在。早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就是旨在取消产业制度的这些祸害。工人运动逐渐走上独立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有组织性和政治性。根据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个别现象和个别资本家的斗争经验，产生了一个反对整个制度的理论。逐渐地工人阶级运动就感染上了社会主义目的。
但是，当时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间的对立，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刚开始形成，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22)
另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正是18世纪启蒙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启蒙运动以全人类名义进行的自由、平等、公正、进步和理性的教化，产生了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它不可能阻止革命热情的贯彻发展，转而反对新的社会秩序，如果按照启蒙学者此前所许下的诺言来看，这个新秩序也是令人极度失望的。启蒙运动所建立的对人类社会的批判态度，成为人类思想的永恒特征。人们开始以理性的目光观察按照启蒙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和经济制度，其结果是发现它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致力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它从这种基于理性与自由主义哲学的运动获得其鼓舞的源泉。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又超越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关注的焦点不是个人，不是自由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组织，特别是改革社会经济的现状；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致力于建立的是一个基于合作而非基于竞争和冲突的社会新秩序，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强调建立新型的产品分配制度。所有这些思想在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9）、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和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这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此外，为19世纪上半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作出贡献的，还包括法国的卡贝（Etienne Cabet，1788—1856）、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德国的赫斯（Moses Hess，1812—1875）和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1808—1871）等。
空想社会主义与启蒙思想一样，都是从抽象的人性、理性与正义的观念出发，从中引出社会改革的内容、目标与标准。圣西门说：“我们这里介绍以生理学观察为基础的人类科学。这门科学是我用来建立道德体系的原则。”(23)欧文的人性理论直接来源于爱尔维修的感觉主义与边沁的功利主义。他认为自然赋予每个人的生理品质与心理品质大致相同，人人都有维持生命、享受生活和繁殖生命的自然欲望；人人都有意识观念的能力。这些是人的自然本质，人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人生来就具有谋求幸福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他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因，是终身都有的；用一般人的话来说，这便是人的利己心。”(24)但他又依感觉主义原则，认为“环境对于人的本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5)。傅立叶不同意欧文的关于人性无限的可塑性的观点，但他同样将其体系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认为“情欲的天性在一切人民中间，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始终不变的”(26)，社会组织必须适应人性的不变要求。与理性时代遗产的这些联系得到了加强，就在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身份是抽象人道和正义的提倡者而非新社会中的任何特定阶级的辩护者。正如恩格斯所说，对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27)。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因而注定是乌托邦的而非科学的。
应该注意到，在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存在一种企图超越理性时代视野的倾向。这一趋势在圣西门那里甚为明显。以后，探究真正新的社会观的热情有增无减，例如，普鲁东试图创制一种社会哲学，依据一种与黑格尔三段式辩证法不同的正反题的辩证法。赫斯则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借用某些概念，如异化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这表明，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未完全停留在启蒙时代的遗产上，而在认真地尝试超越它，并且已有人开始用历史的观念来反对不变的人性观念。
空想社会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之一是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尖锐和全面的批判。恩格斯称赞傅立叶：“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的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28)傅立叶断言，在文明制度结构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对立的，“文明制度结构是个人反对大众的普遍战争”(29)。例如：“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要求发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缝和鞋匠希望人们用容易褪色的料子做衣服和用坏皮子做鞋子……在文明制度的体系中，每一个人都这样处在蓄意与群众斗争的状态中——这是反协作制经营方式与颠倒世界的必然结果。”(30)傅立叶对文明制度下的爱情婚姻关系的批判也十分辛辣诙谐。他说夫妇关系不是出于感情，而是出于金钱利害关系，夫妇关系成了一种合法的持续卖淫关系，“正像在文法中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交易中也是两个卖淫构成一桩德行”(31)。傅立叶正确地指出，侮辱女性是文明的本质特征。他认为妇女地位的变化是历史进步的标志，“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对这一光辉思想，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
欧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触及这一制度的经济基础——私有制上，故其批判更见深刻。他断然认为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32)。私有制制造竞争和敌视、嫉妒和不和、奢侈和贫困、专横和奴役；私有制使人成为拜金狂，总之，“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它在理论上既不合乎正义，在实践上又同样不合乎理性(33)。
空想社会主义者真诚地同情劳动者的处境，他们的批判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不过这种批判很大程度上诉诸道德义愤。恩格斯指出：“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34)
在批判社会现状时，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断以他们的理想社会与之作对比。这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人的各种自然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协作，自由平等的个人的联合取代了强制与竞争，合作组织基于自愿参与的原则。
为了实现这些理想，空想社会主义者精心设计了许多方案并身体力行，致力于社会性的实验。欧文多次尝试创办财产公有、权利平等的示范公社；圣西门则相信社会整个地逐渐转变成以协作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是可能的。有的不顾现存的政治制度，力图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计划；有的则想通过渐进的民主化过程建立没有私有制的社会。有的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目标，而另一些人，如普鲁东，他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没有政治权力，建立在以互利关系为基础的小型合作社的协作之上。有的认为，由于工业文明带来的技术上的各种成就，新的社会秩序是不难实现的；而另一些人则钟情于田园式的小的公社的乌托邦，没有产业和都市的制度。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纲领中有一些共同点：这是一个重新加以组织的社会，消灭了一切等级的依附和并非基于美德而获得的显贵地位，消灭了一切驱使人对人全面战争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成功都是以牺牲他人而非共同的受益结果为代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般不相信任何自发的社会秩序；相反，他们相信，精心规划的组织工作对于创造使社会合作可能的条件是必不可少的。有些作者甚至设计了详尽无遗的监察，以反对任何反社会的离心倾向。所有这些设想和方案不乏天才的成分，但总的说来，是从头脑中发明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的(35)。
关于圣西门的社会思想需要专辟一节。他对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都产生过强有力的影响。他的著作代表了从社会问题的研究向一种新的社会理论问题研究转变的范例，包含了许多新的社会学思想的萌芽。圣西门力图解释与新的工业社会有关的各类事实。“工业社会”这一概念就是圣西门首先提出来的。
跟许多同代人一样，圣西门认为欧洲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危机本质上是由一个封建的尚武社会向一个工业与科学的社会的转变所造成的。克服这场危机需要采用与现有的政治学说和政策根本不同的理论及措施。一切思想的认同、集体的行动及协作都消失了，社会成为一个彼此竞争的孤立个体的单纯聚合体。法国革命在历史中有其地位，但它并未解决危机，它的作用只是破坏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的根本重建必不可少，而这一目标有可能通过意识的转变得以实现。圣西门把实证科学视为据以革新社会的基础。
圣西门相信社会的状态取决于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何种观念，不同类型的思考都有相应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神学的时代及玄学的时代之后是实证的时代，科学观念在这一时代居于支配地位，并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但只有在科学成为系统的知识时它才能发挥上述作用。圣西门力图采用可以解释一切事实并能将一切事实归于一个基本规律之下的独一无二的原理使科学系统化。他声称牛顿的万有引力规律就是这样的原理，他说重新组织我们知识体系的方法只有一条，那就是以万有引力思想为根据。
圣西门把创建社会科学视为改造科学的一个基本要素。在他看来，他的时代的社会问题没能很好地解决，如果不把实证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问题，科学的体系是不完全的。
圣西门提出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个名称清楚地表明，他执意要以自然科学为典范，以物理学和有机体的物理学即生理学为典范。他视社会为一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结构与发展服从各种恒定的规律，人们可以发现这些规律，据以在实践中预测社会现象，并自觉地指导其发展路径。圣西门提出了“社会物理学”及“社会生理学”，但他并未滥用生物有机体的类比，也无意将社会事实归结为生物事实或物理事实。他视社会为一有机体，仅仅意味着采纳这样一个观点：社会是一个整体，只要社会机体处在健康状态，其各部分之间就存在着专门化的关系。此外，社会的科学对他来说首先是历史的科学，因此当他从事历史的研究时，他就不再提及物理学和生理学。
圣西门思想中最有趣的概念是“工业社会”的概念。工业社会是以生产为中心的，整个社会都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实业（与工业是一个词）包括了所有服务于各类集体需要的设施和制度，因此不仅是指物质产品的生产，而且就它们对公众是有益的而言，也指科学和艺术。而“有益物品的生产者是社会上唯一有用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引导社会的发展”(36)。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的意义决定了实业家阶级是最重要的；实业家阶级可以没有其他阶级，但其他阶级却离不开实业家阶级。他的时代的社会缺陷就在于实业的发展尚不充分，而实业家仍然屈居于非生产的游手好闲阶级之下，“在各行各业中，都是由一些没有才能的人去治理有才能的人”(37)。圣西门将基本的社会对立按其实业中心论的原则规定为生产者与寄生的游手好闲者的对立。一极是生产的组织者、工人、科学家、艺术家、工厂主、银行家等，另一极他列举了贵族、主教、法官以及资产阶级中不从事生产专靠租息为生者。圣西门对后者深恶痛绝，视其为社会的累赘。这里蕴涵了一个重要思想：以经济、文化的生产性活动形成的实业社会（市民社会）是第一位的，是基础，国家是第二位的；圣西门时常走得更远，甚至认为国家行政机关（非生产性的）对于工业主义过程所引起的生产需要以及对生产者阶级来说，也是寄生的和有害的。
圣西门不仅认为生产者阶级与非生产者阶级的斗争发生于当代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而且还视这种斗争为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全部欧洲历史发展的枢轴。他强调这一发展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实业家的社会重要性的日趋加强。为了解释这种斗争的起源，他求助于当时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即：法兰克武士对高卢国家的征服，至19世纪实业制度的最终胜利标志着这一历史的终结。圣西门称只有两种互相区别的社会组织制度：封建的或黩武的制度和实业制度；在精神领域相应的是信仰的体系与科学证据的体系。文明人类的全部历史必然地划分为这两大社会制度，实业制度的最后成形宣告了一个“新世纪”的到来。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实业制度与黩武制度的对立格外重要，因其涉及两种社会组织的不同的社会纽带关系，其最深刻的区别是一个基于暴力，而另一个基于契约与自愿的合作。在旧制度内，人民臣属于其统治者，在实业制度内人们与其管理者结合在一起；军队的长官对人发号施令，而实业首领只是给人以引导；工业社会的成员是伙伴而不是臣民，从普通劳动者到最富有的工厂主和最有教养的工程师都是真正的合作者与伙伴。在圣西门看来，工业社会完全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关系的组织，他常常称它为联合体，以与封建的社团相对立。联合体中不同社会成员的结合，基于主要为了生产性目的的合作自由，自由生产的原则产生道德上的一致与共识，工业组织按其性质来说是功能的和独立的。社会将成为一个以生产货物为中心的有组织的大工场，对人的政治统治将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政治则成为关于生产的科学，或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管理社会利益的责任必将落在实业家们的身上，工业社会的管理部门将不再集中于国家，而是集中于市民社会。很显然，这里谈的社会理论是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的理论。恩格斯说得很对，“在圣西门那里，除了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38)。
圣西门心目中的工业社会虽然是一个合作体系，但他否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市场作用可以使经常发生冲突的不同利益协调而形成社会一致从而导致道德一致的观点。随着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社会调节机制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传统的权威模式及其维系的价值观念，已在个体权利高于整体权利的信念占上风的情况下崩溃，不再能赋予政治结构以合法性，从而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道德真空。而纯经济力量的自由运行绝不会产生社会团结。圣西门相信工业社会仍需要有一个有力的价值中心，这就是他在其最后著作中所描述的“新基督教”。它不同于传统基督教，其目标不是天国而是世间的幸福，它反对利己主义哲学，通过一批新式的传教士，即一批同人民休戚相关利害与共的艺术家、科学家和实业家而发挥作用。这并不表明他放弃了实证科学的信念，但两者之间的确呈现出一种不相协调的紧张关系，我们在后来的孔德与涂尔干那里将一再发现这种不协调的紧张。
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向思想家们提出了新问题，激发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空想社会主义者中不乏富有创见的思想家，他们对其时代的社会知识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圣西门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的实证社会科学的纲领具有深远的影响。分析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思想，不难发现许多新颖的观念，实已走在其时代的前面。第一，他们留下大量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情况的文献，特别是有关在工业革命下工人阶级处境的材料；第二，通过详尽讨论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与冲突，他们第一次将社会问题系统化了；第三，他们对诸如联合体、共同体等概念作了深入的分析，这些概念成为19世纪社会思想的一些重要概念；第四，他们的著作有助于研究者将其兴趣由政治法律问题转向社会经济问题；第五，他们描绘了一幅无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他们的社会主义虽然是空想的，但其本身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这在那些视资本主义为自然的制度的人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正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伟大之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由衷地以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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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iddens: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2, p.46.
(2) 《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7页。
(3) 柏克：《法国革命论》（此书更流行的译名为《法国革命感想录》），第9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98年。
(4) 同上书，第43—44页。
(5) 塞西尔：《保守主义》，第25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6年。
(6) Jerzy Szacki: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p.95.
(7) 塞西尔：《保守主义》，第100页。
(8) 参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82—83页。
(9) 转引自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30—31页。
(10) 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31页。
(11) 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第190页。
(12) 转引自《保守主义》，第37—38页。
(13) 同上书，第73页。
(14) Nisbet: Conservatism, from Raymond Boudon, Mohamed Cherkaoui, Jeffrey Alexander(e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Socioloy: The European Tra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7, p.281.
(15) 斯图亚特·穆勒：《论自由》，第10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
(16) 同上书，第4页。
(17) 同上。
(18) 参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04—20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4页。
(20) Jerzy Szacki: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p.103.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
(23) 《圣西门选集》上卷，第134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年。
(24) 《欧文选集》上卷，第60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65年。
(25) 同上书，下卷，第83页。
(26) 《傅立叶选集》第1卷，第105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64年。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6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
(29) 《傅立叶选集》第3卷，第223页。
(30) 同上书，第58页。
(31)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9页。
(32) 《欧文选集》下卷，第13页。
(33) 《欧文选集》下卷，第14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35) 同上书，第425页。
(36) 《圣西门选集》上卷，第210页。
(37) 同上书，第23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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