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工人运动与蒲鲁东的消极影响

国际工人运动与蒲鲁东的消极影响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旨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为建立一个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做准备。尽管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和蒲鲁东在理论上的分歧，但还是希望将他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1846年5月5日，马克思给蒲鲁东写信，邀请他担任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蒲鲁东于5月17日从里昂回信，提出原则问题上的不同主张。马克思希望借助通讯来克服工人运动在观念上的混乱状况，建立一种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蒲鲁东则号称他“公开信奉经济学上的绝对反教条主义”，要求马克思“接受并鼓励任何抗议”，并且比喻暗示，要马克思不要成为马丁·路德的重蹈覆辙者，不要“强使人民信奉共产主义”。马克思在信中明确要求在条件成熟时，以革命的行动来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蒲鲁东认为这样的行动是“乱动”，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他主张用“文火”“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蒲鲁东在信中还对格律恩百般辩护。他明确告诉马克思，自己正在构建“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而且即将出版《贫困的哲学》，并且提议就此在理论上进行论战。马克思和蒲鲁东间的个人隔阂，大约是在后者婉言拒绝作为德国共产主义者在法国的通讯员时开始的，马克思当时还未彻底地了解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因而将它与共产主义混淆在一起。在蒲鲁东方面，他的拒绝是出自他的信仰，觉得他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毫无相同之处。在马克思请他充当通信人的同一封信中，对格律恩猛烈抨击，要蒲鲁东提防这个寄生虫。蒲鲁东在复函中除恳求马克思同情格律恩经济困难的处境外，并在充当法国通讯员一事上指出他反对以革命作为社会改造的手段，但却主张经过政治经济学将财产论用来反对私有制，以便达到用自由与平等来代替德国社会主义者所谓的共产社会。蒲鲁东等于在他的复信中，经由他的反对革命的斗争方法和共产主义的态度，暗示地拒绝了担任通讯员的建议。

1846年10月，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出版，次年格律恩迅即将它翻译成德文，在工人运动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3日左右在恩格斯的信中知道了蒲鲁东在1846年10月15日出版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但当时并未得到此书，而是在同年12月中下旬得到，并用两天的时间浏览了一遍，在12月28日给安年科夫的信中对该书作了第一次详尽的批判，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它整个来说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36)在信中对蒲鲁东的思想作了评论，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成为《哲学的贫困》的思想阐述的最初形式。

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有名的“财产就是盗窃”的惊人论点，在他的《贫困的哲学》中，他将“财产就是盗窃”的口号补充为“财产就是盗窃，财产就是自由”，而认为这个对句并列在一起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在他看来，财产是种最伟大的革命力量，具有反抗权力的巨大能力；而私有财产则是这项力量的基础，造成了在国家绝对权力与有产者绝对权力之间的冲突。蒲鲁东所设想的社会，以现实的基础替代了发明，将分工变换成一个科学工具，阻止人变成机器的奴隶，能预测危机，使竞争有利可图，并将垄断变换成对大众福利的一项保证。这种在经济上的利益，又是与生活在该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平等息息相关；因为经由资本流通的往返，从而保障了人们在政治上，工业上的平等；经由一个庞大的大众教育系统，提高了人的职能和才干；最后，经由司法、繁荣和美德而恢复人的意识并保证在世代间的和谐和平衡。总而言之，这种建立在一个有组织的结构和交换可能性的基础上的蒲鲁东社会是长远的。它保证了一切，但却对任何人都不作担保的承诺。蒲鲁东旨在用以解决他所看到的经济矛盾的体系，并因由此种矛盾所造成的贫困。他不满意当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认为是一种制造贫困的哲学。毫无疑问，这一思想体系给工人的思想造成极大的混乱，也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蒲鲁东的经济学理论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理论坐标，这与蒲鲁东思想的特点有关，他想用哲学的观点为经济学提供一个内在的理论结构；他不满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所做出的实证性的解读，想透过纷繁的经济现象，发现现象之后的本质。这样一种诉求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变革的因素和可能。企图将黑格尔与李嘉图的思想结合起来，给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当时只有蒲鲁东。但是由于他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特别是由于其非科学的历史观，蒲鲁东不可能完成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更不可能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的贫困》出版之后，蒲鲁东认为“实际上，马克思怨恨我的观点处处与他相一致，而我却先于他提出来了”；“马克思实则是忌妒”，这种自嘲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辩解。

恩格斯在1847年1月15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你用法文写东西驳斥蒲鲁东，这很好。但愿在这封信到达的时候，这本小册子想必已经完成。”(37)由此可以看出，1847年1月，马克思已经开始用法文写这部著作了。也许是由于马克思认为批判对象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是用法文写的，包括这本书在内的蒲鲁东的著作，给当时的法国思想和政治运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因而对此需要进行彻底批判。还有一个理由，也许是马克思的诞生地莱茵普鲁士的特利尔，同比利时和法国毗邻，有时还是法国领土，因而受法国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很深。也就是说，也许是由于法语是马克思的第二个祖国语言。马克思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附加了这样的话：“又及：您或许会问我，我写信给您为什么不用流利的德文，而用蹩脚的法文？这是因为我所涉及的是一个法国作者”，这样，“蒲鲁东可以自己来答复这篇批评。”(38)

对《哲学的贫困》进行研究促使我们去考察构成马克思理论创作活动的一切组成部分，包括他的摘录笔记、供研究使用的手稿、大量的通信，当然也包括已经发表著作的修改。换言之，蒲鲁东的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理论坐标，马克思于1845年建构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对蒲鲁东的彻底超越，并在随后与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和《贫困的哲学》对马克思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但限于本书的主题，关于马克思对《什么是财产》一书的批判性研究过程就只能忍痛割爱了。